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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的中國「土地革命」神話

2013-04-19 15:10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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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國內的主流觀點認為,近代中國必須首先進行「社會革命」——其核心是「土地革命」,亦即「打土豪分田地」,才能擺脫經濟落後的狀態,走上工業化發展的道路。這個觀點為執政黨提供了堅實的合法性依據。按照這種解釋,20世紀前半葉共產黨的成功,在於它代表了歷史的前進方向,進行了徹底的「社會革命」;而國民黨的失敗,恰恰是因為它「革命不徹底」,走向了歷史的反面。

國外也有一些持類似觀點的學者。如法國漢學者瑪麗·克萊爾·貝熱爾,就認為中國近代不僅需要進行政治革命,以建立憲政民主,還需要進行社會革命,以打破舊的社會秩序。美籍學者鄒讜,在其《中國革命的再解釋》一書中,也強調因為中共進行了社會革命,從而獲得了更多的合法性。

在筆者看來,需要澄清兩個問題:1.「土地革命」以及「社會革命」,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前提嗎?2.近代中國農村所發生的,真是一場「革命」嗎?

中國近代的「小農模式」以及土地的集中程度,常被一些學者所詬病。但是,環顧東亞,日本、韓國、臺灣,無一不是在「小農模式」的基礎上,獲得了農業的高度發展。農業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人均農業產值。類似於美國、加拿大的機械化的大農莊,固然可帶來規模效應,但東亞的高密度傳統農業人口的現實,已經否定了激進地推行大農莊模式的可行性。

就拿中國自身的經驗來看,50年代後期的農民公社運動,造成大量資源浪費,之後與政治高壓一同造成了慘重的大飢荒。在這之後,「農民公社」在形式上一直存在,但其效率極低,同時農民受到工農剪刀差的剝削,生活極為困苦。根據統計數據,中國在1975年的農業人均產值,僅為85美元(按2000年美元計算),還不如同期的印度(107美元)。

顯然,農業現代化的同時也應該伴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人口的比例應該隨之減少。但是中國在49年以後,嚴格實行城鄉割裂制度,農業人口比例被長期控制在80%左右。農民被剝奪了土地產權,並被嚴格限制遷徙。所謂的農業集體化或者農民公社,無非是20世紀的另一種農奴制度。與此類似,前蘇聯的集體農莊以及「農業城」,由於缺乏激勵機制,長期以來效率極低,毫無發展優勢可言。前蘇聯需要經常大量進口糧食,以彌補農業生產的缺口。

中國70年代末開始,農業大幅度發展,並非是因為耕地合併擴大了耕種規模,而主要是把部分產權歸化給了農民,增加了勞動激勵。現代化的農業技術,如化肥、機械化、溫室等,在「小農」的模式下照樣工作的很好。

20世紀30年代,中國大約有14億畝耕地,3億6千萬農業人口。其中超過40%人口屬於自耕農家庭,剩下大多數為半自耕半租佃狀態。只有不到2%人口完全沒有土地。地主只擁有土地總量的約三分之一。和近代其他國家比較,中國土地的集中程度,也只不過是位於中位水平。

實際上,當時農村的主要問題,並非是土地佔有不均,而是農業生產技術落後,人均產量過低,再加上缺少農村信貸服務,高利貸等導致大量農民破產。正確的解決辦法,不是靠「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建立保護農民的現代金融制度,並適度減租減息,正如二戰後日本、臺灣所做的那樣。

因此,對於第一個問題,可以肯定的說,「小農模式」,以及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土地佔有狀況,並非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主要障礙。認為中國必須依靠「土地革命」才能走上現代化的觀點,在歷史事實上站不住腳。

那麼,再來看第二個問題,中國的所謂「土地革命」的實質是什麼。

正如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民國史》所記載的那樣,近代中國產生過兩種類型的農民運動:一種是自發形成的農民運動,一種是共產主義推動的農民運動。自發的農民運動,一般具有明確的具體動因,如抗稅抗役。農民的抗爭矛頭,直接指向官府勢力,而不是農村的地主富農。在這種運動中,農民主要反對的是來自權力的欺壓,並沒有產生鬥爭地主富農等階級鬥爭的傾向。

但共產主義推動下的農民運動,則與之完全不同。階級鬥爭成為運動的主導思想,地主富農等財富擁有者,成為鬥爭的名義上的標靶。更重要的,「階級性」成為含糊不定的操縱標竿,不但地主富農被定性為「階級敵人」,連許多貧窮農民也被捲入其中,成為這種「階級鬥爭」運動的犧牲品。

彭湃於20年代在廣東陸海豐的事跡,為這種共產主義農民運動提供了極好的分析樣例。彭湃出生於地主家庭,曾留學日本。在推動農村運動時,他用金錢收買手下,用小報向農民誇大宣傳,在農村內部掀起階級鬥爭。這樣,農民和地主的關係,被人為地對立激化起來。

但即使這樣,大部分農民仍然猶豫不定。中國的農民傳統而保守。儘管長期以來,農民的生活貧困,但他們長期習慣於傳統秩序。彭湃的共產主義運動,因為農民的這種保守態度,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阻礙。

為了進一步推動運動發展,彭湃採取了激進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殺戮。彭湃領導下的農民協會,組織過多次屠殺,屠殺的對象不只是地主富農,還包括其他所謂的「階級敵人」。在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這些殘酷事件之後,農民們發現,原來他們已經不能洗去手上的鮮血,由此踏上了暴力「社會革命」的不歸之路。

殘酷的屠殺,使農村的社會關係徹底對立,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彭湃提出口號:「誰不站在我們這邊,誰就是我們的敵人」。不是支持就是反對,不是殺人就是被殺。彭湃以及他的組織,舉行過多次屠殺大會。新砍下的人頭被繩子穿起來,旁邊是彭湃以及其他組織者,在為農民做激情的宣傳演講。

正如很多政治運動家在實踐中經發現的那樣,暴力與恐懼,是絕佳的動員手段。曾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土地革命」的實質,是一種使用暴力與恐懼,發動社會鬥爭的「投名狀」。財富與土地的再分配,只是這種「投名狀」運動的副產品而已。

長期以來,中共在1946到1948年所進行的大規模暴力土改運動,一直困擾著歷史學者。根據劉少奇對蘇聯大使的談話透露,僅47年「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一些學者如臺灣李永發、大陸李煒光認為,這可能是在為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內戰進行財政準備。但根據楊奎松教授的研究結果,無法從經濟角度來解釋,為何要實行這些土改;而且過激的暴力行為,也明顯造成了經濟與人員損失。這從側面印證了這個結論,即暴力土改的主要動機,並非在於解決經濟問題。

體制內,也有對這種暴力土改的反思。杜潤生,這位後來的農村改革專家,在提及和平土改的可能性時說到,1946年共產黨內部曾有過文件,打算以公債購買方式,進行土地改革,但後來仍然選擇了暴力土改的方式。談及此事,杜潤生說到,土地改革,「既是一場經濟變革,又是一場階級鬥爭」。

秦暉教授的分析結論,直指問題的核心:暴力土改,就是逼迫農民納「投名狀」。在大規模內戰前夕,很多曾經土改過的地區,仍然再度進行暴力土改。田地已經分好了,再推倒重分。這明顯不是在解決土地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而是在為大規模內戰,用暴力與恐懼進行社會動員。

到此可以斷言,發生於近代中國的一些列運動,本質上並不是所謂的「社會革命」和「土地革命「,而是一場利用宣傳、暴力和恐懼,所進行的大規模社會動員運動。儘管它成功地發動了大批農民,實現了政治與軍事鬥爭的勝利,但它的本質不是革命。它只是破壞了一些東西,但並沒有帶來更好的新東西。

被假象與謊言所包裝的「社會革命」和「土地革命」,是一種劇毒的偽概念。它給非法的暴力手段批上了華麗的合法性外衣,但在現實中卻給社會造成了難以癒合的巨大創傷。當今中國,或許也在正面臨著轉型的各種挑戰。前車之鑒,謹以此文,希望中國不要重蹈過去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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