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中國三代留學生的演變(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資中筠女士(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10月17日訊】諸位好!我是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當然我一年級的時候上過一年燕京,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實不應該在這兒講,因為我覺得我沒什麼資格。首先我自己沒有留學的經驗。第二我不像剛才那幾位講話的老師,都是有過很多統計,有過很多研究,最近幾年來或者是歷史上留學生都有哪些數字,起了什麼作用,這些我也都沒研究。我就是有一點感性認識,有一點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沒留過學,我最多就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做過訪問學者,每次也不超過一年。所以,嚴格說起來,也不算。

既然要我來講,我就只好信口開河,人家說童言無忌,我想老言也無忌,我想直率地講一下我的感想。

張老師希望我講一講1949年以前過去的留學生起了一些什麼作用,是怎麼樣的狀況。我的父輩和老師輩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學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學生是1873年在容閎的建議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學。但是他們那個時候很有意思,容閎說服了滿清的執政者應該派留學生出去,於是他們就下命令叫貴族子弟,每一家應該派人出去留學。可是那個時候認為出去留學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價的子弟是不願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認識一個人,他的父親當時就在一個王宮家里門房的兒子,就替他主人頂了那個名額出去留學。所以,那時出去留學好像不是被認為非常榮幸的一件事情。

這批留學生出去之後,當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維方式上,當時的學官就認為他們不得了了,這批人不能再留學下去,再留學下去就要接受很多異端邪說,1888年把他們招回來,根本沒學成,只有其中現在大家比較知道的詹天祐造鐵路,他們學的都是工業、科學,但基本上在這方面建樹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數都是用他們的外文,後來進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較高的職務,但大多數也是當文書、翻譯這一類。

甲午戰爭之後又有一個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國的落後。所以,有一個官費留學的高潮。那個時候大概絕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學生佔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學一個是覺得被日本打敗了,去學軍事的比較多,同時也進入其它的專業。但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留學生絕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時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學習的比較少,大多數都在那兒搞革命活動,孫中山的同盟會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為西方文化的二傳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學都是從日文轉譯過來。這是當時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較多。這一批人開始傳播外來文化也確實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還是庚款留學生,義和團的事件之後,八國聯軍之後,美國退還將近一半的賠款,那時美國分到的賠款相當於2400萬美元,它後來退還的是1100萬美元。這還是當時中國外交官跟它理論過來的,跟它交涉,說你拿多了,你算來算去不應該賠這麼多。當然這也跟當時美國的政策有關係,他痛感義和團如此之仇外,覺得應該有所溝通,應該辦教育,能夠使得培養一些能夠理解西方、能夠互相溝通自下一代。

當然我們後來說他居心叵測,為了進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兩個字連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們可以做出好多論文來,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強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佔領淪陷區的時候,逼著我們學校改教科書,如果不改,後來我們的校長就被他們暗殺掉了,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況下,文化和侵略這兩個字要慎重把它聯繫起來的。

說文化互相滲透比較合適一點,滲透是客觀存在的,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反正會滲透,只要一接觸就滲透,除非你完全封閉起來。庚款所培養的留學生,第一是人數非常多,時間跨度很長,還有由於美國帶頭,後來英國、日本、法國都有一些庚款辦學,中法大學就是法國庚款辦的大學,用這個錢必須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國搞它的文化設施等等。但是後來有一些已經官費留學去日本的,在這個過程裡頭,後來得到庚款,他要繼續待下去的時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貼。庚款到1943年美國帶頭廢除不平等條約,那時已經是抗日戰爭,既然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庚子賠款本身就沒有了,整個退款完全歸中國人管了,有這樣一個過程。

這些學生回來之後,這批學生對中國現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因為你回頭來看一下,他們起作用這個時間是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之後到抗日戰爭之前,特別是在北伐之後,中國相對統一了以後這段時間。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辦各種各樣現代化的事業,這批回來的留學生都起了骨幹的作用。

他們起作用的領域,除了科學、工業、工程這些方面,應該說所有學校的專業,建立一個科、一個系,都是由他們開始的,工、農、醫、辦實業、金融、新聞包括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教育。當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辦學方面,一方面是外國的教會、英國辦了很多學校,還有一批中國人自己辦的,但是實際上都是留學回來的這一批人,在學科建設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從前我們很多學科都是沒有,甚至整個學制的建設。現在就算1949年所繼承的各個大學、學制建設,實際上已經存在,我們現在有很多學校,大概前幾年都在紀念建校百週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種各樣的大學,後來在發展的過程裡,在學科的建設裡,籠統地說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學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個是在各個領域裡頭,包括現在比如說新聞、報紙怎麼辦,中國有朝廷的邸報,跟現在的報紙完全是兩回事,跟現在的新聞概念是兩回事。20、30年代的新聞報紙,當時非常繁榮,是按照外國的理念和制度辦起來的。

還有當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們知道怎麼樣跟外國人打交道,知道怎麼樣合理地維護自己的利益,應該說他們當然都是在維護中國的利益,但是如何維護中國的利益,就像過去在閉關鎖國的時候,比如說以為禮儀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對我的尊嚴是最重要的,這是一種。還有就是對於外國人到底意圖是什麼,他本來就是想來做生意,你以為他是居心叵測不知道幹什麼事情等等,但是他實際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夠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這個方面,這批留學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裡辦事,他們對於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當地維護中國的利益,這方面確實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會,大家都認為是由於五四運動、學生運動使它不簽字,實際上是在當時談判,顧維鈞當時不是團長,他還是資格淺一點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簽字的。那個時候的代表團已經大多數的人心裏頭認為是不能簽字的,不過五四運動的遊行使得他們就更加有話可說了,你看我們國內是這麼樣的一種民意。如果他不瞭解國外的情況,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顧維鈞的一次演說,大概使得全場對他非常佩服。他用什麼樣的話來說服,使得外國人瞭解我們的理直氣壯,我們不應該出讓山東,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沒有這批留學生留學的經驗,是起不了這個作用的。

從總的大體上來講,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匯點的高處,起點很高。因為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過非常深厚的傳統教育的熏陶,實際上是屬於更新了的中國的士大夫。他們的國學底子非常雄厚,現在我們又在宣揚所謂國學,現在宣揚國學的不少人連文言文都沒念過幾篇,他們是真正瞭解中國文化的,然後他們才知道中國文化的弊病在什麼地方,要跟人家學是學什麼東西,所以引進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華。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麼都不知道,是完全無知的,看著人家什麼都好,或者是認為什麼都不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起點應該自己對自己的文化有比較深的修養,然後才能進得去、跳得出來。我認為這批人有這個條件。這批人是什麼人?就是我的老師輩的那批人,包括你們知道的像馮友蘭,比他們老一點和比他們再稍微年輕一點的這一代人。不管他們在什麼地方留學,不管他們的專業是什麼,他們的中文修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國的文史哲這方面有比較深厚的底子。因為,他能夠出得去。

像魯迅、陳獨秀這樣強烈地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但是這個基礎是他們自己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點上,而不是出於無知,出於完全崇洋,不是這種情況。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經得起考驗,能夠形成一種民族精神。不管他們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說要全盤西化的話也好,實際上我覺得是在兩種文化精英都能夠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們形成了一種民族的精神,這個精神經過什麼樣的考驗呢?就是抗日戰爭的考驗。

抗日戰爭一起來,他們原來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優越的,包括物質生活都是很優越的。但是抗日戰爭一來,一下子打下18層地獄,一下子從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慶、昆明之後,簡直就是真正的揭不開鍋了。所以為什麼後來在西南聯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賣點心來補助家用,那個時候真的物質生活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地步,研究的條件、著述的條件當然更談不到。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們第一教書育人一點都沒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個時代寫出來。這種精神,代表了中國士大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氣,也等於融合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獨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們一方面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能夠堅守,一方面他們跟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為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之前還比較有朝氣,到後來就開始腐敗得比較厲害,他們在官場堅守不了艱苦,就開始腐敗,而這一批知識份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強的,那個時候並不一定說他們都接受了左傾思想或者是馬克思主義,不一定完全是這樣,但是他們堅守士的底線,他們都沒有媚上之舉。即使有人在政府裡有個職務,比如像1944年什麼,但是他還是堅守了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骨氣,它的獨立性、批判性。

現在出了很多關於民國時代這一批知識份子的各種傳記、資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夠看到。但是他們如果不留學,還是原來傳統的中國士大夫的話,我覺得他們就不會有這樣大的成就,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奠基也不會做出這樣大的貢獻。同時,在人格上、社會批判這方面,也不會有後來這麼大的後勁。所以,這批人的貢獻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無形的。

法國勤工儉學這一批革命者嚴格說起來應該不算留學生,因為他不是去學習的,他實際上一直都是在那兒搞革命,這一批領導人回來,連語言都沒真的學好,說某某領導會講幾句法文或者是什麼,他們沒能真學會。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呢?這個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就是開了眼界。開不開這個眼界跟他後來的政策取向還是有一定的關係,他跟完全山溝裡出來的,對於現代科學的熱愛和要求就是不一樣。所以,比如說聶榮臻,那個時候對領導科委,對於支持一些現代化的科學建設,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來現代社會是這個樣子。至於說政治上的取向,是因為後來學了蘇聯,俄國革命的傳統,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開不開這個眼界也還是有很大關係。

客觀上他們為什麼能起這樣的作用?剛才我講的都是他們主觀上的條件。在客觀上有一個原因,他們回來的時候,物以稀為貴,他們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職位都比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較受尊重的職位。但不一定當官,大部分是從學,在教育界,在科學界。還有一個原因,因為當時的氣氛比較寬鬆,沒有大一統的思想,因此在意識形態方面有一個百家爭鳴,他們可以比較放開手來干,做他們的事業。包括晏陽初做他的試驗,陶行知做他另外一個試驗,大學裡也是百花齊放,這對他們能夠做出貢獻來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聞報紙,新聞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軍閥混戰管不了思想,他們有這樣一個空隙,在客觀上為他們提供了這樣的條件。

我很快地講一下後來的情況,80年代再次開放的時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復返,這裡的客觀原因特別多。客觀原因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個,無論是物質條件還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為我對這個痛心疾首,是因為我當時是美國研究所所長,我送出去的人幾乎不回來,絕大部分都沒回來。原來是按照計畫培養的,並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會談,我們去一年或者是兩年,這個學美國政治,那個學美國的什麼,然後最後全不回來。當時我的感觸特別深。

但我碰到他們,我又覺得可以原諒,因為他在那兒能夠得到的條件,當時國內是給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們都不再研究美國,而是都在販賣中國,美國需要他們能夠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兒講美國,那美國為什麼需要中國人去講美國呢?當然就需要他去介紹中國,而他們對中國又不是很瞭解,跟我說的上一批的對中國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養,是文革裡出來的人,就算自己自學非常優秀,不是很瞭解中國歷史,然後他們就在那兒教中國歷史,按照外國的需要和所謂方法論來講中國歷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當然90年代以後情況又不一樣了。90年代以後回歸的留學生,我只想提一點希望,剛才有人講到他們應該瞭解中國的情況,不能把外國的一套搬過來在中國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對90年代回來的不管是海鷗也好,海歸也好,還是要把外國優良的東西弄回來,而不是現在我們已經有錢了,我們也不需要學習你了,我們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還是回到我們原來的國情,我們這樣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學的意義。這是我的一些想法。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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