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中國教育不改變人種會退化
【看中國2013年08月30日訊】今年82歲的資中筠來自北京。1996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後，就公共事務撰文多篇，2011年出版自選集五本：《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社會反響巨大。「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獨立的人格，自立於天地之間。」《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對她如是評價。
在7月18日 的主題演講「人性•文化•制度」中，這位國際問題與美國研究專家對中國當下的腐敗及制度問題表達看法：在權力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官員必然腐敗. 資中筠多次提到「啟蒙」對今日中國的重要。她所認為的「啟蒙」，是要恢復用自己的頭腦按常識和邏輯來思考問題，因為過去相當長時間裏，國人已經不同程度地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今日中國，最讓她感到痛心疾首的問題是教育。「中國的所有問題中，教育問題最為嚴峻」，在資中筠看來，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像力的極端功利主義。
記者：今年作家出版社邀請100位作家抄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人批評知識份子犬儒化，也有人說該講話對今時今日的中國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您怎樣看？
資中筠：這個座談會的講話出來後，多少文人受到迫害，說藝術該為人民服務，這在什麼時候都是適用的，但是文藝為政治服務， 為一個很狹隘的政治服務，其本身就是一種倒退。
那些接受抄寫邀請的作家，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想法，也有好多人收到那一千塊錢和一封信後選擇了拒絕，他們抄講話，既不是威逼，也不能算利誘，因為這些作家也不會在乎這一千塊錢，只能說他們各有各的想法。
記者：您一直對中國的教育問題很關注，也說過內地的教育是摧毀人的糟糕的教育，您認為在現有體制不改的情況下，中國的教育應該怎麼走？
資中筠：我最擔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樹人，如果中國的教育再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樣，因為你教育出來的學生，再過十年，他就是老師，然後他再接著用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這樣一代一代下去的話，教育就是在不斷摧毀人。家長們都喜歡說一句話，叫「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實際上中國的孩子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像力的極端功利主義。教育沒有別的目的，就只是奔著升學去，而且現在的學校兩極分化特別明顯，如進不了所謂的重點，其他的那些學校就變成了放羊的學校。
為什麼好多家長、好多學生都會選擇香港的大學，就是因為現在香港的教育至少還比較正常。中國內地的大學被課題制摧毀了。這樣完全破壞了教育最本質的東西，這個制度逼著你非要這樣做不可。譬如教育部來評什麼211、985工程，你要進不去，對學校的經費、地位影響太大了，所以大家用各種不正常的手段往裡鑽。你說怎麼辦呢，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放開思路，允許私人辦學。如果在政策上能夠放開的話，我覺得中國的教育要會好得多，也會打破目前的僵局。
記者：現在內地和香港的融合越來越緊密，您對香港在中國的角色有什麼期許？
資中筠：香港的法治，特別是香港的廉政，一向是被大家所看好的，所以我覺得香港人的確該警惕，因為要保持廉政是非常困難的，要腐敗是非常容易的，現在中國內 地正在出口腐敗，不僅是香港，很多跨國公司都覺得很麻煩，因為美國是有《海外反腐敗法》的，它要堅持《海外反腐敗法》的話，在中國做生意就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他們每年都要研究這個問題該怎麼辦。香港人自覺維護金融的法治和廉政，這是一個誰影響誰的問題，是用好的來影響壞的，還是被壞的所影響，是一個博弈的過程, 我希望香港能夠把原來好的東西堅持下去。
記者：中國社會除了腐敗問題，也有一個階層固化的現象，「富二代」、「官二代」佔據最好的資源，上升渠道的阻塞，會讓很多人對未來喪失信心。
資 中筠：中國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是社會的不幸。
資中筠：要重建知識份子對「道統」的擔當
資中筠珍視「獨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於世，她告訴筆者，「1991年我就堅決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贊成的指令。於是我下決心：在儘可能的範圍內，我要自由。」
對自由的追求越來越滲透進她的思想，而讓這位睿智的老者現在憂慮的，也正是目前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缺乏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
訪談知識份子為何喪失了自信
問：上世紀50年代，無數知識份子被「改造」過來了，包括許多大知識份子。到底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或是出於功利的考慮？
答：從外部講，當時那種壓倒性的大氣勢沒法抗拒；從歷史講，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國家富強，毛澤東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幾乎打動了所有的人。大家認為，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共產黨能夠使得中國強大起來。在這種前提下，黨說我們需要改造，我們就誠心誠意接受改造。因為廣大勞動人民是那麼苦，是他們養活了我們，讓我們享受優越的生活，所以我們都有一種原罪感，而且越來越自卑，只能老老實實的接受改造。毛澤東講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憐蟲」。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話，將被歷史所拋棄。知識份子特別在乎。慢慢就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不斷追趕潮流，試圖經過改造進行自我救贖；每一次運動都覺得自己跟不上，認為一定是我錯了，於是在自責中更追求積極的潮流……我自己當年是「無知青年」，一直追趕到「文化大革命」。
知識份子怎麼就變成這樣？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是那時還有人敢於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麼到了上世紀50年代以後，知識份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由自己的經歷，我悟出一個道理來。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過去兩千年皇朝時代，雖然是定思想於一尊，獨尊儒家，但是，什麼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誰來繼承儒家之道？誰來解釋儒家？這個權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這就是道統。
問：這就是說，雖然皇帝有生殺予奪之權，但是儒生有道統的解釋權和傳承權？
答：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認為可以做「帝王師」，可以教帝王怎麼做。如果據理力爭，即使被帝王懲罰，但是在「士林」會得到認同、尊重，甚至得到擁戴，殺了頭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師沒有「合二為一」，沒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論」。「士林」會以「道統」判斷是非。可是到瞭解放以後，導師和領袖「合二為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份子也就喪失了自信。一個人如果不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話，怎麼能夠堅持呢？「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要堅守，至少得自信主義是真的。
自信完全喪失了，因為判斷是非的權力沒有了，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局面。這不是中國所特有的，是從蘇聯來的，列寧就是導師，斯大林也是導師。就是說，政治領袖必然是思想導師，所以知識份子就沒有自由思想了。沒有自由思想，何談獨立精神？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其實那時連審美標準也國有化了。
問：為什麼知識份子願意繳械，不要判斷是非的標準？
答：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個是因為愛國，相信它能夠把中國搞好；第二個是因為「世界潮流」，認為社會主義陣營代表未來，資本主義陣營代表沒落，當然要站在「歷史潮流」一邊。另外，就是中國知識份子本身的一種「劣根性」。有一種對於君主的歌頌傳統，我稱之為「頌聖文化」。中國的知識份子和西方的不一樣，即使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擺脫不了寄希望於「明君」的思想，總希望有一個「明君」出現可以救中國。所以，思想改造運動之後，「頌聖文化」就大行其道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一邊是思想禁錮毫不放鬆，一邊是有利可圖的商業大潮，兩下夾擊，就造成「逼良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氣都消解了。更加願意粉飾太平，所謂歌頌盛世。另一個極端的表現是誇大外部的威脅，所謂「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歸，就是矛頭對外來掩蓋內部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機。
問：現在知識份子的正義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嗎？
答：當年那些知識份子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人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已經麻木了，正義感已經非常淡薄了，對過去不可容忍的事習以為常。90年代以後，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我發現，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來大家都過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內。但是我們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遠處多想一點，就憂心忡忡。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實際上是為專制主義服務。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後，國學也熱起來，好像這樣就愛國了。其實，現在「國學熱」受到鼓勵是為了抵制普世價值。
現在國家主義或是極端民族主義特別嚴重. 要真正的以人為本，片面的國家主義以犧牲廣大國民的實際福祉來滿足某種虛榮，推向極致就會導致法西斯專政。
問：在這樣的時代，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該怎麼做？
答: 知識份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
現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問題是怎麼樣能夠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啟蒙。所以，現在是重建知識份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
資中筠，女，1930出生。 湖南耒陽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著名歷史學家。1951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精通英、法文。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著名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 長期任毛澤東的翻譯。著述多涉及中西文化歷史的研究。主要學術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主編並撰寫第一卷《二十世的紀美國》）等。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