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人不知「中國」 敢問誰人知其來歷(組圖)

【看中國2013年08月03日訊】尋常稱謂,往往有深意,我們太熟悉了,反而忽視。

例如「中國」,誰人不知?可猛然一問,就發現自己無知。

還是請教專家吧。於省吾老先生,早就寫了《釋中國》一文,他告訴我們,「中國」一詞,至遲西周初年就已出現,他提到了一件物證。


「何尊」仿製品

1963年,陝西寶雞賈村出土一口「何尊」,「尊」為酒器,用青銅製成,鑄有銘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殘毀。銘文記載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建都一事,是成王對宗族小子何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後,曾告於上天:「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已經據有中國,統治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牆圍起來——「口」,就成為「國」了。

 
「何尊」銘文(紅圈內四字為「宅茲中或」)

所以,我國最早的一部字典漢代的《說文解字》就說,「國」字,「從口,從或」,意思和「邦」字一樣。後來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也說,「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說,「古或、國同用。」

這樣,他就從金文中找到「中國」的來歷了。同時,他還指出,在《尚書》裡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國民」,說皇天已將「中國民」和疆土都托付給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國維的「兩重證法」,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確認,「何尊」和《尚書》都提到的周武王時,已經有了「中國」名稱。

胡厚宣先生《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則以甲骨文為據,考釋出商自稱「中商國」,因而斷言,此為「中國稱謂的起源。」

然而,商雖有中心意識,但其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為中國的原型與都城有關,而商朝老是遷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識很難上升為中國觀念。

中國觀念的形成,與封建制並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個中央國的存在為前提,而王權所在地,通常就是這樣一個中央國——中國。《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曰:「中國,京師也。」


《周文王》(明·佚名)

中國綏服四方,靠什麼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國化,將中國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被蠻戎夷狄包圍。那時,吳、越、閩、楚為蠻,秦為戎,齊、魯雖為封建之地,但周邊都是夷,用夷禮。到了東周時期,吳、越、楚、秦、燕等蠻戎之國,都中國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魯、齊、晉、宋、蔡、陳、衛諸國,一個封建制的中國化的天下觀版圖就初具規模了。

近人柳詒征指出,中國之名始見於《禹貢》,為後世沿用。《禹貢》也是《尚書》裡的一篇,成於何時,則言者紛紛,而他確信,《禹貢》篇成於「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島」之時,他說《禹貢》地理觀,是一個文化中國的大格局。

此說甚宏,可當今學者卻以為可疑。文化認同也要拿出證據來,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因此,當青銅器「何尊」出土時,中國之名就從「茫茫禹跡」後退到了周武王時,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裡,再往前就沒有了證據。而《禹貢》裡的「九州島」、「五服」天下觀,似乎也應該退到周初封建時才合理。

帶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貢》,其實是殷周之際武王革命以後,新的王權對神州大地所作的區分和安排。以流域規劃疆域,將國土分為「九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確立「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像力設計中國化的地緣政治藍圖。

《禹貢》以「九州島」劃定華夏地域,而以「五服」經營之。「五服」,以京師為中國。東漢劉熙曰:「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向四方發展,每五百里為一「服」,這樣一看,《禹貢》的地盤有多大呢?向東到了海邊,往西靠近沙漠,從南到北都貫通了,這樣一個規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這篇文獻,雖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偉的國土意識和制度觀念,實在令人驚嘆。《周禮》將「五服」發展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變,後來,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按照這一設想經營中國。

周禮,是一種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為內核、分封為外殼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貢》裡的天下,就是這種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間上的表達。

當封建制用「五服」來表達時,「綏服」是關鍵。甸服、侯服都是中國化了的,而綏服是華夷之辨的前線,所以說,綏者,使之綏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綏服五百里,分為兩部分,其內三百里,因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國化;其外二百里,則近於要服、荒服,故行武衛,奮武以衛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魯、衛兩國,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齊、晉兩國,因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奮武衛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綏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綏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則羈縻而已。


《孔子憑幾像》(唐·吳道子)

孔子說「吾從周」,他周遊列國,就走了一條「吾從周」的路線。首先,他去投奔的國家,都是早已中國化了的宗周懿親之國,如魯、衛、齊、晉、宋、蔡、陳諸國,而非秦、楚、吳、越等蠻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國中,他呆的時間最長的是用周法的魯、衛兩國,而非用戎法而強的齊和晉。

不過,他對於齊和晉的霸業,還是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說過「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輩,幫助齊恆公尊王攘夷,成就霸業,一度成為他的榜樣。所以,他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著一隻膀子穿衣,披頭散髮做人了。這樣做人,當然不是做中國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孔子像》(宋·馬遠)

這便是孔子對管仲奮武衛的讚揚。在孔子看來,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做什麼人。為此,他建立了一套關於人的觀念體系,其中有等級和名分,有仁義和親情,但不管有什麼,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做什麼人,是做中國人,還是做夷狄之人?這就是華夷之辨,是根本,如果連中國人都做不成了,還談什麼禮啊仁!

因此,齊國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動就在齊國。本來齊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卻有一套改革齊國政治的想法。當時,齊、魯兩國毗鄰,如果按照「五服」來分屬於綏服,魯行周法揆文教,齊行戎法奮武衛,孔子想把兩者結合起來,結果,齊國政要晏嬰等人嫌文教繁瑣,與齊的立國精神不符,而拒絕了。

後來,他周遊列國時,還想到晉國去試一下,可他北上,剛到黃河邊,就聽到了不幸的消息,趙簡子在晉國執政,殺了他仰慕的兩位賢人,所以,他就停下腳步,不想去了。他認為,這兩個國家都不行了,就要亂了。

於是,他的眼光轉向西邊的秦國,秦雖西戎小國,可自從佔了周地以後,移風易俗,中國化了,而且繼齊、晉以後,奮武衛,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業。因此,當齊景公問他,秦國為何能稱霸時,他回答說,秦雖小國,可志向遠大,秦雖地僻,但立國中正。他這樣回答,就是承認秦為中國了。可他對於來中國爭霸的南蠻楚和吳、越,雖然也關注了,卻沒有這樣來評價。

後來,齊、晉兩國果然就亂了,田氏代齊,三家分晉,周初封建的其餘各國,在兼併戰爭中也紛紛倒下,中國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觀,中央之國已不復存在,可中國的領域卻日益擴大,原先是蠻、戎的楚、秦兩國,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全盤中國化了。中國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國的統一性來自文化。

於此,我們可見孔子的偉大。他建立了一個從堯、舜到周公的道統,這道統是文化中國的命脈,他自始至終維繫著。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還在;王朝中國垮了,可文化中國還在。他在封建制的禮崩樂壞中,時常夢見周公。

從孔子開始,中國文化第一次有了歷史意識,孔子去世以後,留下一部《春秋》,為中國立史。錢穆說,中國人以歷史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說儒者以歷史為宗教,那就更為合適。儒者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來開頭的,以歷史為據,而非以公理為前提,乃儒者的思維方式。

《春秋》立史,道統始有載體,中國亦有文化可倚。歷史,是文化中國的圍城──「口」,修史,如修長城。他的歷史觀象烽火臺一樣,監護著歷史。

如果說傳說中的禹是國土化中國的開闢者,那麼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國的創立者,而孔子則是文化中國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國還在,國土丟了,可以恢復,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會帶來統一,可只要文化中國在,無論怎樣的亂世之戰都會趨於統一;不是所有的異族入侵都能被驅逐,可只要文化中國還在,異族統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國權終將被收復。直到明亡以後,顧炎武還在說「亡國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麼?就是文化中國。

周公的封建制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一種國家主義的戰略,以中國為中心,經營天下,雖然輔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禮,但它基本上還是以王權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卻在逐漸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禮中,注入了一種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種新的精神–仁愛精神。以中道立國,是為中國;仁者愛人,使中國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正如耶穌用愛改造了基督教一樣,孔子以仁確立了中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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