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法治黨談何以法治國？
中共的以法治國淪為空談，就因為黨權高於法權。只要黨權無限，一萬年都不可能兌現法治甚至哪怕只是區區法制。唯有以法治黨，才能以法治國，這是從無數慘痛的歷史教訓中總結出來的顛扑不破的鐵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記錄趙紫陽時代政改全程的專著。從書中我讀到了趙紫陽非同凡響的膽略、雄心和抱負，也讀到了他的困頓與無奈，以及他的大悲劇的根源。
大悲劇的根源才是關鍵。它不僅導致了趙紫陽的大悲劇——那其實是整整一個時代的大悲劇。而且迄至今日，這大悲劇的根源還在作祟，還在折磨著我們，還是我們生活中無窮無盡悲劇的根源。那麼它到底是何方怪物呢？它其實並不新鮮，用三個字簡單概括，無非是報人儲安平幾十年前就抨擊過的：黨天下。趙紫陽時代的政治改革，最終的指向無非是這個黨天下，即趙紫陽的全部努力無非是要馴服他的黨，把無限權力的統治黨，改造成有限權力的執政黨。通過黨的這種現代轉型，進而推動整個中國的轉型，讓黨獲得新的生命和合法性，實現軟著陸。
與此同時，海峽彼岸的蔣經國李登輝，也有同樣方向的努力。兩黨實際上展開了一場自身轉型的無聲競賽。結局是我們後來都知道的，彼岸大獲全勝，趙紫陽則一敗塗地。趙紫陽的慘敗導致了時代的巨大蛻變。趙紫陽想約束的黨權，因著他的慘敗而劇烈反彈而惡性膨脹，絲毫不知收斂為何物。我們通常講中國的公權力是不受監督和制約的絕對權力，一般的公權力如此，黨權則尤其如此，甚至發展到幾乎所有外企、民企都必須建立黨組織的程度，中國一夜之間又回到了「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的前改革時代。
黨權的全面失控，最終造就了一個跟同時代幾乎所有轉型國家都根本不同的另類國家。沒有哪個轉型國家，會在轉型前面對當下中國這麼巨大的特殊利益和這麼複雜的利益結構，以及由特殊利益和特殊利益結構所造成的深刻的不公正，以及由不公正所激起的幾乎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與衝突。中國轉型的複雜和艱難因此是空前的，是所有其他轉型國家望塵莫及的。
最可怕的是，趙紫陽的失敗在黨內樹立了一個共識，那就是無限黨權是不容挑戰的，黨是不可以被馴服的，哪怕總書記也不可以！這對繼任的黨的領袖是一個巨大威懾。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反和平演變，在黨內成功地建立起來了一套反戈巴（戈爾巴喬夫）機制，即主要監督黨的領袖、防止黨的領袖像戈巴那樣「背叛」黨的半戒嚴體制，更讓黨的領袖噤若寒蟬。所以趙紫陽之後的黨，是一個黨的領袖被無限黨權徹底馴服的黨，黨的領袖對特殊利益集團完全放任的黨。就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即中央以下各級政權絕對的一把手專政或稱書記專政，即絕對的個人獨裁；但在中央層面，黨的領袖反而軟弱可欺，幾乎毫無權威可言。
黨的領袖是幹什麼的？黨的領袖當然對黨負有管理之責，當然要對黨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負責。這正是趙紫陽努力的方向。但在趙紫陽慘敗之後，即黨的領袖被無限黨權——實際上是被特殊利益集團——徹底馴服之後，黨已淪落到無人負責、群龍無首、特殊利益集團各各信馬由韁的無政府狀態。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蛻變成特殊利益集團的俱樂部，黨的領袖則蛻變成特殊利益集團俱樂部的維持會長。失控的黨權，無限的黨權，不過是失控的特權和無限的特權的同義語。對惡性膨脹的特權既沒有任何有效的外部制約，也沒有任何有效的內部制約，用官方語言來說就叫做黨不管黨。特權就猶如癌細胞，最終征服了黨的整個肌體。這就是黨為趙紫陽失敗所付出的總的政治代價。而且這代價還沒到頭，不知伊于胡底。
這種關頭，回顧和總結趙紫陽時代政治改革的經驗教訓，尤其是趙紫陽馴服黨權的經驗教訓，實在恰逢其時。竊以為，這正是吳偉先生這本書的最大價值。
趙紫陽馴服黨權的努力，根據吳偉先生的記述，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向展開：
分工分開天壤之別
首先是黨政分開。當初高層討論這個問題，曾有一種主張：不要提黨政分開，就叫黨政分工好了。這個主張很流行很有影響力，但被趙紫陽堅決拒絕。分開還是分工，一字之差，內涵卻有天壤之別。分工強調的只是職能上的分野，技術上的調整，不改黨天下本色。分開則不同，分開顯然隱含了分權的意思，所以趙紫陽堅持用黨政分開而堅決抵制黨政分工的說法。趙紫陽所稱的黨政分開，至少包括三層內容：第一是黨權跟政府權力分開，因為中國的政府系統並沒有獨立性可言，政府只是同級黨委的附屬物，同級政府首長只是同級黨委書記行政方面的秘書長。實際上是黨越俎代庖，侵佔了政府的合法權力。趙紫陽強調黨政分開，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黨還權於政府。
黨政分開的第二層和第三層內容，分別是黨與人民代表大會分開，黨與司法分開，從而最大限度恢復人民代表大會和司法系統的獨立機能。這當然也意味著黨還權於人大、還權於司法。甚至，趙紫陽的黨政分開還涉及黨與社會組織的關係，強調要尊重社會組織的獨立性，黨要給社會組織鬆綁。也就難怪，在趙紫陽主持的政治改革總體設想初稿出臺後，鄧小平會警告趙紫陽說：你們是不是搞了一點三權分立？趙紫陽當然不敢真的搞三權分立，他很明白這是政治高壓線。但他的政改內容包含了分權的意思也是確定無疑的。
馴服黨權的另一個切入口，是收縮黨權。分權本身已經包含了收縮黨權的內在邏輯。趙紫陽猶嫌不足，針對黨天下的強大傳統，又特別提出了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的概念，強調黨應當從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的具體事務中退出來。更要命的是，他不只這麼抽象的說，而且要動真格。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基層黨組織業餘化，以及行業黨組織屬地化實際上也等於業餘化了。正是趙紫陽的這個決策，最大限度激怒了黨官僚系統，包括中宣部、中組部，包括行業、地方和基層黨干。因為這幾乎就等於直接砸他們的飯碗。後來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代表的地方黨干？教育部何東昌代表的行業黨干，都成了倒趙急先鋒，倒趙幾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這決不是偶然的。
馴服黨權的最後一個切入口，是以法治黨。以法治黨是我自己的提煉，趙紫陽當時並沒有形成這方面的完整概念。但他的確已經考慮到黨與法治的關係問題，所以特別強調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強調黨要依據法定程式把自己的主張變成國家意志而不是直接命令社會，當時甚至討論到要制定政黨法，用政黨法來規定中共與其他所謂民主黨派的關係，實際上也包括用政黨法來規定中共的權力邊界。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跳出了黨要管黨的傳統思路。
綜上所述，不妨用四個字給趙紫陽時代的政改定性，那就是黨主立憲。即，趙紫陽政改的終極目標是通向憲政民主的，這點他從不避諱，其政改總體設想就旗幟鮮明地強調，以高度民主為長期目標。但他的近期和中期目標，仍限定在保證中共執政地位的範圍內。即是要在中共領導下走向憲政民主；即是要通過中共自身的現代轉型，來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從而實現社會和解，實現中共的軟著陸，實現政改的多贏。這些願望，無疑是極其善良和極其美好的，在道德層面上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但善良和美好並不等於一定可行，現實是無情的，善良和美好最終還是被邪惡和醜陋擊敗，趙紫陽主導的黨主立憲，也就不能不以實質上的軍事政變收場，以慘烈的殺戮收場，血色悲劇令人傷感。
因為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全面失敗，尤其因為一九八九年之後崛起的以制約黨的領袖為目標的反戈巴機制，黨的領袖的改革意志早已被徹底摧毀。要麼如江時代，黨的領袖與整個特殊利益集團共舞，結成歡樂大同盟；要麼如胡時代，胡至多本人潔身自好，但決不阻擋整個特殊利益集團的凱歌行進，決不冒犯他們半分哪怕村書記也盡量不冒犯，懦弱無能到了空前的程度，黨不管黨到了空前的程度。
也就因此，黨要管黨的說法，近年來頗為主流，而且也被新領導人所採納，所以才有最近宣布的以所謂洗澡治病為主題的整黨運動。但黨要管黨的主張者所無視的是，今天黨要管黨的難度，比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更大了不止百倍。因為如前所述，今天的特殊利益集團，比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特殊利益集團強悍了不止百倍，以至到了僅僅挪一把椅子都可能流血的地步。這種情況下，單純的黨要管黨，無異癡人說夢。
趙紫陽的政治遺產
那麼出路何在？出路還得從趙紫陽的政治遺產中找，首先，從吳偉先生這本書當中找。單靠黨管不了黨，那麼靠什麼管黨？這本書最有價值的答案，或者說趙紫陽政治遺產中最有價值的部分，竊以為就是筆者前面總結出來的四個字，即以法治黨。以法治國的高調一直響入雲霄，但一直停留於空談層面，何故？根本的原因，就在於黨在法外，黨權不受約束，黨權高於一切包括高於法權。只要黨權無限，一萬年都不可能兌現法治甚至哪怕只是區區法制。唯有以法治黨，才能以法治國，這是從無數慘痛的歷史教訓中總結出來的顛扑不破的鐵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那麼什麼是法？這裡所謂的法，只能是社會契約，而不可能是統治者的自我意志。如果法僅僅是統治者的自我意志，則所謂以法治黨，歸根結底不過是統治者的自我約束，而這種自我約束當下完全不可能。只有當法是社會契約，即人民跟統治者簽訂的平等的條約而非統治者強加給人民的不平等條約，法權才足以約束黨權，以法治黨也才是有可能的。
這即意味著，所謂以法治黨，本質上不過是以社會的集體力量來馴服黨權，而不再是以黨的領袖的個別力量來馴服黨權。趙紫陽之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裡。趙紫陽時代社會還沒有成長起來，他的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力量只能是體制內的力量，體制外根本就是無力量；而在體制內他其實是極其孤單的，黨官僚的頑固力量卻極其強大。所以如果把趙紫陽時代的政改比作一場無聲的戰爭，那根本就是一場絕對不對等的戰爭，一開始就注定了趙紫陽失敗的結局。這也是趙紫陽政改給後人最大的教訓，即沒有社會力量的充分成長和公民權利的充分生長，沒有強大的社會運動的倒逼，任何體制內的改革衝動，都是幼稚的和脆弱的，絕無勝算可言。
這就是說，要以法治黨，則首先必須充分發育社會力量，充分開放公民權利，在此基礎上充分推進社會運動。這裡的社會運動有雙重意義，其一，它在本質上是一國之內的廢約和修約運動，即逐步廢除和修正統治者強加給人民的不平等條約，把只反映統治者意志的所謂法律逐步修正為平等的社會契約。
和平轉型一線希望
其二，在此基礎上，以強悍的社會力量以及契約的力量，來給黨權帶上籠頭，首先把黨權逼退到法治的籠子裡。一言以蔽之，政治拼的是實力，只有強大的社會運動的倒逼才能令特殊利益集團有所忌憚有所收斂，和平轉型也才有一線希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願意隆重推薦吳偉先生這本書，這本實際上用血和淚寫成的書。但願今人能夠讀懂，能夠更堅韌也更智慧。如此，歷史的教訓才不會一如既往地白白浪費，生命的悲劇才不會一如既往地反覆重演。
（作者原名陳敏，中國專欄作家，知名公共知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