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鎮化的重要支撐（二）市民返鄉(圖)

探討中國城鎮化的路徑選擇，除了前一篇專欄提出的推動「流民落腳」外，本文則提出還需要「市民返鄉」，以緩解農業生產領域勞動力實質性減少和城市食品消費模式人口增加下，形成的糧食需求壓力。

首先，擺幾組數據。

中農辦主任陳錫文在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儘管2012年我國糧食產量創下歷史新高，但同期糧食進口也創下了新高。這說明，農業發展速度仍然是明顯趕不上社會對農產品需求的增長速度。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民變成市民之後，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改變了，飲食結構會有非常大的變化，農產品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還會加劇。」

國研中心副主任韓俊在「第三屆中國縣域經濟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我們國家的糧食供求總量是趨緊的，而且結構性的矛盾現在越來越突出。穀物進口可以用激增來表述，2008年我們國家進口的穀物，主要是稻穀、小麥和玉米，154萬噸，2010年達到了570萬噸。2011年是540萬噸，去年激增到1302萬噸。大豆的進口可以用飆升來概括，1996年以前我們是出口大豆的，1996年開始進口100萬噸大豆，去年進口的大豆5806萬噸，去年我們把全世界可以出口的大豆的60%都買來了，我們大豆的自給率只有20%，去年進口的穀物是7700多萬噸，相當於1550億斤，若按一個人一年吃800斤糧食，去年相當於我們進口的糧食養活了1.9億中國人，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已經跌破90%。」

農業部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農產品出口632.9億美元，進口1124.8億美元，貿易逆差為491.9億美元，同比擴大44.2%。其中小麥、玉米、稻穀和大米等穀物進口量大幅上升，淨進口1296.7萬噸，增長3.1倍。此外，食用油籽進口超6200萬噸，食用植物油進口近1000萬噸。其中大豆進口5838.5萬噸，同比增10.9%，再創歷史新高。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大豆進口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12年進口量相比2004年增長189%。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糧食（包括穀物、大豆等）進口量總計8025萬噸，進口額421.4億美元，同比增幅超過25%。以2012年我國全年糧食產量約5.9億噸來計算，進口量佔糧食總產量的比重達到14%。

之所以引述上述幾組數據，只想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中國的糧食生產已經實現了「九連增」，而期間中國的人口總量僅淨增加了6000萬，但中國的糧食供需依然沒有擺脫「緊平衡」的局面——在中國糧食產量「九連增」的背景下，竟沒有出現經濟學教科書上典型案例「谷豐傷農」。按照統計局數據計算，2003-2012年期間，中國的糧食年產量由43069.53萬噸增至58957萬噸，年均復和增長率為3.55%，但同期中國糧價卻翻了一番，年均復和增長率為8.4%，在中國出現了罕見的糧食「量價齊升」的局面。

瀏覽糧食產量和價格變動圖表,請點選鏈接:(r.reuters.com/vat26t)

一、糧食「量價齊升」形成的原因探析

對於糧價在連年增長的背景下，不降反升的原因，說得最多就是中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所致，即肉蛋吃的多了，油用的多了，奶喝的多了。但按照統計局公布的城鄉居民主要食品消費量的數據計算，近10年來，中國居民食品消費結構變化最大的就是農村對於糧食消費量的減少，2003年農村家庭人均糧食消費量為222.44千克，到2011年降至170.74千克，同期農村家庭人均對於食油、肉禽蛋等消費量只是微微增加；而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費則相對穩定。因此，僅用居民個體的食品消費升級並不能完全解釋當今中國糧食「量價齊升」的局面。

同時觀察10年來的城鄉人均食品消費的情況，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食品消費支出的比例關係則基本穩定2.6倍左右。

經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導致糧食「量價齊升」的根源在於人口的變遷，即勞動力由農業領域向非農業領域的轉移所致。

筆者曾在《未來城鎮化的路徑選擇：流民落腳》的首篇專欄中進行過相關測算：過去的十年間（2001-2011），城市人口增加了2.1億人，其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長了2200萬人；大學、當兵等途徑大致在4800萬左右；其餘的1.4億人均是由鄉村向城市流動來的，而這其中一半的人（7000萬人）獲得城市戶口，另一半則屬於農民工範疇（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農民工人數為2.63億。 由此可見，過去10年間，大約有7000多萬勞動力「完全脫離」農業生產，7000多萬人則是「半脫離」農業生產，這就意味著伴隨勞動力從農業生產向非農生產轉移的同時，這部分人口的食品消費總量是在增加（如上文所測算的結果：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費支出是農村居民的2.6倍），在此種「一增一減」的變化，自然就出現了糧食「量價齊升」的局面。

瀏覽中國城鄉居民食品消費支出圖表,請點選鏈接:(r.reuters.com/wat26t

二、中國糧食緊平衡的局面怎麼改善

經過上述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糧食緊平衡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糧食需求方面，而其背後則是城鎮化帶動下的，大量勞動力脫離了農業生產的同時，食品消費結構也由農村模式轉向了城市模式。那麼未來伴隨農民工完全落腳城市之後，來自糧食需求層面的壓力只能是只自增不減，另一方面糧食供給層面得益於糧食單產提高的增加空間已經不大。

筆者對於農業種植實屬門外漢，但費孝通在其《鄉土中國》質疑J.L.Buck數據時的一個實例，卻已經解釋了糧食單產改善的極限問題。費老在文中指出「在我經驗中最多的一支稻穗能帶300粒穀子，這種多產的稻穗已經不容易直立。600粒穀子一穗，鄉下人見了準會認作神仙顯靈。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稻稈絕不能在這重量。」大家都知道一句諺語：「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同理自會有「壓倒稻草的最後一個穀粒」----單產提高不是無限度的。（有意思的小插曲，日前英國《衛報》報導稱，在印度東北部比哈爾邦當地一名農戶所種的稻米每公頃單產高達22.4噸(約合每畝2986斤)，超過了袁隆平創出的每公頃19.4噸的世界記錄，也超出了國際稻米研究協會和美國基因改良公司在試驗室條件下所創造出的記錄，袁隆平對此的評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假傢伙，吹牛皮」）

既然不能單純指望自然科學領域獨立解決如今中國的糧食供給問題，而在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又不可逆（糧食需求還要增加），那麼解決問題的路徑就只有提高農業生產的勞動生產率，而在農業生產領域勞動力仍處於流出狀態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地需要集約化、專業化來實現規模經濟（即溫鐵軍在解讀蘇南》提出的「組織租」：所以基於團隊協作產生的額外收益）。實際上，提高農業生產的集約化、專業化已經多年體現在中央一號文件中，但由於城鎮化和工業化初期是，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要遠遠高於第一產業，因此在追求更高回報率的要求下，資本是上並不會有很強的動機進入農業生產領域，再加之農村聯產承包制度的長期剛性，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進而限制本質上追求社會化大生產的資本進入。

但經過10餘年，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高速推進，上述限制資本進入農業的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

第一，農業生產領域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水平已開始趨勢性提升。根據統計局公布的三次產業的就業和產值等數據，筆者按照1978年的不百年價格計算，2003年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產業的8.16倍，到了2011年已經降至5.5倍；而2003-2011年期間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速為11%，高出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4個百分點。

第二，筆者比較三次產業的通脹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情況發現，雖然目前人口紅利還尚有餘威，但所剩時間已經不多了，同時對於第一產業而言，資本投入也越來越有利可圖。按照平減指數測算，從2006年開始，第一產業的通脹情況較其他兩產業，增速出現明顯加快的態勢，2006-2012年間，第一產業累計通脹近70%，遠高於二產的20%和三產的40%；同期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累計提升了80%，也高於二產的35%和三產的55%。

第三，在既有的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完全依靠資本堆砌的增長模式已經無法解決經濟增長問題。1978年至今，中國先後出現三次連續5年經濟增速超過10%的時期，分別為1983--1988年間，1992--1996年間，2003--2007年間，這三個時期中國ICOR均值基本在1978-2008年間的歷史均值（3.8）。但此次金融危機後，中國的ICOR出現跳躍式的提升， 2008—2012年間ICOR的均值為6.5，幾乎是此前均值的2倍，但僅實現了9.3%平均增長，尤其是2012年ICOR已超過7，是2008年危機以來的次高水平（2009年曾高達8.7），但也僅實現了7.8%的增速。由此，寄希望於資本堆砌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如何改變，只能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

第四，「人口壓力壓碎了農場」的障礙已經消失。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討論中國農場制時，指出「人一代比一代多，大家爭著這塊有限的土地，農產怎能不一代比一代小？」。而統計局最新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66億，比1990年的就業人數峰值減少了1.23億，相應就業人員中第一產業的佔比也由1978年的70%降至34.8%。由此，存在中國多年的農業人口爭地的問題已經出現了趨勢性逆轉，進而也為代表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資本進入提供了可行條件。

因此，在上述這四個農業領域的客觀環境變化和中國糧食供需「一增一減」格局變化之下，實際上「市民返鄉」的路徑已經躍然於紙上，這裡的返鄉並不刻意強調的是城市居民的再次遷移，而是強調城市社會資本向農業領域的進入，其中包括農業生產方式的調整，農村領域經營方式的轉變，通俗講就是通過社會化大生產和合作經營的擴大，提高中國有限耕地的利用率（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單產提高有限制的條件下，通過提高土地的輪作頻率，也能實現產量的增加，但這需要農業生產由小農方式向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轉變，這就需要資本的進入），進而緩解未來伴隨農村勞動力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帶來的糧食緊平衡局面的惡化，也才能為筆者此前提出「流民落腳」的城鎮化路徑鋪設安全墊，因此，筆者認為「市民返鄉」是未來城鎮化順利推行的重要支撐。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