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

【看中國2013年07月02日訊】世界上有許多蠢問題，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即是其中之一。

想知道中國為什麼產生不了大師，就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對待大師。自1949中共建政大業之後，留在大陸的大師們日子就不好過起來，哪怕卑躬屈節上書交心交底，也不過等來努力改造思想以觀後效的批示——如美學大師朱光潛率先在《人民日報》發表自我檢討，社會學家費孝通和哲學家馮友蘭等，看風向也迫不急待公開宣布與「舊的自我」和「舊的社會」一刀兩斷，還痛下決心按照新社會的要求重新改造自我。但等到了1957反右、1966文革，甚至連這惶遽的日子都過不下去。比如以《二馬》、《老張的哲學》聞名的小說大師老舍，就被逼得走投無路跳了未名湖；搞翻譯的大師傅雷，與妻子一同懸樑上吊；拉小提琴的大師馬思聰，流亡去了美國；被譽為「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鋼琴詩人」的顧聖嬰，則與母親、弟弟一同自殺；戲劇界的大師言慧珠、楊寶忠，馬連良，不是自殺身亡，就是被關進牛棚，監督改造；國學大師陳寅恪受盡紅衛兵的欺凌與侮辱，被殘酷折磨至死；同為國學大師的吳宓，在經受長期的虐待與催殘後，在貧病交加在去世；考古學家陳夢家被打被侮辱被關押，說了句「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就毅然自殺；古典文獻學家劉盼遂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建築學家梁思成拯救不了北京古城牆，也同樣拯救不了自己的命運，戴著「反動學術權威」帽子含冤去世；物理學家束星北，被批為「披著人民外衣的豺狼」的反革命分子，被剝奪公職勞動管制；數學家陳景潤，受不了揪鬥，從三樓窗口跳下，所幸有屋沿擋了一下，保住了性命，然而沒有領導的關心慰問不說，還要受造反派干將的奚落：「真不愧是個知名的數學家，連跳樓都懂得選擇角度!」

這份死亡名單，拜當局的「英明」政策所致，還可以開得很長很多。除此之外，還有太多慘死在全國各地看守所、監獄，勞改營，流放地的無名人士。他們雖不是大師，但卻是各類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專業人才，曾經也抱著一顆赤誠的心，立意要在建設祖國的偉岸事業中發光發亮發熱。可想而知，如果有機會與舞臺來施展他們的抱負與才華，必然會對中國社會的文化、科技、教育、經濟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很可惜，一小撮人之間的權力慾，壓倒了一個民族的前途。階級鬥爭的噬咬本性，水泊梁山的江湖火拚，從延安的小窯洞放大到全中國，在「偉大領袖們」彼此之間心狠手辣而又殘忍無情的權力鬥爭中，這些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淪為政治犧牲品，不是貫以「右派」之名，就是戴上「反動的資產階級」、「猖狂向革命陣營進攻的走資派」等帽子，走馬燈似地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要麼被直接清洗剿殺，要麼跌入社會的地窖，淪為人人可以欺壓的政治賤民。大師成為大敵，人才成為人渣，比起1949未取得政權前統戰拉籠知識份子的溫暖面孔，貼心話語，細心關懷，其翻臉的冷酷與無情，才讓你切身體驗什麼叫做冰火兩重天。

總之，很奇怪的邏輯，太難見的心理，這個政權好像惟恐中國還有優秀的人才存在，惟恐中國還能傳承下來點好東西，不是要發動三反五反來鎮反，就是以號召人民群眾舉起鐵掃帚來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反正隔三差五地就要「折騰」一下，恨不得除之而後快。例如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就被付之一炬，讓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還有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沈從文，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對這些罄竹難書的暴行，當局非但不制止，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好得很》，以進行鼓勵與肯定。並且如此覺得還不夠，還要發動全國人民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強調「每隔七八年就要來一次」。於是，本應進行學術研究的精力，被消耗在層出不窮的政治鬥爭，本應該傳道受業的專家學者，被整得家破人亡，整整幾代人的創造力就這樣被無所謂的浪費，所謂五千年的燦爛歷史，二千多年深厚文化，在當局的手中，敗得干乾淨淨，而彌足珍貴的人才，也被集體報銷，學問沒有傳承，文化成為斷層，本是一個優秀的文化古國，卻在共產主義思潮的鼓動下，直接進化成叢林社會，文化沙漠，慘絕人寰的暴行哀鴻遍野的苦難被恬不知恥地鼓吹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好笑吧？然而就在這樣的慘淡歷史面前，就在大師都被趕盡殺絕，摧殘殆盡的現實下，居然今天還有很多人一臉困疑地來問「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只能感嘆文革摧毀了中國人的心理狀況與思維能力，四十年後，其殘留的核輻射，仍然相當壯觀。

中國出不了大師的另一原因，就是產生大師的環境已經完全被破壞。須知大師不是大觀園裡的林妹妹，可以憑空從天上掉下。要想出產大師，必須要有文化土壤的滋潤，學術環境的浸染與自由的交流空間，以培養開闊的胸襟，不凡的見識與精湛的學問。比如內憂外患，軍閥橫行，社會動盪的民國，何以還能成為人才輩出，大師雲集的年代？就是因為當年的環境，還保留著相對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高校自治的權力，以及中國傳統社會裏的人情、禮節與雅量，可以任由學人去博古通今，東西兼併，而無須擔憂政治高壓的衝擊與迫害——其實說穿了，就是還有做人做事的底線，容人容物的風範，而現在的社會環境，拜當局幾十年來偉大正確光榮的治理，則早已不知道底線是什麼東西，直接是把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當作社會生存的正確手段。至於現在的教育體制，則徹底淪落為以愚民為榮，反智為傲，被政治壟斷扭曲異化的教育生產流水線上，批量產生的不是趨炎附勢的奴才，就是自私自利的看客，連基本的獨立與理性都成問題，那裡還談得上有大師的氣象。所以，在這個新聞不自由，言論不自由，結社不自由，學術被黨化的環境裡，還裝模作樣地來問「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這個問題，不免讓人感覺十足好笑了。不過，偶爾從現實的混亂中超脫出來，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來欣賞一個政黨的虛偽與愚蠢，一個社會的健忘與薄涼，一個民族的狹隘與麻木，也未免不是人生的樂趣之一。畢竟，陶傑說得好，閱覽中國人自我製造的悲劇，笑，而不是流淚，是一種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