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人不知「中國」 敢問誰人知其來歷(組圖)
【看中國2013年08月03日訊】尋常稱謂，往往有深意，我們太熟悉了，反而忽視。
例如「中國」，誰人不知？可猛然一問，就發現自己無知。
還是請教專家吧。於省吾老先生，早就寫了《釋中國》一文，他告訴我們，「中國」一詞，至遲西周初年就已出現，他提到了一件物證。
「何尊」仿製品
1963年，陝西寶雞賈村出土一口「何尊」，「尊」為酒器，用青銅製成，鑄有銘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殘毀。銘文記載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建都一事，是成王對宗族小子何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後，曾告於上天：「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已經據有中國，統治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牆圍起來——「口」，就成為「國」了。
「何尊」銘文（紅圈內四字為「宅茲中或」）
所以，我國最早的一部字典漢代的《說文解字》就說，「國」字，「從口，從或」，意思和「邦」字一樣。後來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也說，「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說，「古或、國同用。」
這樣，他就從金文中找到「中國」的來歷了。同時，他還指出，在《尚書》裡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國民」，說皇天已將「中國民」和疆土都托付給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國維的「兩重證法」，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確認，「何尊」和《尚書》都提到的周武王時，已經有了「中國」名稱。
胡厚宣先生《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則以甲骨文為據，考釋出商自稱「中商國」，因而斷言，此為「中國稱謂的起源。」
然而，商雖有中心意識，但其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為中國的原型與都城有關，而商朝老是遷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識很難上升為中國觀念。
中國觀念的形成，與封建制並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個中央國的存在為前提，而王權所在地，通常就是這樣一個中央國——中國。《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曰：「中國，京師也。」
《周文王》（明·佚名）
中國綏服四方，靠什麼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國化，將中國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被蠻戎夷狄包圍。那時，吳、越、閩、楚為蠻，秦為戎，齊、魯雖為封建之地，但周邊都是夷，用夷禮。到了東周時期，吳、越、楚、秦、燕等蠻戎之國，都中國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魯、齊、晉、宋、蔡、陳、衛諸國，一個封建制的中國化的天下觀版圖就初具規模了。
近人柳詒征指出，中國之名始見於《禹貢》，為後世沿用。《禹貢》也是《尚書》裡的一篇，成於何時，則言者紛紛，而他確信，《禹貢》篇成於「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島」之時，他說《禹貢》地理觀，是一個文化中國的大格局。
此說甚宏，可當今學者卻以為可疑。文化認同也要拿出證據來，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因此，當青銅器「何尊」出土時，中國之名就從「茫茫禹跡」後退到了周武王時，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裡，再往前就沒有了證據。而《禹貢》裡的「九州島」、「五服」天下觀，似乎也應該退到周初封建時才合理。
帶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貢》，其實是殷周之際武王革命以後，新的王權對神州大地所作的區分和安排。以流域規劃疆域，將國土分為「九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確立「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像力設計中國化的地緣政治藍圖。
《禹貢》以「九州島」劃定華夏地域，而以「五服」經營之。「五服」，以京師為中國。東漢劉熙曰：「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向四方發展，每五百里為一「服」，這樣一看，《禹貢》的地盤有多大呢？向東到了海邊，往西靠近沙漠，從南到北都貫通了，這樣一個規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這篇文獻，雖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偉的國土意識和制度觀念，實在令人驚嘆。《周禮》將「五服」發展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變，後來，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按照這一設想經營中國。
周禮，是一種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為內核、分封為外殼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貢》裡的天下，就是這種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間上的表達。
當封建制用「五服」來表達時，「綏服」是關鍵。甸服、侯服都是中國化了的，而綏服是華夷之辨的前線，所以說，綏者，使之綏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綏服五百里，分為兩部分，其內三百里，因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國化；其外二百里，則近於要服、荒服，故行武衛，奮武以衛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魯、衛兩國，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齊、晉兩國，因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奮武衛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綏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綏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則羈縻而已。
《孔子憑幾像》(唐·吳道子)
孔子說「吾從周」，他周遊列國，就走了一條「吾從周」的路線。首先，他去投奔的國家，都是早已中國化了的宗周懿親之國，如魯、衛、齊、晉、宋、蔡、陳諸國，而非秦、楚、吳、越等蠻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國中，他呆的時間最長的是用周法的魯、衛兩國，而非用戎法而強的齊和晉。
不過，他對於齊和晉的霸業，還是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說過「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輩，幫助齊恆公尊王攘夷，成就霸業，一度成為他的榜樣。所以，他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著一隻膀子穿衣，披頭散髮做人了。這樣做人，當然不是做中國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孔子像》（宋·馬遠）
這便是孔子對管仲奮武衛的讚揚。在孔子看來，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做什麼人。為此，他建立了一套關於人的觀念體系，其中有等級和名分，有仁義和親情，但不管有什麼，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做什麼人，是做中國人，還是做夷狄之人？這就是華夷之辨，是根本，如果連中國人都做不成了，還談什麼禮啊仁！
因此，齊國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動就在齊國。本來齊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卻有一套改革齊國政治的想法。當時，齊、魯兩國毗鄰，如果按照「五服」來分屬於綏服，魯行周法揆文教，齊行戎法奮武衛，孔子想把兩者結合起來，結果，齊國政要晏嬰等人嫌文教繁瑣，與齊的立國精神不符，而拒絕了。
後來，他周遊列國時，還想到晉國去試一下，可他北上，剛到黃河邊，就聽到了不幸的消息，趙簡子在晉國執政，殺了他仰慕的兩位賢人，所以，他就停下腳步，不想去了。他認為，這兩個國家都不行了，就要亂了。
於是，他的眼光轉向西邊的秦國，秦雖西戎小國，可自從佔了周地以後，移風易俗，中國化了，而且繼齊、晉以後，奮武衛，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業。因此，當齊景公問他，秦國為何能稱霸時，他回答說，秦雖小國，可志向遠大，秦雖地僻，但立國中正。他這樣回答，就是承認秦為中國了。可他對於來中國爭霸的南蠻楚和吳、越，雖然也關注了，卻沒有這樣來評價。
後來，齊、晉兩國果然就亂了，田氏代齊，三家分晉，周初封建的其餘各國，在兼併戰爭中也紛紛倒下，中國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觀，中央之國已不復存在，可中國的領域卻日益擴大，原先是蠻、戎的楚、秦兩國，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全盤中國化了。中國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國的統一性來自文化。
於此，我們可見孔子的偉大。他建立了一個從堯、舜到周公的道統，這道統是文化中國的命脈，他自始至終維繫著。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還在；王朝中國垮了，可文化中國還在。他在封建制的禮崩樂壞中，時常夢見周公。
從孔子開始，中國文化第一次有了歷史意識，孔子去世以後，留下一部《春秋》，為中國立史。錢穆說，中國人以歷史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說儒者以歷史為宗教，那就更為合適。儒者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來開頭的，以歷史為據，而非以公理為前提，乃儒者的思維方式。
《春秋》立史，道統始有載體，中國亦有文化可倚。歷史，是文化中國的圍城──「口」，修史，如修長城。他的歷史觀象烽火臺一樣，監護著歷史。
如果說傳說中的禹是國土化中國的開闢者，那麼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國的創立者，而孔子則是文化中國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國還在，國土丟了，可以恢復，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會帶來統一，可只要文化中國在，無論怎樣的亂世之戰都會趨於統一；不是所有的異族入侵都能被驅逐，可只要文化中國還在，異族統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國權終將被收復。直到明亡以後，顧炎武還在說「亡國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麼？就是文化中國。
周公的封建制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一種國家主義的戰略，以中國為中心，經營天下，雖然輔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禮，但它基本上還是以王權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卻在逐漸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禮中，注入了一種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種新的精神–仁愛精神。以中道立國，是為中國；仁者愛人，使中國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正如耶穌用愛改造了基督教一樣，孔子以仁確立了中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