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官的窘迫生活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到達北京。在翰林院「散館考試」考試中,他考中二等第十九名,授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

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窘」。借貸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經濟生活的主旋律。有兩個證據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的窘迫情狀。

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僕人陳升發生了一場衝突。因為窮困拮据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後,陳升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為人重感情,對親戚關係十分重視,稍有餘力,必加賙濟。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國藩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 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長沙,臨別握著曾國藩的手說:「明年我親自送外甥媳婦(曾國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國藩享兩天福。曾國藩說:「京城苦,舅勿來。」南五舅說:「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當官的地方呆兩天。」說話間已然泣下。

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好幾年,卻沒有餘力賙濟他們。五年後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大舅依然沒有房住,南五舅也沒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為國家儲材之地,地位清要。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面子上十分風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

在清代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45兩。乾隆體恤京官不容易,規定從乾隆元年起,京員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45兩「雙俸」,不過為90兩。此外「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還有45斛(22.5石)「祿米」 。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來源。以1石糧食值1兩5錢4分銀子計算,數項相加,曾國藩一年的收入不過124兩6錢5分。

那麼京官們一年要花多少錢呢?

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給京官們算賬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也就是說,普通京官,一年財政赤字通常近二百兩之譜。所以做京官確實是一件極為賠錢的買賣。因此我們也更明白,為什麼曾國藩要那麼不辭辛苦地拜客,甚至連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像。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筆記中,有翰林曾作詩這樣描述自己的悲慘生活:「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兩生日,例饋賀儀銀二兩)。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

曾國藩進京為官前,他那富有遠見的老祖父就對家裡人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吃飯。」這句話一方面說明老人深明大義,不願以家累拖累曾國藩仕途上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說明翰林之窮是全社會都知道的事實。

因為生活實在太困窘了,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並導致不斷的自我批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兩日應酬,分資較週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一至於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

立志成為聖人的曾國藩,卻心心唸唸想著借祖父的生日多收點份子錢。說明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要面臨何等巨大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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