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的原罪？還是中共的罪惡？(圖)
【看中國2013年09月17日訊】一個嬰兒，呱呱墜地的那一刻，降生在鄉村和降生在城鎮，他們在中國，就注定了命運之迥異。
一切開始於1949年。
土地改革之後，農民曾經短暫地實現過均田地的夢想，旋即又被合作社消滅。而為這個類似「天朝田畝制度」的土地承諾，讓他們交出的是自己人身自由和後代的自由。在中國土地上前所未有、移植於前蘇聯的戶籍制度，將一個國度裡的人，分為了天然的兩種：農民和居民。
農民被固定於以公社、生產隊為營地的集體農莊中，成為不能自由遷徙、不能自由擇業的一個特定人群，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後代，都將世代為農莊效力，耕種不屬於自己的田地，按照勞力的付出和收成的好壞，領取聊以維生的口糧。就實際擁有的人身權利來說，並不優於俄羅斯莊園主隸下的農奴。——只是，他們屬於中共。
1959年起，三年大飢荒中，大批的農民死去，並不是因為傳說的自然災害，亦不是因為真的沒有糧食，而是為大躍進和放衛星買單，農民被徵收了過頭糧，為了湊足征斂數額，連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奪去。他們餓死的時候，很多縣城和生產隊的糧倉，是滿的。而農莊的人身依附條款，禁止他們自由流動，在過去，人在飢荒中還可以外出逃荒，但在那恐怖的年代，死神藉助嚴格的人口監控制度編織成無所遁形的羅網，大批的農民和他們的孩子們活活餓死在自己的村莊裡。村莊周圍的樹皮草根皆已剝空，再也沒有地方可以覓食，飢餓的母親煮食自己的孩子，人們甚至將下葬的死者挖出來割食。僅僅河南信陽一區，就餓死100萬人。
身為農民，剝奪了自由就業的權利，政策制定的剪刀差，讓他們注定在醫療、教育、交通、資訊等一切社會福利上，都幾近於無。
一張城鎮戶口，曾經可以決定多少人的一生？婚姻、上學、就業、疾病、甚至死亡......
在漫長的時間裏，農民子弟改變命運的唯一方式，就是考取中專以上學歷——轉戶口。而這樣可憐的機會，隨著教育產業化的實施，農民子弟越來越上不起學，而那昂貴的大學裡，真正能夠給孩子們提供真才實學、就業技能的空間是如此狹小，和真實的社會又如此錯位，使得讀書不僅僅成本高昂，還成了一項只有投入而回報渺茫的投資。
高漲的房價，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也截斷了故土在遙遠的鄉村的農民工和農村大學生，在城市居留和生存的最後希望。
鄉村，已經淪陷，城市，如此陌生。
生育不能自由，亦無養老保障，是農民付出的另一個代價。
強制計畫生育從80年代初開始，在中國農村至少製造了3000多萬的流產、引產。城鎮人口的節育，當時有國家養老政策的保障（現今也終於明白：養老不能靠政府），而對農民來說，無論是傳統還是現實，沒有兒子，他們在農村就是無法實現養老。
迄今為止，農村女性人口一旦出嫁，她名下的土地就會被收回。這樣現實而殘酷的政策擺在這裡，他們怎麼能不千方百計地要一個男孩？對女性胎兒、女童的歧視，在這之後，上升到了頂峰。層層壓力遞到最弱勢的群體身上，中國女性的自殺率居世界第一位，而其他國家，普遍是男性自殺率居高。多少農村女性一頭受著計生政策強制墮胎的威脅，另一頭又受著家庭必須要求生出男嬰的催逼。
隨著人口出生中性別比上升到男女比例在2011年高達118.06/100,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產生3700多萬的單身男性人口，注定找不到適齡配偶。
改革之後，當現代工業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人口時，農民被從土地上釋放出來。他們獲得了一個新的身份：農民工。在城市的各種角落裡，他們透支健康、青春、安全、體力，創造出帶血的GDP，創造了高額的稅收，但這城市的繁榮和福利，與他們無關。最初的那些年，他們還需要向城市的一些臨時工管理者們，繳納近乎訛詐的各種費用，接受各種屈辱的盤查、驅逐、和囚禁。若非一個叫孫志剛的大學生，悍不畏死挑戰整個收容制度，最終以生命的代價，促成了該惡法的廢除，城市裡的民工們還要為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原罪，付出隨時可能被拘禁的代價。——你是農民，這不是你的土地，你只是暫住。
家鄉，已經淪陷，漂泊，如此蒼涼。
原罪遠遠沒有救贖。農民們為這個人口制度付出了5800萬的留守兒童。這些孩子注定和父母分離，無法享受父母庇護下的親情、安全和教育。
與此同時，在城市中無法立足的高污染項目，紛紛向鄉村轉移，舉目華夏大地，已無法見到清澈的河流、乾淨的池塘，翠綠的山嶺被砍伐拋荒，挖礦煉礦，癌症村和化工園區應運同生，若一一標注，長三角和珠三角在地圖上，將不忍目睹。涸澤而漁的大小採礦業毀滅了山嶺、河流、甚至草原。我在年初回到我父親成長的鄉村，那是江蘇一個富庶的村莊，村民們滿足於富裕起來的生活，但沒有人留意，村莊周圍的河流漂浮著令人作嘔的垃圾，工業污染將水變得漆黑，而他們的飲用水，就是附近的鄉村水廠，在這樣的河流裡取水加工，流入他們的生活。
沒有人向為此透支了家園、環境、健康和未來的農民們付出補償，白血病、先心病、各種畸形的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兒，每年以驚人的數字在中國增長，農民家庭居多。誰，為他們買單？而這些孩子們的父母們，因為從事各種幾乎沒有任何勞動保障的高危工作，與粉塵、與苯、與油漆、與高空、與煤窯，與各種注定要短壽的職業搏命，熬苦掙扎，淘取微薄的血酬。
土地啊，亙古洪荒不變的土地，是當初他們成為中國的農民，中共寫給他們的賣身契約中最重要的條款。
土地——這不能自由流轉的土地，僅僅是虛握在手的土地，讓六十年的農業人口付出三代人命運的土地，在當下，成了炙手可熱的資源。他們的土地，以公有制的名義，在多少個縣城和鄉村，被暗箱交易？自己、父輩、祖輩一生的農民，賴以為生的最後的憑依，三文不值二文地被強迫變賣，拿到手裡的補償款，遠遠無法支持他們能在城市的邊緣安身立命。
為了對抗隆隆開來的工程車，2011年12月25日，樂清一個誓死保衛村莊的村長——錢雲會，因」車禍「身首異處，死不瞑目。
而就在9月21日，同樣是為了捍衛土地，另一個家庭，遼寧盤錦的一個家庭家破人亡。是什麼原因，讓王樹傑這戶四口之家，能夠在自己身上澆上汽油，要去和拆遷者同歸於盡？警察來了，據說是為了制止糾紛，而王某一家襲警，警察為了保障自己人身安全，開槍了。
為什麼每一次拆遷衝突中，警方都是和被拆方起衝突而不是和強拆方衝突呢？而公安部不是有文件下發，明文禁止警察參與地方拆遷麼？如果真的施工方需要強制拆遷，為何不去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而是自己強推然後警察到場，對著反抗的那一方開槍呢？
土地，已經淪陷，劫奪，如此殘酷。
一個農民的原罪，真的只是他們自己救贖嗎？
在近十年中，城市文化和湧流而來的農業人口發生劇烈的碰撞，大到社會治安，小到家庭婚姻，裂隙如查林傑海溝一般深廣。城市文化中最典型的」鳳凰男「小說，就是反映農業人口出身的農民子弟，和城市女性婚姻中不可調和的差異與傷害。但有沒有人想過，這一切，有一個原罪，原罪始於最初的戶籍差異制度。城市人口毫無疑問地享受了政策的傾斜，鄉村人口被隔絕在現代文明福利之外，當他們有機會進入城市生活時，欠下的債，會在一個一個個體身上，以不同的悲劇或喜劇的方式來討還。
而5800萬留守兒童，他們失學、失學之後是流蕩鄉村城鎮，再之後是失業。那些赤貧、沒有教育機會、也沒有改變人生機會的年輕人，還注定找不到配偶，數量如此巨大，當城市的流民增加到一個數量，城市勢必為此付出犯罪率高升的代價。我的一個80後朋友春節回到四川的家鄉，驚訝地發現，一個村子裡，就有至少兩個同齡人，犯下了殺人重罪。
最終，整個社會都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也許在GDP和地方財政收入上，我們看到的是一連串光彩的數字，而社會為此付出的其他層面的成本，將是這些數字遠遠無法買單的。城市人口和外來人口之間的地域歧視、文化衝突，人心之間的猜忌、戾氣、惡意，陌生人社會中的無序、冷漠、自私，在無序和不義的環境中，越來越強烈的叢林法則和原始復仇慾望，都在重創這個社會，也在重創未來。
須知，在這個荊棘遍地的世界上，沒有人是單獨一個人。居住在高樓裡也好，流浪在橋洞下也好，千絲萬縷的社會聯繫，鏈接著每一個人的命運，或偶然、或必然，沒有人能夠逃離。
故鄉，已經淪陷，世界，如此絕望。
這條鴻溝若不填平，所有人都將為原罪，付出沈重代價。
中國的農民，是他們本身就有原罪，還是中共強加的罪惡？
（本文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