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竇娥還冤的蔣介石

【看中國2013年08月06日訊】中華民國第一大歷史階段的後期，是1928年至1937年。這個迄今為止，被許多正派的歷史學家們稱為「十年黃金時代」的時期，卻又是被大陸官方一直指罵為「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期。但它是否真是一個「反動統治」的時期，15年來，由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在民間所掀起來的一波又一波歷史反思的浪潮及其成果，用大量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個荒謬的指罵。

歷史的事實是，1928年蔣介石領導二期北伐成功和東北易幟之後，中華民國不僅獲得了初步的統一，而且走上了「外求和平、內求發展」的嶄新歷史階段。

連蘇聯的托洛斯基，都為中國制定了一個「中國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的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也於1929年7、8月間，連續3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與蘇聯「裡應外合」的武裝叛國行為。因此，為了維護國家來之不易的統一，就必須蕩平新舊軍閥，也就是陳獨秀所指的「軍閥殘餘的殘餘」，及其為私慾而發動的大小十數次武裝叛亂；就必須征剿在蘇共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的中共，若非如此，北伐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初步統一了的中華民國就會立即重新陷入分裂。

如果說剛剛獲得了初步和平統一的中華民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蕩平叛亂、維護統一」的話，那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確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艱難地、卻又是勝利地在完成著這個艱鉅的任務，使整個國家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和平建國的新階段。雖然這個新階段自始自終都處於軍閥武裝叛亂、大陸官方武裝叛國和日本公然侵略、蘇俄陰謀顛覆的交相煎迫之下，但這個被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歷史時期，之所以被稱為「十年黃金時代」，是因為：第一，在政治上，它是中國國民黨遵循孫先生的遺教，實行訓政和準備憲政的時期。雖然這個名之為「訓政」的時期，被某些人指罵為專制獨裁，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它都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特別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有著根本的區別。孫中山的訓政思想體系是產生在辛亥之後，吸取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一再地企圖顛覆共和、復辟專制的教訓，而得來的一個科學總結，訓政的內容是為建立一個有權威的革命政黨和革命政府，以保衛和鞏固共和的新秩序，為立即推動與實現以縣為基礎的地方自治，以養成人民的權力與義務。訓政，不僅有時間上的明確規定，而且除掉不允許另立政黨以干擾國民黨在規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以外，人民的基本民權均予以基本的保障；訓政的思想說到底，就是要建立一個「新權威」統治，以造就一個「威權民主時期」。它的目的，是捍衛共和、走向民主憲政，而不是為了推倒共和、復辟專制制度。

只有明白了孫中山先生訓政理論的意義，才能客觀地認識和公正地評價國民黨和蔣介石在1930年代所推行的訓政，以及它所創造的建國成就。這個成就，表現在經濟上是「以建設民生為首要」，並且為了建設民生，而堅持保護私有制度，肯定自由經濟和發展市場經濟，制定了一系列發展經濟和保護國貨的經濟政策。從而將由晚清改革開放所遺留下來的，和在民國初年曾獲得了巨大發展的民族自由經濟，推向了一個輝煌的發展階段，並產生了傲人的成就。大陸出版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一書中說道：「1928年至1931年世界經濟蕭條時間，中國新設立的工礦企業就有660家，資本總額達2億5千2百45萬圓，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其實，只要翻開1930年代上海的經濟發展史，只要從「反面」去讀一讀共產作家茅盾所寫的長篇小說「子夜」，只要願意去調查一下1930年代中國各階層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收入的狀況，只要願意瞭解一下那個時代的中國留學生們為何人人都願意學成回國的「國內原因」，就會立即發現，1930年代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們，曾擁有過一個怎樣志得意滿的「黃金歲月」，中華民國的民生狀況又是怎樣迅速地在進步和發展著！它豈是1949年以後的大陸人民所敢於想像的。若沒有1930年代經濟發展的成就，中華民國根本就不可能有力量去堅持8抗日戰爭！

這個成就，表現在新聞輿論上，則只能成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的一個夢幻而已。正處在歷史反思中的大陸歷史學者們，在經過「不敢假設和小心求證」之後，只能在著述中痛苦地小心指出，至1937年3月止，中華民國各種民辦報紙已有1518種；公、私營電臺78家，公私營通訊社520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知識份子們可以天天寫詩作文，大罵著給了他們思想和創作自由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共產派的革命家們可以公然地成立自己的文化社團、政治組織，以圍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雖然可以義正辭嚴地批駁共產主義這個「洪水猛獸」，但在它的副刊上，卻能刊載共產派詩人們謳歌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的詩篇……。上述歷史的真實，從1949直至今日的中國大陸，是不敢想像的。

走過了「十年黃金時代」的中華民國，此後若不遭遇一場曠日持久的外戰，沒有遭遇一場更加殘酷的內戰，那麼用美國著名教授費正清先生臨死前話來說，「中國國民黨是能夠將中國帶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

蔣介石，舉世公認的中國抗日戰爭偉大領袖，一雪百年列強侵略中戰敗的恥辱，為備受列強凌辱的中華民國獲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嘔心瀝血，卻一直被大陸官方嘲弄成投降者。蔣介石兌現抗戰時期在參政會上的承諾，從1946年起真切地實行民主憲政，卻被大陸官方抨擊為獨裁者。此種情形，真比竇娥還冤！

竇娥是一孝順媳婦，卻被誣告為毒死公公而處死，這是元曲戲劇的一個冤案。8年抗日戰爭中，蔣介石是舉世公認中國抗日主力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國軍正面戰場浴血奮戰拼實力，失敗之後轉入敵後堅持抗戰，兩個戰場將軍戰死204人，軍人死亡350萬，實打實的抗戰的中流砥柱。八路軍朱德、新四軍葉挺只是國軍編號下的司令和軍長；兩軍抗戰之初只有幾萬殘兵，精疲力竭，沒有實力，必須掛名國民革命軍才名正言順而不至於被當土匪剿得山寨冒煙、兩腿跑斷。「我黨」全靠國民政府抗日拖住日軍主力，才得以在日軍顧不上的農村佔領區壯大。可毛澤東居然在1945年蔣介石理所應當號令所有侵華日軍向國民政府投降時，譏笑蔣介石「摘桃子」。侍婆守孝的竇娥喪母、離父、亡夫、遭痞子誣告，每日反省的蔣介石北伐統一中國、抗日獲得最後勝利，居然在名正言順行使職權的時候被誣為「一擔水也不挑」！

作為中華民國政府首腦，他必須在抗戰之後努力恢復全國和平：一方面他要兌現抗戰期間向全民所作的憲政承諾，邁出國民黨施政大綱的第三步；另一方面他還得面對抗戰8年中發展起來的、在1945年已擁有120萬軍隊、控制十幾個省的農村上億人口的共產黨。就是說，抗戰之後國民黨是主動以行憲方式開放政權、還權於民的，不存在所謂美國壓力，但卻真切存在著毛澤東為共產主義革命而破壞和平的威脅。毛澤東在整個8年抗戰中坐山觀虎鬥，任憑日軍消滅和磨損國軍，比如彭德懷組織百團大戰抗擊了日軍，就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另一方面又不斷趁機拓展地盤和擴充軍隊，等待著奪取政權。可想而知，蔣介石不僅比竇娥冤，更比竇娥處境艱難：既要以行憲民主的方式謀求全國和平，又要阻止毛澤東發動共產主義革命致使全國生靈塗炭，還要承受調停國共衝突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壓力。

毛澤東在抗戰8年裡消極抗日，養精蓄銳，不時地跟國軍搞政治軍事磨擦。歷史經驗告訴蔣介石，1926年共產黨在江西、湖南的暴亂是一定會重現的。蔣介石深知：馬列鬥爭理論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內戰。事實上，局部衝突1945年已經開始，國共全面開戰不可避免，他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為此1945年12月他迎來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但馬歇爾禮貌背後另有心思。美國企望把中國共產黨跟蘇聯拉開，希望中國國民黨吸收共產黨和其它黨派參加政府，達成和平統一和解決腐敗問題，以此作為美國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條件。

作為個人，馬歇爾並不理解蔣介石的艱難處境，反而真心想促成共產黨跟國民黨和解。由於馬歇爾的調停，國共1946年1月停戰在重慶開政治協商會議，以符合美國期待的《憲法草案》替代了國民黨以前的總統制《五五憲草》，達成制定三權分立原則，採用責任內閣制憲法的協議。而蔣介石堅持實行總統制，因而與馬歇爾在會談中一再發生衝突。

蔣介石其實並非拒絕馬歇爾的調解，而是他非常清楚：沒有軍事勝利作後盾，「共匪」是決不會接受安撫的。而苦於中美文化傳統的差異，他沒法向馬歇爾說清楚，故而無法阻止美國拉弄共產黨的幻想，因而內心很痛苦。馬歇爾是堅決反對共產主義革命的，卻很希望將中國共產黨從共產主義陣營中拉出來。周恩來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幻想，在林彪部隊差點被孫立人打沒時，以5月停戰令助其脫險。蔣介石為了杜聿明，迷糊地調孫立人去臺灣，東北林彪隨之氣壯。中國共產黨內戰準備完成，毛澤東拒絕學習西方共產黨做憲政黨和平競爭的做法，開展內戰式的「解放」戰爭，1947年初3次拒絕中華民國的和平要求、堅持廢除憲法。美國馬歇爾再也調停不下去了。

但蔣介石和國民黨依舊按照承諾，啟動了的憲政腳步。1947年11月，內戰炮火下，制憲國民大會召開，國民黨、青年黨和民社黨，還有許多社會賢達參與制定民主憲法。在美國和全世界認清了共產黨是真正內戰的發動者之後，蔣介石和國民黨真切地想制定一部議會民主的憲法了：遷就非國民黨方面的主張，採納了責任內閣制。看來蔣介石是真的孫中山民權遺教的執行人，他防範的只是共產黨。而國民黨還是守信。

無疑，內戰時期不宜實行憲政。但蔣介石的君子儒操守和美國推行議會民主的要求相結合，這件不合時宜的事按部就班地進行：總統虛權的內閣制憲法於1947年制定出來了。

1948年3月29日行憲國民大會召開，開得一片混亂。國民代表資格引發國民黨黨員與黨部的矛盾，青年黨和民社黨趁美國援華案還未決定之際不斷增加權利要求，總統、副總統選舉加重蔣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蔣介石勸胡適同意競選總統了，卻遭到國民黨中常委否定，國民黨中央出於將領士氣的考慮仍然要蔣介石競選總統。蔣為此警告：剿匪兩年內將失敗。

中華民國抗戰後的憲政命運，當時完全取決於內戰中國軍是否能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雖然以國民大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以緊急處分的特權，以保證蔣介石不會被行政院長架空，但這種做法勢必留給反對蔣介石的所有黨派和個人攻擊他繼續搞獨裁的口實，於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都顯而易見的不利。所以蔣介石警告很嚴厲。可國民黨臨中委並沒聽懂他的警告，所以維持決定。這也說明蔣介石並非獨裁者。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的命運，還真被蔣介石不幸而言中，1950年退守臺灣。

由此看來，中華民國1948年行憲是來給國民黨統治大陸送終的。似乎上蒼就沒有給中華大陸實行憲政的歷史安排。1912年，同盟會多數人是要搞議會民主的，所以才有宋教仁組合國民黨競選的大獲全勝，但結局卻是：至今也沒弄明白的真正的主使人是誰的刺客，一顆子彈就讓民國初年的行憲嘗試難產了。袁世凱以為這是老天爺要他恢復君主制，因為「人民政治知識幼稚」，結果中華帝國成了不到三個月的鬧劇。之後則是中華民國1916∼1949年33年的亂局。而這個亂局的歷程是：新文化運動和馬列主義狂潮，五四運動和國共黨爭，大革命和北伐戰爭，國共第一次內戰，抗日戰爭，國共第二次戰爭，中華民國撤離大陸。……

若細讀朱宗震的《蔣介石對1948年行憲的「反省」》，可以真切感知蔣介石走過1946∼1948年中華民國憲政從預備到行憲的誠信品德、痛苦心靈和後悔。為中國不成為馬列主義文化殖民地，蔣介石這個奮戰大半生的中華大英雄，至今還被他力圖保護的中華民國遺民的子孫罵作賣國賊，真冤過竇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