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從紅二代吵架談起（中）

【看中國2013年07月09日訊】上次講到，兩個紅二代吵架，官員派理屈詞窮，惱羞成怒，敗下陣來，但是普世派卻並未取得勝利。因為普世派不敢公開說出「如果人民想要共產黨下臺，共產黨就應該下臺」。

按理說，如果大多數人民想要執政黨下臺，執政黨就應該下臺。這個條件命題是普世真理，諒那共產黨自己也不敢公然否認的。但問題是，在共產黨那裡，誰說了這句話誰就是犯了頭號禁忌。在共產黨那裡，維護黨的絕對權力是不准質疑的。

因此在黨內爭論中，理屈詞窮的一方總是率先給對方扣上你們反黨，你們分裂黨，你們就是要搞垮共產黨的大帽子；而對方不敢明確地說，這樣的黨就該反，就該分裂，就該垮臺。他們只是一味地辯解，我們不是反黨不是分裂黨，不是要黨垮臺；我們也是為黨好，為了黨的統治長治久安。他們甚至還可能展開反擊，說，要是像你們這樣搞下去，黨才會垮呢。可是由於他們的這些說法本身也已經承認了維護黨的統治是第一位的這條錯誤的前提，因此他們無法擺脫被動，更無法戰勝對方。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把這一點看得更清楚。

我們知道，在1958年，毛澤東發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結果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飢荒，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澤東不因此而垮臺就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更不可思議的是，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達到最高點。這實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驚人的巨大逆轉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其內在邏輯究竟是什麼呢？

本來，到了1961年，面對大飢荒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卻，讓劉少奇等務實派領導人出面，放棄了一些荒謬的說法和做法，調整了經濟政策，使中國走出死亡峽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上通過的黨章，黨代會5年一次。61年就該開九大了。毛澤東深知，倘若如期召開九大，三面紅旗的問題，大飢荒的問題，免不了會提上議程，他的錯誤勢必會遭到某種批評追究，即便不下臺，其權力也必然會大幅度削弱。因此，毛澤東耍賴，硬是把黨章扔在一旁，就是不開九大。

可是不開會也不是辦法，因為黨內有壓力。於是在62年1月開了個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主要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一點自我批評，毛澤東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要「發揚民主」，也多少讓與會者出了點氣。

七千人大會不是公開舉行的，會上沒有改選，也沒有發布公報或決議。毛澤東的職務沒有任何變化。在社會上，一般民眾由於不知情，因此毛澤東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在黨內，尤其是在黨內上層，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已經一落千丈，降到最低點。

然而，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七千人大會結束後還不到8個月，在62年9月份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變被動為主動，一舉奪回了話語權，也就是對黨的主導權，重新強化了自己的領袖地位，並且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搞經濟建設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那麼。毛澤東這場翻身仗是怎麼打贏的呢？分析分析他在會上的講話就清楚了。

實際上，還在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為接下來要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定下了調子。在8月9日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一上來就說：「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

可以想見，很多來開會的人一聽到毛澤東這句話，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七千人大會不是說好要進一步調整政策，恢復經濟嗎？不是說好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讓人批評嗎？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共產黨垮臺不垮臺的問題了呢？

不過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了。是的，共產黨犯下了這麼大的錯誤，不改不行；可正因為錯誤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來，要改徹底，改得起嗎？中國的民眾遭受了這麼大的災難，真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他們能饒過共產黨嗎？

不錯，從表面上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還是穩固的。由於長期的洗腦，由於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大多數民眾對他們身處災難的嚴重程度以及共產黨錯誤的嚴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麼強烈的不滿和要共產黨下臺的意願。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層是知道的。正如後來萬里所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層不能不有危機意識，他們知道毛澤東的講話並非危言聳聽。

接下來兩句話就更讓與會者擔心了。接下來毛澤東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眾所周知，國共兩黨之間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產黨掌權後，對殘餘的國民黨勢力更是不遺餘力地殘酷鎮壓。國民黨重新上臺無疑是共產黨的最大夢魘。中共高層意識到，共產黨的統治正面臨空前的危機，因此大家必須抱團，把捍衛政權放在第一位。毛澤東的責任不能追究，要是毛澤東倒了，共產黨還站得住嗎？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進一步批評三面紅旗，誰還敢追究三年大飢荒的責任呢？誰還敢議論毛澤東的是非呢？於是，不是靠別的，而是靠著共同的罪惡感，中共高層達到了新的團結。而罪魁禍首毛澤東則理所當然地又成為全黨無可質疑的最高領導人。

毛澤東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贏回主導權，說到底，就是利用了共產黨的所謂黨性，這種黨性要求黨員必須把黨的利益、黨的權力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我們對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臺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臺不下臺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說這樣的話，所以這個黨就只好服從毛的邏輯。就這樣，毛澤東走出低谷，贏回主動。一個大惡魔，在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後，不但沒有倒下，反而在短暫的退卻後東山再起，而且獲得了比原來還大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