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人從小念的是無產階級歷史學家加工過的《中國近代史》，所以國人對近代史的瞭解，基本上是扭曲的。著名的「五四運動」那一段歷史，也不能例外。
五四運動的來龍去脈，簡單地說，是這樣的：
青島由於大清國歷史的原因，曾經長期是德國的租借地。1914年8月15日，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政府在當天通知中國北洋政府（當時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日本準備出兵青島、攻打德軍。
對於日本政府的這個通知，北洋政府是這樣回覆的：「......日本政府......愛和平、尊人道之心......足征主持公道，誠表友誼，至為感謝......日本政府既聲明並無佔領土地之野心......我政府已深信不疑......尤當欽佩......日政府對我純以誠意相孚，我政府自當竭誠相待，希向日政府聲明本國政府聲謝日政府真誠友好之意......」
以上這則史料，出自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三聯書店，1980）第六卷43頁。
不得不說，北洋政府這個反應，有以下需要注意之處：
1、日本出兵中國的山東青島、攻打德國軍隊，北洋政府僅僅聽信那是出於《日英同盟條約》的促使，在這件事上，北洋政府犯了幼稚病；
2、北洋政府討厭盤踞在青島的德國殖民者軍隊，心理上願意日本出兵趕走德軍，但又不多長個心眼、事先和日本溝通好：報酬是什麼？反而竟然天真地認為日本出兵是免費的，這不得不說：是個過失。
果然，日本很快就出兵青島，並很快就把德軍打敗並趕走了。趕走了德軍之後，北洋政府這時才猛然發現：日軍戰後竟然盤踞在山東、不肯走！
北洋政府這時才慌了，連連抗議、要求日本撤軍。讀者在這裡需要注意：北洋政府當時在抗議中提出的是：不給日本任何報酬（哪怕是軍費也不給）、而要求日本軍隊從青島無條件撤軍。
這種做法，我們的愛國青年無疑是認為我方是佔理的。但是，如果換了你是日本人，你願意免費幹活麼？這一點也許值得你深思。
打仗，不但是要花錢、而且是要流血犧牲的。當時的日本，當然不願意免費幹活。於是，1915年，日本政府派了外交官「日置益」來到北京、和北洋政府進行談判。眾所周知，在這次談判中，日本提出了史上著名的「二十一條」要求。
大總統袁世凱在驚慌之餘、使出渾身解數和日本談判，砍掉了七條、最終簽署了其中的十四條。統稱《民四條約》。於是，日本依據這個條約，開始移民、經營青島。
四年之後，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召開了和會，討論處置德國等戰敗國的問題。中國北洋政府派了外交官去參加這個和會。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提出：依據1915年不平等條約《民四條約》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島，應該歸還給中國。但是，英、美等大國代表不認同中國的要求，英、美代表的看法是：《民四條約》及其各種附約，是有效條約，誰叫你跟日本簽？簽了，就是有效的。
直到這時，中國代表在情急之下，才臨危抱佛腳式地、提出給日本報酬：中國政府願意給日本支付（1914年）日軍出兵青島（打德軍）的軍費補償，但中國希望能收回青島的主權。可是，無論日本、美國、英國.....沒有一個支持中方這個要求的。
無奈之下，北洋政府從北京拍發密電給巴黎的中國與會代表：如果實在沒辦法的話，那麼就簽（《凡爾賽和約》）吧，算了。
可是，這時，身在北京的「國聯同志會理事」林長民，得知了這個密電的消息，他立即寫下《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並火速於1919年5月2日刊登到當時北京的主流報紙之一《晨報》上，吶喊道：「山東要亡了！同胞奮起！」，煽動輿論的矛頭直指當時北洋政府裡以曹汝霖為代表的親日派高官。頓時，一石激起千層浪！
國人把林長民這個舉動解讀為「愛國」，可是作為當事人的曹汝霖，有不同的看法。曹汝霖在自己公開出版的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說：林長民和他是老相識，林長民此前有一次找曹汝霖借錢，曹汝霖沒有借給他。曹汝霖認為：林長民是借 「愛國」 做工具、實際上是要激起民憤、報復曹汝霖。因為曹汝霖是北洋政府裡面出了名的親日派高官，在北洋時期，相當多的對日妥協的「賣國條約」的洽談和簽署，都少不了曹汝霖的參與（例如：二十一條）。
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五四」暴力運動（看中國配圖）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時，被《晨報》的消息激怒了的北京十三所大中專院校共約三千名青年學生，由代表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點鐘，三千餘名學生彙集在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提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 的口號，並要求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註：此三人都是親日派國府高官）
依據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中的記載，1919年5月4日當天上午，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從海淀區馬神廟出發參加五四運動，北大校長蔡元培氣喘吁吁地追了上來、苦口婆心地勸阻同學們。遊行示威的學生領袖之一張國燾這時挺身而出，駁斥蔡元培：「蔡校長！這事與你無關！你本來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 就這樣，張國燾和北大的同學們，硬是把蔡元培校長給攆走了。
北大校長控制不了學生。遊行的學生，高呼口號，到了使館區、向外國使館提交了《陳情書》，可是，列強的外交官不太待見這些學生。學生有火發不出，只好調整目標、直奔「賣國賊」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趙家樓。
收到遊行風聲的曹汝霖，十分恐慌，他不想在街上被學生認出並當街打死，於是他立即飛奔回家躲避，到家門口時，曹汝霖遇到了北洋政府臨時派來保護他的三、四十名警察。警察問曹汝霖：「你需要我們怎樣保護你？」曹汝霖苦笑道：「你是警察？還是我是警察？怎麼保護公民，你問我？我還問你呢！」警察說：「上面有指示，要求我們這些警察務必文明對待遊行示威的學生。所以，我們這次連警棍都沒有帶，不知怎樣保護你才好。」
曹汝霖苦笑一聲、實在是無奈。商量之下，警察只好開始幫忙往曹汝霖住宅的大門上貼封條，意圖堵住曹汝霖家門的入口，以抵擋憤怒的示威學生。北洋警察以為：只要往門上貼了政府的封條，遊行的學生就不敢撞，否則就是犯法。顯然，北洋的警察低估了憤青學生的能量。
很快，大隊的遊行示威學生湧到了曹汝霖的家門口。有一個憤怒的學生執起一塊大石頭、朝曹汝霖年邁、癱瘓的老父親猛地砸過去。說時遲，那時快。曹家的一個丫環挺身攔住、為老人家擋住了這塊石頭。（事後，那丫環疼痛了好些日子。）
這些喪失了人性的學生，不但衝破了政府的封條，而且端起石頭狠砸曹家癱瘓的無辜老人。其喪心病狂之程度，令人髮指。說時遲，那時快，憤怒的示威學生猛地衝進趙家樓、四處搜尋曹汝霖，沒找到（曹汝霖躲在衣櫃裡）。
這時候，學生們在車庫中發現曹汝霖的一輛車，車旁有一桶汽油。失去了理智的學生臨時起意：點火！燒掉賣國賊曹汝霖的家！（即：「火燒趙家樓」事件。筆者註：放火罪，如果依照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罪可致死）
煙火一起，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北洋政府外交官員章宗祥倒霉了。學生放的火熏到了他。章宗祥被熏的難受、出於本能、沒辦法，只好冒死逃了出來。結果，他被學生們誤認為是曹汝霖，學生們高喊：「他就是大漢奸曹汝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章宗祥被誤認作曹汝霖、遭到了學生們激烈的圍毆。有一個學生拿起一根鐵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後腦掄過去，章宗祥立即暈倒了。
連人家的臉蛋都還沒辨認清楚呢，就動手打人了，這就是憤青的本性。人與禽獸的本質區別在於：人有理智。人一旦失去理智，就與禽獸沒有兩樣。
這個時候，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醜介衝出來、死死護住章宗祥，對行凶的學生們說：「我是他的朋友！你們要動手的話、就衝我來！」這群以「反日」為遊行口號和宗旨的憤青學生們，竟然不敢對日本人動手！
章宗祥在場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則質問在一邊旁觀的警察：「學生們都動手打人了！這不叫行使民主權利！這叫行凶！你們當警察的，怎麼還不管一管？！」北洋的警察們由於有上面「文明對待示威學生」的命令，紛紛扭頭不理。
幸好，這時候，北京市警察局長吳炳湘及時趕來，大喝一聲，學生們才轟然逃散。動手打人、放火積極的學生，往往體能最好、跑得也最快，所以，行凶積極份子被抓到的，沒有幾個。
北京市警察局局長吳炳湘驅趕了五四運動的學生之後，連同曹汝霖一道、到醫院去看望被搶救的章宗祥。醫生告訴曹汝霖：「章宗祥的身體，大大小小的傷，一共有五十六處。而且還有腦震盪。」這意味著這群五四運動的學生暴徒們，至少用拳腳或武器打了章宗祥五十六下。章宗祥大難不死，算是命大。
學生打人的驚人消息一出，（北洋國軍）北京衛戍司令段芝貴立即放話：老子我要派部隊進京，嚇唬嚇唬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學生！
北洋政府總理錢能訓聞訊，大驚，立即發表異議，說：「中華民國的國防軍隊，是一支對外的武裝，怎麼可以用來對付自己的老百姓？！」
北京市警察局長吳炳湘也說：「國內的治安，是我公安警察的事兒，怎麼可以動用國防軍隊？！段芝貴竟敢出兵鎮壓學生！媽的，老子我不管了！」
以上史料，出自（臺灣版，傳記文學出版社）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195－199頁。（筆者註：大陸版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具體相關頁數不詳，請讀者自行翻找）
事後，有部分參與打人、放火的學生被逮捕，包括張國燾在內。（參張國燾《我的回憶》）
對於在北京爆發的這起五四運動，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在聲勢浩大的全民輿論之下，北洋政府不敢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不敢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青島的殖民特權。6月10日，北洋政府撤銷了曹、章、陸三個親日派高官的職務。
但是，學生的暴力遊行，儘管迫使了政府不簽字，卻並沒有把日本兵從青島嚇走。日軍當然不可能害怕中國的學生，他們在青島一直駐軍了下去、並保持了對青島長時間的實際控制。
問題一直僵持到兩年之後的1921年。
那麼，後來是誰救了青島呢？是美國人救了青島。
1921年，美國牽頭召開「華盛頓會議」，並於次年（1922年）迫使日本簽署了旨在「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經濟利益各國均沾」的《九國公約》。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白人帝國主義國家的壓力之下，日本軟了，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國簽署《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簽約之後，日本從青島撤軍、回國、把青島還給了中國。
至此，青島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讀者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迫使日本歸還青島，並非因為美國害怕五四青年，而是美國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考量。換言之，青島的回歸，與五四運動無關，它並非出於五四學生的功勞，而歸功於北洋政府成功地利用了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使青島回到祖國的懷抱。這個策略叫做什麼？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它叫 「以夷制夷」。
總之，五四運動，除了打傷一個人、燒燬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什麼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五四運動干將，在多年以後，投奔了日本陣營、當起了「漢奸」。例如，梅思平。他就是五四運動當天的積極參與者，後來，他參與了汪精衛政權，在汪政權裡當了一等的高官。此人後來被國府槍斃。
五四運動，並非是一場公民行使憲法權利的運動，而是一場砸石頭、放火燒屋、掄鐵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場暴亂。事後，當年的公共知識份子梁漱溟發表社論、譴責大學生的暴力行為。（參1919年5月18日《每週評論》）。
行政官員如有瀆職行為，應以司法程序追究，不能施行民間私刑。否則一國法治會被破壞。一個國家無論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一旦法律得不到尊重，則任何人的人權（無論官至何級），都將得不到保障，屆時將人人自危。
但是，儘管如此，有的「革命家」還不滿意、還嫌學生「暴亂」得不夠。例如，五四運動爆發不久之後，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學生代表。孫中山對學生們說了這樣一番話：「你們搞學生運動，慢吞吞，沒用的。應該再大膽一些！不要怕這怕那的，要有犧牲的精神，要有突擊的行動，要設法激起一股群眾的怒潮。我已經幫你們請好了律師了，是一個很出名的法國律師。你們放膽地干去吧。」
孫中山這一則煽動學生暴亂的史料，出自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第1輯第67頁朱仲華的回憶文章《孫中山和上海五四運動》。
1920年1月某日中午，張國燾帶領幾個人在上海莫裡哀路孫宅拜訪孫中山。張國燾一行抱怨孫中山對學生運動不夠重視。孫中山不屑地說：「你們學生搞示威遊行，有個屁用啊？軍閥用幾挺機關鎗，就可以將你們搞定！依我看，我給你五百條槍，你們給我拉五百個不怕死的同學過來，一起干，怎麼樣？」 這段史料，出自張國燾《我的回憶》。
可見，孫中山對砸石頭、燒房子、打人的五四運動根本不屑一顧，孫中山的主張更加乾脆利索：槍桿子裡出政權。
由於五四運動的暴力未被及時清算，中國的學生養成了一種 」打人是對的」 的慣性思維，在後來的學生運動中，繼續頻頻出現國民政府高官被學生毆打的現象，例如：王正廷、蔡元培、陳銘樞.......有心的讀者如果找找，這個名單還可以更長。
在後來著名的那場「劉和珍」遊行（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學生們甚至帶上了棍棒，學生在遊行中的施暴行為，直接導致了北洋軍警的開槍和劉和珍的死亡。這個資料出自《人民日報》1979年10月29日《回憶父親李大釗的一些革命活動》
筆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五四運動的「暴力造反」精神，在後來的文革時期，被中國憤青完整地繼承了下來、並且發揚光大，造成了屍橫遍野，冤魂無數的人間慘劇。像五四運動這種暴力行為、非法行徑，如果不加以批判，而繼續用它來教育青少年學生，則將來你、我、他，所有人的人權，都沒有保障。所有人都生活在生命健康被隨意剝奪的恐懼當中。
不少憤青說要民主。但一旦要到了民主之後，如果還繼續如當年五四青年那樣行使民主（例如：砸車、砸店），那麼也許未必有什麼好結果。
（作者馮學榮，近代史研究者，居香港。新作《從甲午到七七—日本為什麼侵華》已在香港出版。舊作《歷史其實很雷人》已在中國大陸出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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