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被黨史家揭開了(圖)

【看中國2013年10月21日訊】13．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人，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聲稱是它領導全國人民抗擊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軍，打敗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而蔣介石國民黨則是「真投降、假抗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但事實真相真的如此嗎？近年來海內外眾多歷史學家以大量的事實和資料告訴世人，這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愚弄，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人的抗戰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

首先，中華民國政府是指揮全國抗戰的司令部，蔣介石先生是指揮全國抗戰的最高統帥。西安事變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中共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了「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與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係，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對於這一點，中共當年也是完全承認的。不但承認，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還曾一再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抗戰。1938年9月29日即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曾致函蔣介石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民無不景仰……敵雖凶頑，終必失敗。」時至1942年7月7日抗戰五週年紀念日，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之後，中共仍然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其次，抗戰的策略是蔣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1937年8月7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定全面抗戰，並制訂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

第三，從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華民國政府擁有1,040萬平方公里疆土，擁有4萬萬人民，擁有陸軍270萬，海軍10萬噸位，空軍600架戰鬥機。而當時的中共逃到陝西時只有2萬人馬，1萬3千條槍，3個縣的人民、資源。在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會戰中，國民黨70萬軍隊與50萬日軍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3個月橫掃中華的夢想。遠在陝北的兩萬紅軍如何能領導120萬人的會戰？

再者，就事實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戰鬥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軍陣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毀機二千四百六十八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自1929至1933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在整個抗戰中，國民黨軍隊共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從而振奮和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念，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再來看中共，前6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東北，而中共卻號召保衛蘇聯、工人罷工等，還要以武裝暴動推翻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後8年：要日蔣火拚，中共則到「敵人後方去」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風，種革命鴉片，偷敵賣國。其所謂游擊戰更是「游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其所謂「擁蔣抗日」則是執行蘇共命令要為保衛蘇維埃而行。日軍在華斃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將領之中，死於與中共作戰的只有三個，其餘都是死於國民政府軍隊手中。中共在抗戰中犧牲的高級將領只有左權、楊靖宇兩人，國民黨方面卻有二百零六人。

最後，從理論上講，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華民族自己的共和國。孫中山說他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是一脈相承的，他在創建中華民國後祭祖的時候說他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所以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承接了中華民族的國統和祖統。從1912年創建民國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對外衛國、對內護國。反觀中共，1920年蘇共派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從建黨那天起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政治上接受蘇聯的領導、經濟上接受蘇聯的援助、軍事上接受蘇聯的武器，並確立了顛覆中華民國、建立無產階級專制政府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目標，這樣一個政黨怎麼能為保衛中華民國而戰？

到底是誰領導全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事實勝於雄辯，數字就是證明。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在所有的時間欺騙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時間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

14．中國共產黨抗日的旗幟始終是最鮮明的、抗日的態度始終是最堅決的、抗日的行動始終是最積極的

2005年8月14日，恰逢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人民日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文中稱，「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抗日的旗幟始終是最鮮明的、抗日的態度始終是最堅決的、抗日的行動始終是最積極的，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了不懈奮鬥。」「中國共產黨-----浴血奮戰於抗戰最前線」，「不愧是中華民族的抗日先鋒隊。」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共關於抗戰的輿論宣傳中，隨時隨處都充斥了這樣的自誇。

那麼，中共在抗戰中的所作所為是否真的如此可歌可泣呢？在題為《中共在衛國戰爭中做了什麼》的演講中，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運用大量史料，對這個問題做了富有說服力的回答。以下就是這篇演講的主要內容。

一、是要日蔣火拚，不是要擁蔣抗日

7.7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當國民黨軍隊的浴血抗戰已經震動全國、震憾世界、特別是山西國民革命軍的抗戰已經打得血肉橫飛之際，已經歸順了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並已經兩次向蔣介石立下了「四項保證」的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想繼續拖延八路軍不上前線，已經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即稱它為「洛川會議」。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就已經「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鵰……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他已經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已經對此明確地證明說：毛要和日寇夾擊國民黨，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因為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9月12日致彭德懷電；9月16日致林彪電；9月21日致彭德懷電；9月25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覆強調了我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歷史的事實是：1937年9月21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對內發出的兩個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變成地上力量，如何繼續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以及怎樣利用抗日這頂大帽子來發展和擴張的，我就不說了……

二、是游擊革命，不是游擊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戰中，毛澤東及其中共，曾將「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吹噓成了他們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抗戰勝利的「法寶」。但是，毛澤東制定的中共抗日游擊戰，只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在中國人民艱難萬分的反侵略戰爭中，乘機為共產黨奪地擴張的一個「法寶」，而絕不是中國人民賴以戰勝日本侵略的一個「法寶」。因為毛澤東就在他的「毛選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認說：「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毛還更承認說，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之前為前蘇聯所命令和指揮的「武裝暴動打的就是運動戰」；他甚至說，「將來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還是要打運動戰」；但是，他卻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游擊戰」。直至強調說：「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

這到底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在1938年11月6日所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打游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就是擴張了共產黨的地盤。第四條：「相持階段……有利於正面整軍」，就是有利於訓練將來打內戰是能打運動戰的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就是在抗日的旗號下能夠最迅速、最有效地發展共產黨革命造反軍隊，為打江山做準備。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就是為發展共產黨和建立、擴張共產黨的農村獨裁政權大大有利。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就是將敵後日寇管不到的廣大地方全部統治在共產黨之下，以便於發動打倒蔣介石的革命運動。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就是在實際上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借國難而進一步分裂中國，將從前公開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隱形的、卻得到了更大發展的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請注意，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就是用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產黨擴張、奪權打天……。顯然，毛澤東所說的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進行革命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淨。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買馬而終於發展壯大，膽子也大了起來時，毛澤東終於敢講出他只准中共軍隊打所謂游擊戰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說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然後他才對中共武裝鬥爭和「中共游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這樣的分析：「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這個敵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國民黨！），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甚至更明白的說道：「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瞭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請注意，1939年，毛澤東就已經對他的「抗日」游擊戰對於奪取共產黨革命勝利、而不是中國人民抗日勝利的特別性質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說明。大家總該明白毛澤東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爭是個什麼東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擊戰的精華戰略「農村包圍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佈敵後、「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卻為什麼在抗戰中，連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縣城都沒有解放過呢？卻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後才發動內戰來「解放」呢？

三、是專打國軍、不是打擊日軍

皖南事變後，周恩來曾矯情地寫下「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及其中共還不敢過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軍甚至還局部地參加了抗日、毛澤東甚至還寫下親筆信歌頌蔣委員長說「先生領導全民族抗戰，凡我國人無不景仰」……對外做足了團結抗戰的宣傳。但是，到了1939年，當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已經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發展到了五十萬人馬時，毛澤東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陰謀，便開始迅速地暴露出來了。中共軍隊終於敢於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游而不擊」了！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然而，毛澤東則反而藉此機會，以「反對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將共產黨一心要乘機擴張的心機暴露無遺。從來沒有上過前線的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稱「國民黨頑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雖然他們今天還在抗日，但是將來他們一定會投降」。毛因此而進一步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第一就是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就是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第三則是毛澤東強調要同時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繼續欺騙輿論。

1940年5月4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說：「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畫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佈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裡，毛澤東還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裡，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

毛澤東的指示信證實了《延安日記》的作者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

大家都知道所謂「皖南事變」，知道周恩來曾矯情地寫下過「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悲憤之詞」，共產黨更將「皖南事變」是國民黨不打外戰專打內戰的陰謀，宣傳得全世界、全人類都知道。然而，皖南事變就是在我剛才講的、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軍絕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向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我臺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終於造成的悲劇。誠如當時的《大公報》所報導的那樣，「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10月4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5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畫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5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臺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別是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然而，共產黨從1920年八月蘇共為他創建的那一天起，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停止過要顛覆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前，它利用國難來分裂中國，顛覆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它就乾脆乘國難來分裂中國和顛覆民國了！這正是它準備奪權打天下的機會所在，它如何能夠放棄呢！

四、是罌粟花香，不是麥棉花香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灣，唱的是「花籃裡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裡，唱遍了我們的中國大陸。然而，幾代中國人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裡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就是鴉片花香！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和中共吹了六年的、為抗日而開展的八路軍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糧食，而是種鴉片！這對我們大陸的幾代中國人來說，乍一聽到，簡直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在今天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成就中，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澤東所寫下的那一篇光輝著作──《為人民服務》裡面所表揚的那位「張思德」，就是「熬鴉片」的，而不是燒碳的！

對此，《延安日記》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挂挂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120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裡花兒香」的創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種鴉片發財、賣鴉片禍民，和「賺鴉片錢來專打國民黨、卻絕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絕唱」！

五、是通敵賣國，不是抗日救國

中共在「9.18」至「7.7」的6年當中，曾鐵定的賣國、裂國事實，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後來大中華民國的八年全面衛國戰爭中，中共除掉和佔領了我們國土的日本軍隊「通商」、「互通有無」和通過日本佔領者向敵佔區的中國人出售鴉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還想告訴大家的是，今年已經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記》一書，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直接通敵賣國。該書作者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其實，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崗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覆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於是，6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發現的秘密……」

六、是繼續製造兩個中國，不是建立抗日根據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蘇聯交給他的武裝叛國任務，就是「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即使是1936年已經失敗逃往到了陝北，喘息剛定，中共居然還召開了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要把前蘇聯在中國製造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堅守下去。1937年後，當中共就像張國燾所講的，終於「在抗日的這一頂大帽子下」獲得了存在之後，毛澤東為他的中共所決策的「抗日」路線，卻是針對著正在抗日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雖然歸順了國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將「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旗號繼續撐持下去，但是，在實際上和在實質上，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是要在抗日的旗號之下，將他們為分裂中國而篡立的蘇維埃國，不僅要繼續保存下去，而且要發展和擴張開來，以為在戰後發動內戰推翻中華民國作準備。這才是全面抗戰開始後，毛澤東及其中共所有陰謀的假抗日謀略、不抗日行徑、甚至是種鴉片和賣國通敵的種種罪行，之所以「一發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這一總方針之下，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終於如願以償了。

1940年3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請注意，連費正清都指責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後的所謂抗日民主政權，就是中共的獨裁政權；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也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毛澤東終於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

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它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據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據地的底牌，終於被他們自己的黨史學家們徹底地揭開了！

但也正因為如此，當年的《大公報》記者才會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乾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是的，在抗戰的首都重慶，挂的是國父孫文的畫像，飄揚的是青天百日滿地紅的國旗，唱的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然而，在延安這個不抗戰、假抗戰的共產黨首都，挂的卻是中共黨父馬克思、列寧的畫像，飄揚的是蘇聯共產黨鐮刀斧頭滿地紅的黨旗，唱的更是「沒有祖國、也不要祖國」的所謂「國際歌」……

也許有人會問我，難道中共真的是一點也沒有抗日嗎？我告訴你，中共曾害羞地說過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然而，我要告訴你的卻是：不對！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因為，他們只是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寇主力22,000人時，林彪才因羞愧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緒，命令襲擊了日寇的一支補給部隊，繳獲了15,000件軍大衣！1986年，我們大陸的歷史學者就已經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將軍」，也只因為一個軍人的榮譽心，實在已經使他對本黨的不抗戰和假抗戰再難忍受下去之時，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不斷地派出小股八陸軍，炸碉堡、扒鐵路、襲擊小股的日軍、主要是偽軍而已。雖然這一「百排小戰」卻被中共吹成了戰績輝煌的「百團大戰」，並且只有勝利，沒有傷亡，但彭大將軍當年就為此做夠了檢討，檢討自己不聽中央不給打日寇的命令，檢討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實力……。彭德懷後來在文革中終究還是為此喪了性命。就因為他在抗戰時期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給他抗日，他卻非要抗戰！

是的，在中國共產黨內，當年確實有些愛國者曾參加過局部的小型的戰鬥，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地制止八路軍、新四軍打日寇；明確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後就宣傳別黨不抗日，共產黨才是抗日的……」（1937年8月中共中央對南方游擊區的秘密指示）。所以，八路軍總參謀長左權將軍，才是在逃跑時遭遇日寇空襲被炸彈炸傷，然後死在醫院裡；八路軍的另一位將軍關響應，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醫院裡了。他們哪是像國民黨的206位將軍，是活生生地為國家、為民族而壯烈戰死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戰場上的呢？

然而，毛澤東及其中共雖只有一分抗戰，卻不是二分宣傳、七分發展；而是一分抗戰，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因為，戰爭只有創傷，哪能創強？但是，毛澤東卻恰恰是因為不抗戰、假抗戰、甚至是賣國通敵，才創了強了！因為，歷史的事實是，1936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表示願意歸順，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1937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賣馬和向國民黨索要軍費，已經擁有十萬軍隊，佔地三萬五千平方公里，挾人口一百五十萬。至1943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十六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1936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5．蔣介石抗戰勝利後下山「摘桃子」

在中國大陸，幾乎人人皆知，毛澤東曾指罵蔣介石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便立即從峨嵋山上趕下來「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了。然而，姑且不說蔣介石曾多少次親自下山指揮抗戰，也不說蔣介石在山上曾遭遇過日本飛機的多少次狂轟濫炸，單就整個的抗戰歷史而言，亦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才真正領導並堅持了抗戰，是國民黨軍隊才為保衛中華民族的血脈而浴血苦戰、壯烈犧牲。因此，抗戰勝利後，即便是蔣介石要走下山來「摘桃子」，也是理所當然。相反，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戰中執行了一條賣國主義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路線。而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制止中共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的歷史事實，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戰勝利這個大桃子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本文選自辛灝年所著《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四章）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