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陸鏗揭露孔宋看國民黨時代的新聞自由(圖)

2008年去世的陸鏗是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二戰時擔任中國駐歐洲戰地記者，抗戰勝利後升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陸鏗一生以新聞自由為志業，與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皆發生衝突：一九四九年四月，因辦《天地新聞》被國民黨下獄，為於右任、閻錫山所搭救，一月之後即獲自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從日本經香港返回昆明，立即身陷大牢，此後在共產黨的牢房中被關押了二十二年，沒有被關成瘋子簡直就是奇蹟。

七十年代末，陸鏗被釋放後赴香港，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創辦《百姓》雜誌，發揮輿論影響力。其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一席訪談，成為保守派逼胡下臺的一大「罪狀」──在此意義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殺新聞自由的犧牲品。「六•四」慘案之後，陸鏗積極支持海外民主運動，出力幫助許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為大陸「黑名單」上的人物。

一九七五年底，中共當局為了對臺統戰的「大局」，將所有在押的國民黨人員中文官縣長以上、武官團長以上全部釋放，給予公民權。在處理文武兩種官吏的時候，遇到了陸鏗的問題──陸鏗是蹲中共監獄的最著名的新聞記者，他的級別是什麼呢？

於是，公安幹部詢問他說：「你是什麼級別？」

陸鏗回答說：「我沒有級別。」

對方感到很驚詫：「你怎麼會沒有級別呢？」

陸鏗說：「國民黨黨報工作人員，是按自由職業對待，都沒有什麼級別。」

公安根本不相信陸的說法：「有級別就講級別，這是好事。」

陸則堅持說：「好事也不能亂講啊。」

公安仍然認為陸「思想上還有顧慮」，便表示說：「那我們只有按我們的級別來套你的級別。」

結果，陸鏗被通知說：「北京《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是副部長級，你是《中央日報》副總編輯，比照《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級別，以副部長級落實政策。」

這是一個涵義深長的小插曲。陸鏗從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元老記者到《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部主任，直接採訪過蔣介石、宋美齡乃至盟軍統帥馬歇爾及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卻一直都只是一名受「聘任」的專業人士，在黨國媒體中的高級職位並非其「鐵飯碗」，他更沒有在國民黨的組織系統內擔任任何職務。國民黨高層放心讓陸鏗這樣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職業者」出任黨中央機關報副總編輯，在相當程度上說明當時的《中央日報》仍按照現代專業報刊的方式來運作。

國府時代，總體而言，民間社會的言論空間仍然蓬勃生長，《申報》、《大公報》等民營報紙比黨營的《中央日報》擁有更多讀者，且一直在發表種種嚴厲批評國府的言論。直至敗退臺灣，國民黨當局仍未能將輿論「定於一尊」，這既有其「不能」的一面，也有其「不為」的一面。

中共方面以自己辦《人民日報》的思路來度量《中央日報》的組織結構，因而給了陸鏗一種意想不到的「地位」。《人民日報》是中共的「喉舌」和政治「風向標」，其重要文章大多由毛澤東親自閱讀並加以按語。在中共統治下，不用說權威的《人民日報》了，即便一般的地方性報刊，其主要採編人員亦必須是忠心耿耿的中共黨員，所有記者都是「國家幹部」而「非自由職業者」──「自由職業者」這一概念在中共統治下是不存在的。

以「槍桿子」和「筆桿子」起家的中共當局（毛澤東本人亦是二十世紀的愚民大師），一貫將媒體視為自己的「禁臠」，以管制軍警憲特部門的方式來管制媒體。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中，中國大陸實行著一種沒有新聞法的「無法之治」，中宣部即是一個堂而皇之地存在著的違憲機構。在此種密不透風的極權體制下，陸鏗縱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混進任何一家媒體工作，實現其以新聞促自由的理想。

陸鏗最輝煌的時期是青年和老年兩頭──最寶貴的中年在中共監牢中苦苦掙扎。老年陸鏗在香港和美國，或自創雜誌、或秉持筆政，可謂老當益壯、聲如洪鐘；青年陸鏗則在抗日的烽火與內戰的硝煙中，實踐了新聞人為國為民的職責。陸鏗是受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激勵而開始新聞工作的。於右任是中國現代新聞業的先驅者，貴為國府監察院院長，仍強調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昔人以此為執政者之天職，吾則以此為新聞記者之不二法門。」「為維護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沒有新聞道德的記者，比貪官污吏還可惡。」

圍繞《中央日報》的辦報方針，新舊兩派有著一番較量：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之職兼任《中央日報》總主筆的陶希聖，提出「先中央、後日報」的主張，認為報紙既是黨的機關報，當然要以站穩黨的立場為第一要務。而《中央日報》的一班年輕人，在畢業於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發行人兼社長馬星野的支持下，堅持「先日報、後中央」的主張，認為報紙如果辦得沒有人看，中央的立場站得再穩，又有何用？

「先日報、後中央」的辦報方針，在抗戰勝利到國府遷臺之間四年間的《中央日報》得到部分實現。如年輕記者徐佳士採訪國大代表，聽到有國大代表因國軍軍事失利，提出「殺陳誠以謝天下」的主張，就照實寫來，陸鏗則照實刊登。陸鏗多次採訪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不果，憤而在《中央日報》刊登「徐永昌部長失蹤」的消息，雖然受到上面的批評，卻也逼得徐氏乖乖接受訪問。這些小小花絮，均說明即便是在受國民黨黨部控制最強的《中央日報》內部，依然有著相當的自由與彈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報》層層嚴格審查──清樣必須由社黨委、中宣部和毛辦簽字之後方能付印──的制度來運作，十個陸鏗也被「消音」。

1947年夏，孔祥熙、宋子文以「揚子」和「孚中」兩公司的名義，向中央銀行結匯3億8千多萬美元（當時官方美元與黑市價相差十多倍），從國外購買禁止進口的汽車、無線電器材等，運到上海拋售，牟取巨額利潤。當年五月，在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上，素有「大炮」之稱的貴州籍參政員黃宇人為此開了一炮，並籲請當局從速徹查。

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長俞鴻鈞答覆這一質詢時，不做正面回答。這使得當時在會上採訪的陸鏗非常氣憤。他一回到《中央日報》，就佈置全體記者，集中全力設法搞到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最後終於在青年黨人陳啟天主持的經濟部裡，將財政部和經濟部的調查報告，連騙帶偷地弄了出來。他隨即發動好幾個記者、編輯加緊謄抄。

第二天，即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報》第四版頭條就刊登了《孚中暨揚子公司破壞進出口條例財經兩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這兩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權，八個月內向中央銀行結匯了3億8千多萬美元，佔國內同期售出外匯的88%......。立即引起了中外轟動。上海的《申報》、《大公報》、《新聞報》都紛紛轉載；外國駐南京的記者也將這個消息傳到國外。宋美齡為此很不高興，要蔣介石追究責任。

當天下午，蔣介石在黃埔路的「官邸」召集會議。當時侍從室主任陳佈雷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主筆陶希聖判斷：可能是陸鏗等人由於職業衝動而干的。但老蔣不相信，決定叫李惟果和陶希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正副部長的名義，直接找陸鏗弄清消息來源，然後再作處理。

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國民黨中宣部部長李惟果和副部長陶希聖多次約陸鏗談話。陸鏗挺身與兩名宣傳部長對峙，堅持信守記者原則，不肯透露消息來源。至於發表這消息的動機，完全是為國民黨著想，而不是使國民黨更壞。蔣乃作明確指示：「我是總裁，他是黨員，不管什麼記者信條不信條，按照黨的紀律，總裁命令黨員講出來。」陸鏗接到此指示，依然大聲對兩名部長說：「既然總裁這樣說，那我請求退黨好了。」

這兩次交談後，陸鏗接著就打起了小包袱，準備坐牢。8月2日聽說李惟果駕車來到《中央日報》樓下，陸鏗即拎著包袱下樓。李惟果一見這模樣，就問他這是幹什麼，他說準備坐牢。李惟果說：「瞎說！總裁要親自問問你！」

李惟果邊說，邊把陸鏗拉上汽車，直開黃埔路的「官邸」。蔣介石見了陸鏗第一句就問：「什麼人告訴你的？你說！」

陸鏗說：「能不能讓我多說兩句？」

於是陸鏗就將自己見到的國民黨多種腐敗現象逐一列舉，特別把他在豫北採訪王仲廉部的親身感受，詳詳細細地和盤托出。他說前方士兵艱苦作戰時想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因為國家沒錢給他們買水壺；而後方的官僚們卻窮奢極侈，國人的怨恨都集中在孔祥熙、宋子文身上。《中央日報》揭露孔、宋等中央大員，正表示國民黨「不同流合污」，蔣總裁是「大公無私」。

陸鏗一口氣說了半個小時，最後要求蔣介石給予處分，李惟果馬上站起來說：「報告總裁：惟果負責宣傳部，有負總裁囑託之重，請求給惟果處分。」蔣介石臉上的怒氣全消了。他也跟著站了起來說：「我什麼人也不給處分，我什麼人也不給處分。」

事後，陸鏗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處獲悉：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德邁跟蔣介石談話時，無意中談到這件事，也讚揚這是「民主的表現」。老蔣聽了就更加不了了之了，並以此說服了宋美齡。

此後，李惟果居然請陸鏗這個差點讓自己去職的下屬赴家宴，李夫人親自下廚，慇勤待客。此種重人情、輕黨性、對新聞自由有著相當認同的國民黨宣傳部長，在共產黨中的歷史中惟有至今仍被「冰凍」的朱厚澤可比擬。國府時代的多名宣傳部長都有到海外留學的背景，在相當程度上尊重新聞自由的原則，即使是陶希聖這樣的保守派，亦是文人出身，本人算得上是文章高手，在與各媒體和眾記者溝通的時候，至少懂得「講道理、擺事實」。相比之下，中共當局越到統治末期，其中宣部部長的水準越不堪入目，如依靠陪鄧小平打橋牌而青雲直上的前任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在內蒙一所大部分國人聞所未聞的師範學校畢業的現任宣傳部部長劉雲山，皆是胸無半點墨、文章也寫不通順的「新聞殺手」與「文化剋星」。

一場本來可能會導致「軍法處置」的大禍終於煙消雲散。對此，陸鏗的解釋是，除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壓力外，「最具決定性的還是蔣老先生沒有毛老先生的超帝王心態，特別是那種討厭、痛恨知識份子的變態心理，視人命如草芥，所謂‘無毒不丈夫’也。看看《人民日報》鄧拓的下場是多麼的悲慘。他不過是寫了一些雜文。」陸鏗深知，自己的這種勇敢只是在國府時代才可能被寬宥，在中共治下哪裡有你表現此種大勇的機會。由一個人的命運即可看出兩個政權的差異來。

用儲安平的說法，在國民黨的「威權主義」統治下，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而在共產黨的「極權主義」統治下，自由則是有和無的問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國府敗退，只對極少數人而言是「解放」，而對絕大多數民眾而言，乃是陷入了一種更加可怕的奴役狀態之中。從此，陸鏗所誇耀的「先日報、後中央」的辦報方法成為「天鵝的絕唱」；從此，數億國民鉗口結舌，數十年無新聞，謊言如病毒般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傳染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