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發動反共暴動的北大學生的冤情

在1949年後的北大歷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權的勇士迄今未能進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鮮為人所知,但他們的名字無疑讓那個黑暗的時代、黑暗的北大出現了一抹亮色。他們中除了林昭、黃宗奇、張錫琨等人外,還有一個叫黃立眾的學生。

根據披露的資料,1936年生於安徽無為縣農村的黃立眾,又名黃美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57年「反右」運動時,因向大家講述農民生活困苦的真實情況,而被開除團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黃立眾繼續堅持自己觀點,被以「思想反動」為名開除學籍,遣送回鄉。

當時的中國慘況處處可見。1958年毛澤東和中共推行的「大躍進」和一直進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給農村帶來的災難是顯而易見的,直接的惡果就是從1959年至1961年三年間,全國至少3500萬人被餓死。安徽是重災區之一,而黃立眾的家鄉無為縣也是如此。

據2012年第9期《炎黃春秋》雜誌中謝貴平撰寫的《1960年黃立眾反革命案及其社會背景》一文披露,當時的農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們生活、生產困難,導致土地拋荒,村野荒涼。1959年,無為縣當時社員每人每天的口糧不過二兩,最困難時,有時連續三四天一兩米都不供應,「群眾個個都像叫花子一樣」。

此外,由於飢餓,身體乏力,加上勞動強度大,體力消耗大,社員個個都餓得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須帶枴杖。因為缺糧少吃,社員只好找樹皮、樹根、蒿草、糠秕、蕨類、小雞草等野草野食充飢,實在沒有辦法時,只有大量喝水充飢,結果大批人浮腫,許多人餓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約為27%。

據無為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統計,全縣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年底僅剩662,557人。1961年餓死的人數還未統計在內。據此推算,「大躍進」時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全縣餓死人應在30萬人以上。而三年間,無為縣的人口都是負增長。

黃立眾回鄉時,正好趕上三年大飢荒。面對如此悲慘的景象,他深覺有責任為鄉親們做些什麼。他除了認真進行實地調查,統計數據,撰寫材料,組織社員上訪反映情況外,還幫助農民突破當地幹部和民兵的封鎖,到外面尋找一條生路。

然而,上訪沒有結果,尋找生路又不被許可,陷入絕望和悲憤的黃立眾決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發起成立了中國勞動黨,制定了明確的綱領和嚴密的組織;他積極進行宣傳,以喚醒民眾,並暗中蒐集武器,準備通過暴動改變悲慘現狀,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權而戰。他還寫下了《告全國同胞書》,說明他們武裝起義的原因。

暴動尚未舉行,就被中共當局發現。據說當局在逮捕黃立眾等人外,還發現了「勞動黨黨章」、「宣言」(又稱「告全國同胞書」)、「標語」、「口號」、「殺人條例」、油印機(包括鋼板、蠟紙、鐵筆等)、「入黨申請書」、花名冊及糧食、斧頭、軍事搏鬥知識教材等大批所謂「罪證」。

該案在當地引起了巨大轟動,主要成員受到了嚴厲處罰,並將一些無辜者也牽連其中。1961年,蕪湖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黃立眾死緩,將其關押在無為監獄。在1961年至1970年坐牢期間,黃立眾不改初衷,經常慷慨陳詞,抨擊黑暗現實。因其「頑固堅持反動思想和立場」,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中共處死。

文革結束後,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鑒字(82)第107號批復無為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中稱:「被告黃立眾為首的‘中國勞動黨’,主要是出於對當時農村受‘左’傾政策的影響,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和對‘五風’盛行不滿,想要改變和改善這種現狀,並非出於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張現已證明有些是正確的,但被告黃立眾為首成立的組織是非法的、錯誤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團罪處刑不當,屬冤殺,其餘被告均宣告無罪。」

貌似中共認了錯,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一則元凶迄今尚未被追責,二則在西方民主國家看來,成立反對政府的組織根本談不上「非法」和「錯誤」,錯的正是不允許這樣的組織成立而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因此,黃立眾的冤情並沒有得到昭雪,清白並沒有歸還。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都確信,類似黃立眾這樣的冤情的出頭之日,惟有等中共徹底解體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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