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文革」五大學生領袖的結局

北大聶元梓

聶元梓,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年輕的時候曾是個熱血青年女學生,投向延安,成長道路可謂一帆風順,據說還與習仲勛夫人是閨友。文革開始時,聶無梓已經升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後來不久,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4月19日,首次鋃鐺入獄。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處聶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聶元梓對判決不服,認為判決書指控的罪名嚴重不實,堅持認為自己有錯無罪,但上訴被駁回。之後,聶元梓等人被從公安局7處的看守所押送到延慶監獄服刑。

有資料說她死於1994年。有資料說到2004年時,她還默默頑強的活著。不知道孰假孰真。

北師大譚厚蘭

譚厚蘭,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1965年作為調干生到北師政教系學習。她是文革期間砸爛曲阜孔廟的主要人物。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譚厚蘭。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婦產醫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時年45歲,沒有結婚。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查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得病這件事情。有資料說,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譚厚蘭做出作「態度較好,罪行輕微,免於起訴」的結論。人都死了一年多了,說這些就顯得有些可笑滑稽。

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

王大賓,出生在四川省涼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了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拋頭露面,拉起隊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他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

北航韓愛晶

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後考上北京航空學院。文革開始,他在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成了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曾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先後7次將彭總打倒在地。使彭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不顧彭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總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游鬥,並再次毒打彭總,連陪斗的張聞天頭部也被打成血腫。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6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清華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出生於江蘇鹽城。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之首。他的行為給毛澤東出臺「我的一張大字報」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還要為「清華百日武鬥」負主要責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

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這五大人物的命運應該說毫無例外,當他們失去利用價值的時侯,必需隨時為任何時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犧牲,一而再、再而三。他們的命運甚至不會引起人絲毫的憐憫。人的生命價值低下到這個程度,就這就是這個時代,這就是這種體制。

附:塘格木傳奇

83年被判刑後,蒯、韓二人先在北京的監獄關了一段時間,然後被押解離京。作為全國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險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節火車車廂,派了50多名干警押送他們和幾個重刑犯赴中國第一勞改農場——青海塘格木勞改農場服刑。

塘格木勞改農場位於青海省共和縣境內。這裡地處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無人煙,一片草原,往北幾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這里特適合於做勞改農場,地勢平坦,視野廣闊,只有一條道可以通縣城,守住了這條道,任憑犯人跑吧,幾天幾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飛機或外星人接應。塘格木勞改農場很大,約有數千名犯人在這裡服刑。犯人們大都是刑期較長的刑事犯和年齡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國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幹什麼的都有:殺人的,強姦的,圖財害命的,搶劫、盜竊的,貪污巨款的……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許多是死刑犯和死緩犯、無期犯。許多人可能永遠離不開這個地方,一直到死。這裡沒有污染,沒有噪音,沒有風沙,更沒有沙塵暴;這裡沒有汽車尾氣,沒有大城市的喧囂;這裡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綠色食品,真正的一個世外桃園。這裡只缺一樣東西——自由。

剛到時,農場分給他們每人十幾隻羊,一頭氂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趕回農場圍攔裡。儘管跑出去必死無疑,但農場仍然有鐵絲網和哨兵看守,只不過沒人敢往外跑而已。從此,蒯大富、韓愛晶他們每天早上拿著鞭子,趕著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們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詩為證: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舉牧羊鞭。
世上風雲多變幻,
榮辱彈指一揮間。

就這樣,蒯大富、韓愛晶當了一段牧羊人。後來,農場子弟小學缺少教師,蒯、韓二人便當了代課老師,不再放羊。韓愛晶曾說過,歷史上,沒坐過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他無怨無悔。人間的世態炎涼,酸甜苦辣,啟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熱的頭腦,使他的靈魂得到了升華。

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

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人數很少的極左小組織。他們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機會,建立秘密組織,進行秘密活動。散發題為「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臺──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等傳單和標語,並將這些傳單和標語張巾在北京一些繁華市區。

毛澤東在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指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作者,是一個「用貌似極左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沒用多長時間,這個組織就被清查出來,為首的分子被公安機關逮捕,問題基本上解決。接著,林彪、江青接過清查「五•一六」的口號,誇大這個小組織的力量和活動,擴大範圍。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毛遂自薦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查組織、追表格,強迫「坦白交待」,以製造擴大化;另一方面,又藉機把許多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幹部、群眾打成「五•一六」分子。由於所謂「五•一六」的標準,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兩條:「一是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在「紅色恐怖」下,有的單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負責清查工作的專案人員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這個通知要求糾正擴大化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採取體罰或變相體罰的手段,並提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實際上是促使人們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組織」。這個通知還錯誤地把遭到誣陷打擊的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員,幫助林彪、江青一夥干了很多壞事、當時已被隔離審查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說成是「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作者。後來的發展更具有諷刺性,九屆二中全會後,身為專案組長的陳伯達,竟被列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操作者。「9.13」事件後,林彪又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專案組辦公室主任李震(時任公安部長)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殺身亡。如此混亂不堪的「清查」,自然難以進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這種隨意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使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群眾,經受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災難。(《文化大革命史》)

附:清華大學百日武鬥

文革開始後不久,清華園內即分為兩派,一派是蒯大富為司令的「井岡山兵團」;另一派是瀋如槐為司令的「4•14兵團」。兩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戰友,隨著運動的發展,兩派觀點出現分岐,進而分化,成為仇敵。從3月底開始,「井岡山兵團「圍困「4•14兵團」100名紅衛兵近兩個月,直到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發出指示,由首都鋼鐵公司、北京內燃機車總廠、新華印刷廠、北京針織五廠等廠礦產業工人1500多人組成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浩浩蕩盪開進清華園,結束了「百日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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