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戴旭的一條微博引發熱議。他在該微博裡把「最近風靡的禽流感」這一場公共衛生事件懷疑成他國的陰謀，這不過是一種假說。作為一名軍事評論員，提出各種各樣的假說本無可厚非，假說見仁見智，並可以等待實踐驗證。提醒國家高層部門不要上當，這屬於建議。作為一名意見領袖，向決策者建言獻策理應鼓勵，無論意見正確與否，仍可以「憂國憂民」予以善意理解。真正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戴旭微博中發出又自己刪除的這一句話：「死不了幾個，連中國車禍千分之一都不到。」
「死不了幾個」、「千分之一都不到」，這樣強烈反差的橫向比較的確可以引發關注，可是當這樣的數字對比指向的是生命時，還是流露出作者對生命些許的輕慢與對死者不經意的冒犯。由此，有人說戴旭應該向H7N9致死者及其家屬道歉。其實，此言差矣，戴旭不僅對禽流感的少量死亡滿不在乎，他對上千倍的車禍死亡也司空見慣，皆因他有著更高的利益關切，且認為相對於那更高的利益，禽流感這麼一點小犧牲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固然，慈不帶兵，一將功成萬骨枯，軍人應該有鐵的意志與鐵石的心腸，但真正的軍人面對死亡，特別是平民的死亡，眼睛裡仍然會流露出溫潤的目光。我想正是因為對生命無所謂的態度，戴旭的言論，刺痛了太多人的神經。
有辯護者認為，戴旭只是陳述一個事實。但陳述事實，在特定的語境中，就是一種價值判斷。一個人家生小孩了，大家歡天喜地，你跑過去陳述這樣一個事實：「你們別高興太早了，人總是會死的」，人家會不會把你轟出去？或者，人家親人病故，你卻說：「你家才死一個，比起某某家，五分之一還不到」，人家會不會向你揮拳頭？
陳述事實，仍然有輿論禁忌。我曾多次呼籲中國需建構理性社會的輿論禁忌。因為一個社會是否理性成熟，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它是否建成了有效的輿論禁忌。輿論禁忌到底有哪些？我覺得至少包括對生命的敬畏。
翻開中國的歷史書，對死亡的數字旳確不太敏感。一場瘟疫，一場戰爭，到底死了多少人，常常語焉不詳，我們常常看到的是模糊的描述：「血流漂杵，屍橫遍野」。餓死上千萬人，殲敵幾十萬人，活埋四十萬戰俘……中國歷史對普通人死亡的統計從來精確不到個位數。但生命卻是個體的，生命是一個一個的，可以繁衍，卻無法複製。
所以，生命永遠是個位數。即便是南京大屠殺30萬人，我看到的仍然是個位數，死一個人和死千萬人，對於當事人和他的親人，沒有千分之一，只有百分之百。正因為獨一無二的「這一個」，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無論是正義的戰爭，還是偶然的意外，無論多麼崇高的目的，還是無奈的理由，都不能對任何一個生命的失去表達「正常」、「應該」、「微不足道」、「算不了什麼」這樣的情緒，輿論的禁忌對生命的敬畏是如此的具體，而且至高無上，任何高尚的動機都要對生命的失去低下頭來，默哀致禮。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有一個關鍵詞——「數目字管理」：「如果社會可以接受財產權絕對且至高無上，一切就可以加加減減，可以繼承、轉移及交付信託。因此，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數字上處理。財富的可交換性利於財富的累積，創造出動態的環境。」整個社會資源是否進入數目字管理，是黃仁宇評價一個社會是否走向現代性的一個尺度，我想由此延伸，評價一個社會是否真正進入現代社會，還要看它對生命的敬畏是否進入個位數。
幸運的是，中國終於走向了對生命的失去進行個位數統計的時代。無論是汶川地震的死亡數字，還是一場大雨的失蹤人數，生命開始一個一個被重視。像小悅悅事件，一個女童的非正常死亡，就哀傷了整個中國。
但生命的個位數統計，並不代表時代已經進入了對生命個體的普遍尊重。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樣的新聞稿：某某單位召開表彰大會，抑制不住興奮地對外宣布：某某地方去年礦難的死亡人數比往年減少了多少比例。我可以接受你說：「去年死了多少人」，但我不能接受你興高采烈地宣布：「去年‘只’死了多少人」。
所以，「生命永遠不是個位數」的真正含義，是「生命永遠不是數字」。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承認、捍衛和實現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尊嚴與價值，就必須建構一個個輿論禁忌，讓每一個衝撞底線的人付出代價。
回到言論者本身，輿論戰是軍人的另一個戰場。槍林彈雨中，軍人應該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與豪邁，但明明是輿論的雷區，我建議還是繞道走吧，否則，不管你有多麼創新的理論、多麼獨到的觀點、多麼正確的立場，你都會被炸一個七損八傷，甚至粉身碎骨，萬劫不復。儘管現實生活中，生命美好又如此脆弱，但在輿論的世界裡，它卻有著這樣的金法則：
「一個生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