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輸入給中國的一個「怪胎」(圖)

【看中國2013年09月30日訊】上卷（1921-1949）

重要事件

1．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

按照中共的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事實真是如此嗎？且讓我們來回溯一下當年的歷史。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九評共產黨》）正是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之下，強調「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於「十月革命」後不久傳入了中國，引發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強烈共鳴。此後，在他們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儘管有人說，「1920年2月，陳獨秀為躲避敵人的搜捕，由李大釗陪同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陳獨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兩人商討了建黨事宜」，但至今沒有過硬的材料說明陳、李當時已有組織大規模共產主義組織的明確想法，他們只不過是在頻繁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罷了，重要的是這一點很快便被共產國際發現與利用了。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送來的不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有共產黨。

如同舊沙俄一樣，新起的蘇俄也有著強烈的對外擴張的野心。中國不僅是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是它最重要的鄰國，當然是它想染指的一個重要國度。因此，蘇俄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建立共產黨，利用這個黨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輸入到中國去，從而最終達到將中國納入到其勢力範圍之內的目的。而具體實施這個計畫的則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產國際。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實際上是蘇俄對外擴張的指揮機關。它居於各國共產黨之上，對各國共產黨有指揮權。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產國際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機搆，傳播、鼓動全世界搞共產革命，從一國數國的共產主義勝利直到全球勝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磋商，並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同意，給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發去一份電報，指示他們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中國。據日本學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這個代表團有三項任務：1、同中國社會主義團體聯繫，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2、指導中國工人運動，成立各種工會；3、物色一些中國的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選擇一些進步份子到歐洲遊歷。27歲的維經斯基被選中擔任這個代表團的負責人。臨行前，代表團又增加了一項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很快，他們喬裝成新聞記者代表團來到了中國。經人介紹，他們先在北京結識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宣傳者李大釗。在與李大釗的接觸中，維經斯基明確提出「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隨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們去上海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上海，維經斯基與陳獨秀一起討論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在那裡，維經斯基還結識了《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持人張東蓀。他與他們經常在陳獨秀的家裡密談，在戴季陶的居所聚會。在與這些人的交往中，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評論》和《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開了幾次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桿子」提了出來。當年曾參加座談會的北大文科畢業生袁振英事後回憶說，「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我和戴季陶、施存統、沉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俞秀松、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同俄國代表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當時路過上海也曾參加座談會的周佛海回憶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 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的李達說得更明確：「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繫，他不懂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在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沉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到了同年8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仍是陳獨秀。維經斯基沿用蘇共的習慣，說負責人應稱「書記」。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共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就在上海誕生了，並且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接下來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法國、日本八個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儘管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共產黨」「共產黨小組」「共產黨支部」，有的甚至連名稱都沒有，但它們都是以俄共為榜樣建立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1921年初，維經斯基接到了回國任職的密令。臨行前，他到北京重新會晤了李大釗，還會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當時在場的張國濤後來回憶說，「一般說來，維經斯基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初期活動是表示滿意的。他這次是路經北京，預備回俄國去，向共產國際報告他初步活動的結果，在臨動身之前表示極希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各地的雛形組織能夠從速聯合起來，舉行第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1921年1月，當維經斯基還在中國的時候，共產國際執委會為了加強對遠東各國所謂革命運動的領導，決定設立遠東書記處。遠東書記處下設四個部：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每個部都有這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參加。其中中國部的任務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給中國共產黨和俄共提供情況，並向中國共產黨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國部有兩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任命的書記，一位就是維經斯基，還有一位則是隨維經斯基一同抵俄的中國人張太雷。張太雷是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委派，前往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為第一個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儘管那時中國共產黨尚處於各地成立小組的階段，尚未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尚未選出中央機構，但張太雷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而且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朝鮮共產黨成立大會上發了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產國際「三大」在克里姆林宮召開，張太雷是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在閉幕式上，張太雷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他最後說，「必然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家用來同無產階級作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本家作鬥爭，那就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持而定了。」他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共產國際萬歲！」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代表第一次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發言。

列寧認為在中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為了繼續推進維經斯基未完成的建黨工作，由列寧直接推薦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馬林於1921年6月抵達上海。與維經斯基不同，馬林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 ，而維經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馬林的職位也遠遠高於維經斯基。而且，馬林是列寧直接推薦的。

馬林到中國後，很快跟同期來中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柯爾斯基接上了頭。然後，又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李漢俊這「二李」秘密見了面。馬林聽了「二李」的匯報後，建議及早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李達發信給各地的黨小組，要他們各派代表二人來上海開會。馬林還拿出了帶來的經費：每位代表發給路費100元，回去時再發50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參加大會的都是知識份子，沒有一個工人。

開幕式上先由張國濤向大家報告了大會的籌備情況和大會的議題，並宣讀了陳獨秀的來信。接著，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辭。他一開頭就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馬林向與會者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性質、組織和使命。他強調說，「共產國際不僅僅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盟，而且與各國共產黨之間保持領導與被領導的高度統一的上下級關係。共產國際是以世界共產黨的形式統一指揮各國無產階級的戰鬥行動。各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馬林講完話後，尼柯爾斯基也致了辭。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賀之後，介紹了剛剛建立不久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並建議給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發去電報，報告大會的進程。之後，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局書記。據陳獨秀後來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當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來「著令通過」的俄、英兩種文本，後來才由中共譯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標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議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一年後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決議案》，又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次，中共的第一任領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同意見分歧，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綜上所述，不僅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來源於蘇俄，而且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設想也是由俄共和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明確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們的一手指導下按部就班進行和完成的，即使是黨的第一任總書記也是由他們挑選的。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是由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們做的，但領頭的起著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對中國懷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產國際。

可見，中國共產黨決不是由中國人自己自發地獨立地搞起來的，而是在俄共和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指揮下成立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蘇聯人出錢直接策劃和指揮中國的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亞洲中國支部，以俄共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執行的是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在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等各個方面均聽命於俄共。它不但拿的是共產國際的錢，干的也是共產國際交辦的事。正如有的大陸學者所分析的那樣，「過去我們一直以為中共是在以中國早期幾個共產主義者小組為主體的基礎上，接受共產國際的幫助而建立起來的，這個解說其實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1921年中共建黨，是以共產國際為主推動的，而不是所謂中國已有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在從事建黨活動，然後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黨了。不是這樣的，從一開始，這就是共產國際自個兒的事兒。陳、李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找到的幫手罷了。從共產國際當時的‘市場推進‘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國找不到陳、李，那他們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現在的’外商代表處’。那個印度人羅易不是就給派到墨西哥去組黨，還成了墨西哥共產黨的總書記嘛。」（《兩個局外者的對談》）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完全稱的上是俄共的「兒子黨」，是為蘇俄染指中國服務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像中共自己宣傳的那樣，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當時的中國產業工人全國總共才有200萬人，他們既不知道什麼馬克思主義，更不可能有什麼建立共產黨的想法，連列寧都認為當時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出現跟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根本就扯不上邊。要說「結合」，稱中共是蘇俄對外擴張的需要與中國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改造社會的急燥情緒相結合的產物還差不多。

既然馬克思主義是從國外輸入的，主導推動中共成立的也是外國人，無論是思想理論還是運作的主導力量都來自國外，還能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說到底，中共不過是蘇俄輸入給中國的一個「怪胎」，在中國自己的歷史發展中找不到任何內在的根據。這樣一個不是從自身的土壤裡生出來的「怪胎」，對中國來說是禍是福，自然不難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