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人窮人》的美國篇裡,我闡述了在美國這種相對公平合理的制度下,富人和中產階級大多為好人,窮人則多為有缺陷的人或懶人的看法。不過,同樣的結論並不適合中國。
聖人孔子有一句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以我的理解,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在公平合理的有道社會裏(比如美國),如果貧窮到連自己都養不活,那多半是自己不努力,應該為此羞恥;而在腐敗不公平的無道社會裏(比如當今中國),如果富貴到腰纏萬貫,那多半來路不正,不是件光榮的事。在當今中國,可以說,有相當比例的富人是通過來路不正的方法,以不公平優勢發財的。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權錢相通,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弟或家屬,因為與權力聯姻,擁有資源優先,能夠輕易成為商業巨頭;普通人也往往必須通過巴結權力賄賂權力來走上發財的道路;更有無數的人利用自己手裡大大小小的權力,以不正當手段為自己謀私財,實在是無道之邦之頂級。而中國的窮人,則大多是制度造成的,很多人在起跑線上因為受政府歧視而吃大虧,比如農村戶口。而中共的政策,往往是不扶弱反而扶強,比如居住在越是發達的大城市的人,從國家得到的優惠待遇就越多。與美國窮人多為懶人相反,中國窮人往往是中國社會裏幹活時間最長的人群(比如農民工)。在中共製度下,不是窮人懶,是富人偷懶,很多富人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來創造財富,而是以不公平不正當手段,抄捷徑發財。
為中共製度辯護的宣傳員們,常常愛拿印度說事,說印度是民主制度,為什麼還遍地窮人?我沒有去過印度,對印度問題沒有切身瞭解,但據一位印度同事講,印度窮人大多是些成天祈禱不幹活的人,印度的窮人如果有中國農民工十分之一勤勞,印度就不會是今天的印度了。所以,我認為,很可能是印度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問題,很多人信教信到走火入魔,過於熱衷於來世,而不再關心現世的上進。與之相比,中國文化則是造就上進人民的脫貧文化,在有道的發達國家裡,華人哪怕上一輩是偷渡客,第二代往往也能躍入中產階級的行列。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來自中國最底層的偷渡客可以說是名聞天下,在當今世界各個角落,你都能找到成群的中國偷渡客,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印度偷渡客。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印度中上層階級,那些底層的印度窮人成天忙於祈禱,不求現世上進,根本不可能去冒死做偷渡的努力。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印度的窮人是文化造成的,不像中國,窮人大多由制度造成。
在中國這樣一個無道之邦,做富人不光榮,做窮人不羞恥,那麼,這是不是等於中國的窮人統統是好人,而中國的富人一律是壞人呢?答案沒有那麼簡單。
講一個朋友的真實故事。這位我青少年時代的朋友,來自普通工作人員家庭,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學習成績好,體育好,人緣也好。他外形陽光,性格開朗,待人又很真誠,幾乎人人都喜歡他,以他的智商情商,放到任何一個正常社會裏,他都會是一個成功的人。在中國這個無道之邦,他混得也不差,他現在是我青少年時代朋友裡的首富。可是,他又是怎樣成為首富的呢?說出來就不太光榮了。他大學畢業後,進了一家中央部屬企業,幾年後被派駐深圳。不知怎麼,他手裡掌握了令人覷覦的進口汽車的分配權,其實這家企業與汽車業毫無關聯。具體事情是如何操作,說實話我也不懂,但正是由於這個進口汽車分配權,他淘到了第一桶金,一躍而成腰纏萬貫的富人。他自己也清楚自己發財有把柄可抓,所以早早地就把老婆孩子移民到西方,萬一國內情況不妙,他自有退路。像我這位朋友,你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以我對他年少時人品的瞭解,我知道他不是天生貪婪的人,本質上絕不是個壞人,但他發跡的方法,放到正常社會裏,就是十足的腐敗。說到底,是中共製度的邪惡,把許許多多的好人變成了壞人,類似這位朋友發財的故事,我知道的有好幾個。所以,中共抓貪官,抓得再多,只要不改制度,貪官就會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很快又接著長出一茬。
中國的窮人是不平等制度造成的,貧窮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可是,我們能因此說中國的窮人都是好人嗎?在中國,弱勢的人一般做人比較夾著尾巴,似乎更善良。不過,我認為,一個社會連強者都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弱勢者的無奈的善良是不可靠的。事實上,沒有制度的保證,弱勢者一旦變成強勢,一點都不會比過去的強勢者更善良。不是有這麼個說法:在中國,人人都痛恨貪腐,但只要有機會,人人都會貪腐。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把無產階級提拔到黨的領導崗位上去,給窮人不透明不受監督不受法律制約的權力,給他們資源優先,無產階級很快就會變成權貴資產階級,「善良」的窮人必然成為「邪惡」的富人。
再說,什麼叫好人,一個對惡忍氣吞聲,默默服從的人,能叫好人嗎?一個很可能缺乏教育,沒有什麼能力辨別是非好壞的人,能叫好人嗎?依我看,中國的窮人與富人相比,本質上不會更好,只能說是一樣,都有著人與生俱來的善惡兩重性。所以,不需要像毛時代那樣把窮人捧上天,第一,嘴上把窮人捧上天,對改善他們的地位沒有實際意義,幫助他們的最好方法是給他們平等的起跑線;第二,幫助窮人是為了提高社會整體水平,為了擺脫貧窮,而不是要向貧窮看齊;第三,大多數窮人也沒有為社會做過什麼特別的好事,值得被捧上天。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不是富人與窮人之間誰好誰壞誰上誰下的階級鬥爭,而是改革政治制度,建立符合人性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給普通人窮人以及所有人以天賦人權,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站起來,讓人人有一個平等的起跑線,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過上體面有尊嚴的日子,讓權力受監督受制約,讓有德的能人聰明的好人通過公平透明的競爭成為富人強人,成為社會的好榜樣,社會的領頭人,從而帶來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
另外,中國人常把出身窮苦的人被黨提拔為「人民代表」,誤當成是窮人的代表,這是中共偷換概念的誤導結果。一個人是否代表窮人或普通人,並不是以他本身是不是窮人或普通人來衡量,而是以他是不是被窮人或普通人選為代表來衡量。就算他原來是大學教授,是精英,如果他被普通人民投票選為總統,他就是普通人民的總統。反過來,就算他是窮人出身,如果是被黨提拔來做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黨,而不是窮人。比如中國人大代表申紀蘭,一個沒有什麼文化沒有什麼頭腦的農村婦女,從1954年就開始做「人民代表」,幾十年如一日,不管黨要幹什麼,她都投票贊成,大躍進她贊成,文化大革命她贊成,改革開放她也贊成。她的職責就是聽黨的話,為黨服務,黨叫幹啥就幹啥,跟人民利益根本不沾邊。仔細想,也不奇怪,這個所謂「人民代表」,實際上是黨選拔出來的,「人民代表」只不過是個虛名,本質上應該是黨代表,維護的當然是黨的利益,否則黨幹什麼要選她做代表?而黨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沒文化沒思想的農婦,利用起來易如反掌,弄個有思想的大學教授,利用起來恐怕還有點困難。記得一句從伊能靜那裡聽來的話:「沉默的好人會變成邪惡的同盟」,就是說,面對邪惡,不發聲,不對抗,那你無意當中也就成了邪惡的幫凶。不過,說好人沉默,那至少意味著好人還有分辨對錯的能力。我想要加一句的是:比沉默的好人更容易成為邪惡同盟的,是缺乏教育沒有頭腦的人,這種人不僅不對抗,而且黨叫幹啥就幹啥,很容易成為邪惡的得力助手。所以,中共過去那種以根正苗紅是否窮得響噹噹,來確定是不是好人能不能做領導的方法,既荒唐可笑,對社會來講也非常危險。而中共培養愚民的洗腦式教育制度,更為邪惡提供一代又一代得力助手立下了汗馬功勞。
還有人認為,腐敗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的問題,是資本主義金錢帶來的問題,毛澤東時代就不存在腐敗。說資本主義金錢帶來腐敗,是站不住腳的,看看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遠比中國進行得長久徹底,個人財富也遠比中國豐裕,卻政府廉潔,腐敗程度相對較低。至於說毛澤東時代不存在腐敗,也不符合事實,實際上,當今中國社會的腐敗,是毛澤東時代腐敗的延續,只不過腐敗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毛澤東時代,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不同的待遇;高幹子弟和家屬擁有特別的地位特別的機會;不管幹什麼事,從買緊俏物質,到子女分配工作,都有後門可走,有一點小權都能派上用場;大城市人待遇比小地方人好,城市戶口比農村戶口好,不公平優勢比比皆是。而很多中國人,根本不懂以不公平優勢佔便宜不是件光榮的事,往往會以自己擁有特別的地位享受特別的待遇而自豪,到今天都是這樣。我近年回中國時,就曾碰到一位女士,自豪地告訴我,她父親是離休高幹,她家八十年代就有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住。當時我心想,這人的老爸沒準也就是個土匪水平的人,靠槍桿子掌權享受特別待遇,還好意思炫耀,真慶幸我不再生活在那個國家。再看看毛澤東時代的當代活化石-北朝鮮,普通人民連飯都吃不飽,金家卻能送金正恩去瑞士留學。所以,腐敗不是資本主義造成的,不是財富帶來的,而是不合理政治制度的結果,是不透明不受制約的權力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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