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溫事件」為北京「首善之區」敲響警鐘

五月初以來，北京市連續發生兩起影響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一是5月4日發生在廣渠門附近的持刀傷人案，二是5月3日發生、並引發5月8日大規模群體事件的袁莉亞墜亡案。這兩場事件各有不同特點，但共同點在於，在全國各地群體性事件不斷的背景下，首都北京作為「首善之區」的神話敲響警鐘。

作為權力中樞，北京每年配備大量警力維護中央及北京市各機關的安全。與此相聯繫的必然產物，就是市區範圍內治安相對良好，因此被稱為「首善之區」，當地居民也頗引以為自豪。儘管不乏小偷小摸等普通治安案件，但在全國各地每年數萬起群體性事件的背景下，北京的良好治安更加顯得獨樹一幟。這種氛圍甚至在其他一線大城市中都難以相比，例如，上海膠州路大火後、20萬人「頭七」祭拜的大規模聚集，在北京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方面，5月4日廣渠門持刀傷人案表明，社會戾氣可能突破常規治安案件範圍，演變成小規模、然而劇烈的暴力事件。根據官方通報，行凶人李敬輝5月3日剛剛來到北京，因感情受挫，次日就持刀劫持私人汽車後刺傷車主，並在街頭對不特定目標持刀行凶，共刺傷三人，自己也在拒捕過程中受傷，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廣渠門持刀傷人案還只是一起常規刑事案件，要論慘烈程度，既比不上多年前的建國門槍戰，也比不上近年來京郊地區頻傳的滅門血案，但是它的無目的性，和一年前發生的「地面塌陷熱水管斷裂燙死行人」一樣，特點在於都是隨機出現的，防不勝防。儘管軍警密佈，但並不能彌補這種隨機不幸帶來的安全感下降。

另一方面，因打工女孩袁莉亞之死而引發的群體性抗議，對於北京來說則是具有象徵意義的標誌性事件。除了零星的上訪訪民堵路之外，因小人物之死發酵成為集體抗議，這種群體性事件在北京是極為罕見的。北京民眾以往只在電視和網路上看到的各地爆發的類似事件，幾乎是自從1989年以來第一次發生在自己身邊。

袁莉亞之死的真相現在尚未水落石出，但官方的處理手法，卻可以說和各地大同小異：封鎖現場—隱匿監控錄像—隱匿屍檢報告—宣布自殺—迅速火化屍體—聲稱受害者家屬情緒穩定—防範媒體—宣傳部門下指令禁言。但這套手法已經失去了民眾最基本的信任，並從反面刺激他們更多的「陰謀論」想像。"自主高墜"的術語，成為嘲笑調侃的對象。「保安輪姦」、「面試輪姦」等各種版本傳言不脛而走，而官方最有力的應對動作，則是5月9日宣布抓獲一名「謠言傳播者」。

當然，就示威本身而言，北京警方並沒有掉以輕心，對這場發生在天安門正南方6公里、千人左右的小規模示威保持了高度警惕。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陸媒體人現場觀察，北京警方極可能抽調了城八區的各區分局支援，現場一線警察達到4000人之多，以及警犬、城管和「紅袖箍」（治安志願者）輔助，各級警力高調地配置在顯眼位置，上空還有直升飛機盤旋，顯示出警方力圖造成「外在的高壓態勢」。

經歷了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北京對任何大規模人群聚集都抱有高度警惕，是不難想像的。但這次「京溫事件」規模雖小，但卻意義重大。自「群體性事件」在中國作為「騷亂」的代名詞為人熟知以來，事態分布一直呈現出某種特殊格局，即兩頭捂緊（一頭是北上廣等一線大城市，另一頭則是西藏、新疆等高敏感邊疆地區），中間鬆弛（因此近年來騷亂頻發於廣東河源、貴州瓮安、湖北石首、廣東烏坎、浙江織裡、四川什邡、重慶萬盛等地），而這次「京溫遊行」則突破了一線大城市、尤其是首都「首善之區」的紅線，群體性的抗議從帝國的行省蔓延到首都，此後北京當局或許會更加嚴防死守，但從此北京不能自外於全國，「首善之區」的神話已經破滅。

「京溫事件」並不是一個孤立現象。本臺此前報導已經援引一位觀察者的話稱，這次遊行可以和2011年浙江織裡抗稅暴亂聯繫起來。兩者共同點是：織裡及附近是全國童裝生產基地，那裡經商的主要是安徽人，在備受欺壓之下常抱團，而北京木樨園是北方童裝批發中心，附近的商人很多都是去織裡及附近進貨，很多也是安徽人，兩者人群主體有很大程度重疊。在最歧視非京籍打工者的北京地區，引發擴大版織裡事件的日子並不遙遠。

更加讓人不容樂觀的是，在「京溫事件」剛剛出現在網路上時，就有北京市民在微博上激烈指責「外地人」在北京「聚眾鬧事」、「添亂」，甚至紛紛轉告「安徽人可能要打砸搶」。這種思維定勢，和此前出現的打工子弟教育、非京籍學生高考問題一樣，再次凸顯出北京嚴重的地域隔閡。

相當一批草根民眾的心智、眼光和氣度，被「北京人—外地人」的二分框架牢牢鎖定，他們只看到「外地人」的可惡，卻沒有看到，此次事件的真正意義是，自己的皇城根兒從此和外地沒有本質區別。但是這種洶湧「民意」，卻有可能和非京籍考生等問題一樣，綁架決策者的判斷過程，最終在山雨欲來之時，使這個死結更難解開。加以時日，這種隔閡造成的怨氣，可能會激發出更大的破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