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大劫難：「新左派」崛起的效應

三 毛澤東的鬼魂窺測到復活的時機
——「新左派」崛起的效應

一個人一旦被奉為神——無論那是由於歷史的謬誤，還是基於人性的需要，它的靈魂便獲得超越個體生命時間和形式的精神能量。靈魂意味著體現他生命意志的思想。毛澤東的靈魂就具備超越朽敗肉體的神的活力，儘管他的靈魂真實表述的，是西方極權主義對人類的魔鬼的詛咒。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澤東借太陽神的名義舉行的一次魔鬼的政治狂歡；魔鬼的狂歡必以人的血海淚濤為美酒。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基於強化征服世界的物質基礎的國策，高速推進工業化進程，並因此對農村橫徵暴斂，竭澤而漁。另外，為了徹底把中國變成共產主義的政治殖民地，毛澤東主持創建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絕後的共產集中營，即「人民公社」，數億農民淪為集中營中「會說話的工具」，完全喪失附屬於人格的獨立意志和自由權利，根本沒有能力在任何意義上反抗中共暴政。由此，終至發生近四千萬農民餓死的大悲劇，當時真可謂餓殍遍野，伏屍萬里，白骨撐破青天，悲音徹於九地。

極權鐵幕對外遮蔽悲劇，然而中共對真像則瞭如指掌。國策失敗，毛澤東威信大損，不得不「退居二線」；劉少奇，或許還應當包括鄧小平，成為中共權力意志的實際主導者。

哲人會由於丟失靈魂而痛苦，獨裁者卻只為喪失權力而承受烈焰焚心之痛——那是只有重獲權杖才能治癒的魔鬼之痛。「文化大革命」本質上就是毛澤東重新奪取最高權力的政治戰爭。

中共從創立之日起，內部便實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對權力的貪慾使人變成冷血的野獸，而權力鬥爭的失敗者淪為權力貪慾的血祭。毛澤東能夠一度奪取這片黑暗叢林的王冠，自有其超人的陰險、詭詐、凶殘之處。不過，這一次他卻遇到前所未有的艱難。艱難之處就在於，劉少奇、鄧小平控制了龐大的黨組織系統和行政系統；擊碎既有的掌握專制權力的黨組織系統和行政系統，並重建忠於自己的黨組織系統和行政系統，是毛澤東擊敗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前提。擊碎並重建數千萬官僚構成的極權專制系統——這超越了人的能力，是神才能作到的事。於是，毛澤東決定使自己成為神，以實現對獨裁權力的烈焰焚心的苦戀。

權力是世俗的，神則屬於心靈的範疇，信仰的王國。為掩飾對權力的野心，毛澤東的奪權鬥爭便具有了「文化大革命「這種超越世俗的稱謂；毛澤東成為毀滅和創生之神——毀滅「封、資、修」舊文化，創立共產主義新文化。

在「文化大革命」的辭典中，「封建文化」專指中國文化和各少數民族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專指源自古希臘智慧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理念；「修正主義文化」則專指赫魯曉夫式的思想意識形態。毛澤東以太陽神的權威，召喚出狂熱的文化性種族滅絕運動。首先被徹底摧毀的，是中華文化；甚至連華人之祖炎帝、大禹，以及創製中華文字的聖者，也被掘墓曝屍，挫骨揚灰。於是，中國文化亡國，蒙古族文化滅族，藏人、維吾爾人、回人的文化，也歷經地獄的恐怖與苦難。

在東方文化的廢墟間，毛澤東創建起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風格的文化聖殿。聖殿之巔，是人類的拯救者、太陽神毛澤東的王者之座。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共的《聖經》，要求對所有中國人心靈的絕對控制權；共產主義由於具有終極理想和絕對真理的雙重權威，成為超越理性質疑的信仰。各種文化形式都只能以表現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忠誠獲得生存的權利，清教徒式的生活則被奉為道德之王，儘管在神的眩目光環後面，毛澤東恣意淫樂。

毛澤東引入中國的最具殖民文化個性的現象，便是仇恨的神聖化。中世紀羅馬教廷，以維護絕對真理的神聖名義，召喚對異教徒的仇恨；毛澤東也以維護絕對真理的名義，召喚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不同的只是對絕對真理的具體表述，以及仇恨對象的稱謂。

仇恨一旦受到神聖理由的祝福，立刻就轉化成令獸性都心驚膽戰的暴虐。「文化大革命」中，對於中國文化、古希臘文明，以及少數民族文化的生命承載者，即知識份子的虐殺，殘酷得會讓蒼天掩面悲泣。不過，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魔鬼，定然會露出得意的微笑，因為，是它告訴毛澤東一個人性的秘密：當你以神的名義，讓庸眾體驗縱情施暴的神聖快感時，庸眾就會撕碎你試圖讓他們撕碎的任何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呈現出鐵佛都會悚然驚魂的殘酷性，相當程度上是由於仇恨被神聖化，並成為人性中最具正當性的感情。

除了為在中國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之外，毛澤東鑄造神聖的仇恨之劍，還有一個更世俗性的目的：摧毀劉少奇鄧小平控制的黨政組織系統，即摧毀阻止他走上權力之巔的障礙——他要把神聖的仇恨之劍交到普通民眾手中。

中共的黨組織系統和行政系統最初是毛澤東主持創建的；他完全清楚，這個用鐵血暴力的方式創建的官僚集團與普通民眾之間存在尖銳的利益矛盾；只有利用數億普通民眾深深壓抑在心底裡的憤怒，才可能一舉摧毀這個極為龐大的官僚系統。於是，毛澤東宣稱劉少奇鄧小平控制的官僚系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無異於宣布他們是共產主義的異教徒，是最兇惡的階級敵人。同時，毛澤東又用對「階級敵人」的神聖仇恨，打開了普通民眾心中的一扇閘門，對官僚的天然憤怒猶如狂濤怒潮，從閘門中奔湧而出，汪洋萬里。毛澤東賦與原來的政治奴隸們以充分的自由，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施思想酷刑、人格侮辱、肉體踐踏。
不過，政治奴隸的「自由」有一條不可踰越的界限，即必須表現出對共產主義之神毛澤東和「共產黨」這個概念的絕對忠誠。因為，毛澤東要摧毀的只是聽命於劉少奇的官僚系統，而絕不是對「共產黨」這個概念的絕對忠誠。因為，毛澤東的最終目的仍然是重建由他絕對控制的共產黨組織系統。

當時，諸多勇敢而自由的靈魂，趁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白熱化之機，試圖從根本上挑戰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在毛澤東和共產主義被億萬愚民神聖化的時代，這些人是真正的先知先覺者。

然而，先知先覺者的命運在每一個時代都是悲慘的，他們成為普遍愚昧的祭品。「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勇敢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被冠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遭到無情殺戮，他們無聲湧流的灼熱的血，燒焦了刑場上的野花。

毛澤東對「現行反革命」的鎮壓格外凶殘，其用意之一就是要給人民獲得的「自由」套上一根用恐怖鑄就的鐵的絞索——「自由」只限於按毛澤東的意志摧毀他的政敵，而絕對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政治和思想自由。如此一來，就出現了一個荒謬的現象：共產極權主義的最頑固的堅守者，即被毛澤東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官僚，和共產極權主義的先知先覺的反對者，即被毛澤東稱為「現行反革命」的勇敢自由的靈魂——他們的血竟然流在一起，共同染紅毛澤東神權的祭壇。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民獲得從暴虐專橫的官僚命運上踐踏而過的快感。對於政治奴隸，那種快感意味著狂歡的慶典。所謂「投桃報李」，人民也以狂熱的崇拜回報毛澤東。不過，毛澤東取得對劉少奇奪權的勝利，開始重建被摧毀的官僚系統時，人民失去了狂歡的理由。對於人民，官僚系統無論受劉少奇控制，還是由毛澤東主宰，都只意味著鐵牢。「放風已經結束，該重回鐵門之內。」——這是人民從「文化大革命」後期得到的隱喻。
神的權威依然隨歷史的慣性而存在，變化卻已經在人們的心中悄悄發生。毛澤東收回人民踐踏官僚的自由，人民收回對他的崇拜和支持。毛澤東死前一段時期的落寞慘淡的心境，正是神對孤寂的感觸。

毛澤東肉體之死，以及華國鋒的背叛，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不過，失敗的並不是極權專制政治，而只是毛澤東培植的共產黨新權貴階層；勝利的也不是自由民主理念，卻是一度被毛澤東趕進地獄的權力鬥爭的對手，即中共老權貴階層，及其家族。

中共老權貴捲土重來，再次主導中共極權專制的權力意志。他們通過對毛澤東夫人和「文化大革命」新權貴的荒謬審判，進行政治報復，但是，卻不敢完全否定毛澤東。因為，他們知道，毛澤東的神權所守護的，根本上是中共的極權專制；粉碎毛澤東的神的權威，就等於粉碎中共極權專制的信仰和理論基礎，而中共極權專制乃是重返權力之巔的老權貴及其家族榮華富貴的政治源泉，也是他們操控十億中國人命運的制度根據——對於專制者，用獨裁權力操控億萬人的命運，意味著生命快感的極致，生命價值的終極依歸。

利害權衡之下，中共權貴從他們家族私利的角度，概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卻沒有，也沒有能力對毛澤東造成的民族和社會悲劇進行徹底的思想清算。事實上，所有中共權貴都不過是渺小型或者猥瑣型的毛澤東而已；否定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他們自己。

毛澤東變成木乃伊，不過，他的靈魂仍然活著，並附著在共產主義之神的權威上。現在，這個鬼魂要復活了。全面社會大危機的逼近，給他以復活的機遇；「新左派」則是這個復活鬼魂的政治生命形式。

對「新左派」的概念作社會背景和中國歷史邏輯的繁瑣論證，乃是庸人學者的事，因為，庸人學者，這個令碎嘴婆都自嘆弗如的群體，以渺小的瑣碎為其存在價值的表述。為了使討論迅速切入關於中國重大命運的領域，我們只依照現實的邏輯，對「新左派」作簡單明確的理解——在本著作中，中國當代「新左派」，專指試圖讓中國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

「新左派」的主要政治意志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新左派」對於當前中國極端的兩極分化和共產黨權力的極度腐爛，作出尖銳、明確的批判，指控鄧小平設計的「經濟改革」，即權貴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

其次，「新左派」把當前掌握中國權力命脈的鄧小平權貴階層，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這同「文化大革命」中把劉少奇鄧小平官僚體系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異曲同工；這個稱謂中充滿血腥殺機——鄧小平權貴階層已經被「新左派」視為「階級敵人」，即共產黨的異教徒。

另外，「新左派」還把鄧小平權貴階層稱為「漢奸官僚買辦集團」，指控「對外開放」政策的本質，就是鄧小平權貴階層同國際大資本集團勾結在一起，出賣中國政治經濟利益，以換取家族私利。

最後，「新左派」把毛澤東時代絕對理想化，並認為，只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徹底擊敗鄧小平權貴階層的政治經濟路線，才能解決中國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機。

「新左派」不僅是一種思潮，而且已經形成堅硬的現實存在。理論基礎、宣傳陣地、政治代表人物、組織形態、社會基礎等，所有這些作為一個現實的政治存在必須具備的要素，「新左派」都具備。

以張宏良、左大培、鞏獻田、何新等等，一大批教授、學者為核心，「新左派」形成陣營豪華的理論家集團，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就是這個理論集團的靈魂。

「新左派」擁有「烏有之鄉」、「毛澤東主義的旗幟」等政治思想宣傳網站；這些網站的點擊率甚至超過許多色情網站，其社會影響力之廣泛由此可見一斑。

薄熙來「唱紅打黑」、提出「均貧富」的重慶發展模式，意味著這個一度官場失意而又有梟雄之性的官僚，決意投機以問鼎中共最高權力，「新左派」也因此獲得政治明星式的代表人物。雖然由於命運的偶然性因素，薄熙來已經被鄧小平權貴集團擊倒，但是，薄熙來在重慶建起的中國最高大的毛澤東雕像卻依然挺立。這座雕像既是為毛澤東招魂的象徵，又意味著薄熙來不僅是一個個體，更是一種潛在的強大政治力量；這種潛在的政治力量不會由於薄熙來個人的失勢而消失。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之際，「新左派」組建了兩個政治組織，即「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黨（共產黨）」；以示同鄧小平權貴控制的共產黨的區別。儘管在鄧小平權貴階層的秘密警察系統的監控壓制之下，這兩個政治組織發展規模現在受到極大限制，但是，它們的潛在成員群體卻十分龐大——對現實不滿的人群中，相當一部分是「新左派」的政治「粉絲」。

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共極權專制的思想之王。數十萬網特和百萬秘密警察、告密者，隨時在用鐵血專制和網路控制，對一切挑戰鄧小平的理論和實踐的思想，實施割喉消音。既然如此，為什麼「新左派」的網站卻能夠獲得縱情恣意批判鄧小平權貴階層的「自由」。究其原因，根本在於當年鄧小平沒有勇氣，也沒有思想能力對毛澤東進行徹底的理論清算，以至於毛澤東的木乃伊仍然作為共產黨的聖物，踞於天安門廣場中央；毛澤東的像仍然作為共產黨之神，掛在天安門上。而「新左派」以毛澤東的政治基因的純正承繼者自詡，對於中共之神的政治後代，即便是自詡的，鄧小平權貴雖握有專制之權，卻也只能投鼠忌器，不敢窮凶極惡。

當然，任何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政治存在，都必定以民意為基礎，而無論這種民意表述人民的真實情感，還是只意味著普遍的愚昧。「新左派」的崛起及其社會影響的急劇擴張，也有民意基礎。「新左派」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造成的罪惡的批判——對於正義崩潰、道德淪喪、權力腐爛、生態毀壞、人民痛苦的現實的批判，可謂凌厲非常，刀刀見骨。在這個意義上，「新左派」說出了人民心底裡的聲音。

以劉曉波為代表的偽自由知識份子，在聲稱自己沒有敵人的時刻，在乞求鄧小平權貴階層政治改良的時刻，在詛咒人民的反抗是「暴民政治」的時刻，在人民的視野中，他們比「新左派」更像中共極權的思想走狗。因為，人民早已對腐敗的官權不抱任何政治希望；因為，人民意識到，千萬中共貪官污吏就是人民的公敵。儘管挪威議會的幾名男女小政客試圖通過諾貝爾和平獎增加中國偽自由知識份子的影響力，但是，中國普通民眾更願意傾聽的，是「新左派」對狗官的批判，而不是劉曉波之流哀怨地傾訴對鄧小平權貴階層的脈脈溫情。

不過，無論對權貴市場經濟社會後果的批判多麼與人民的感受一致，「新左派」仍然屬於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範疇。原因就在於，「新左派」要用毛澤東時代取代鄧小平時代——那是要讓中國的命運從現在的罪惡，回到過去的痛苦。

 

鄧小平權貴階層試圖用沉默來抹去「新左派」的影響，習慣於從中共官方獲得信息的海外「中國問題專家」，自然也對「新左派」處於基本無知的狀態。然而，「新左派」的政治能量作用於中國未來已勢不可免。「新左派」的政治效應可能向下述兩個完全相悖的方向發展：

一、「新左派」的崛起造成中共極權的精神分裂和政治崩潰，從而導致社會大危機的爆發，中國通過類似前蘇聯東歐地區的人民起義和全民反抗，以民主大革命的名義，徹底摧毀中共暴政，走上民主建政之路。

二、「新左派」同「太子黨」勢力相結合，通過批判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的罪惡，再次為中共極權建立「合法性」的基礎，然後，以毛澤東式的解放全人類的野心，驅動狂熱民族主義，用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方式，把中國社會危機的大洪水引向外部——人類將因此陷入大劫難；世界末日將因此逼近。

「新左派」的政治效應最終將趨向何方？在這個問題上，我只願分析，不願預言。因為，我同時看到了黑暗的絕望和黯淡的希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