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時代的共同宿命
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時代的共同宿命
——不變的是極權主義的魔咒
儘管強悍的個人意志一旦獲得專制權力意志的權威，便會成為時代歷史命運風格的確立者，但是，劃分時代的標準仍然應當取決於歷史命運的風格，而不是居於權力之巔的專制者。因為，並不是每個專制者都具備創造歷史命運風格的生命能量。
依據上述標準，中共建政之後的歷史只有兩個時代，即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中外自命精英的庸人學者，基于思想的奴性，追隨獨裁者鄧小平的邏輯，把中共領導人的換屆視為劃分時代的依據。然而，這種依據不能反映時代的歷史命運個性。事實上，創造出歷史命運個性的，只有毛澤東和鄧小平。中國至今依舊停留在鄧小平時代的命運邏輯中。江澤民只不過給這個時代留下幾分上海小男人的猥瑣醜陋的風情，而胡錦濤則只給這個時代的專制增添了陽萎者的病態的陰狠寡毒。
毛澤東時代，中共以共產主義理想的名義，崛起於命運之巔，並在中國人的崇拜之上昂視闊步——那是神才能享有的崇拜。然後，又由於一系列中共反人類罪行的累積，終至天怒人怨，政治道德基礎崩潰，極權統治的「合法性」受到政治危機的強烈質疑。鄧小平時代，中共通過踐踏理性與良知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走出政治危機，重建極權統治的「合法性」基礎。當前，從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中湧起的中國命運的噴泉已經達到頂點，即將頹然跌落——噴泉達到最高處，跌落就不可避免；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中國命運的噴泉將向哪一個方向傾倒。歷史正凝神屏息注視著這個命運之泉，因為，中國命運的趨向會震撼世界。
中國的御用文人，以及中共用學術經費和其它利益收買的飼料餵養的各國學者，圍繞鄧小平時代，已經製造了太多的謊言；製造謊言是為掩蓋中國命運發展的趨勢，以及這種趨勢對人類的戕害。在此，之所以有必要對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特徵進行討論，就在於讓這兩個時代的真相從謊言中臝露出來，從而為審視未來中國命運的趨勢，提供一個真實的觀察立足點。
現在預言未來，而現在又以歷史為前提。既然如此，就讓我們首先回顧已經成為歷史的毛澤東時代。
現象世界中，表述意味著存在，而形式是精神意境表述的前提。為使共產主義成為主宰中國命運的表述者，中共首先用「階級敵人」的白骨為石，紅血為漿，構築起高度極權的專制體系。在這個以思想專制為原則的獨裁權力體系之下，中國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以狂熱崇拜共產主義為魂的宗教組織更合適。
上述過程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生命虐殺相伴而行。除了難以計數的受害者之外，數億中國人都是中共反人類罪的共犯。整個民族淪為罪犯，是由於受到魔鬼的誘惑，誘惑就表現為共產主義理想。
屈辱的命運產生對尊嚴的嚮往，而且，屈辱越深重，嚮往越熾熱。近代史上蒙受的屈辱使中國嚮往尊嚴。然而，在中國文人的主體背叛文化的祖國的背景下，向西方乞討真理成為思想的潮流；同時，中國對尊嚴的狂熱嚮往，由於缺乏高貴的價值引導而盲目——乞丐怎麼得到尊嚴。於是，中共建政之初，當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一刻，處於對尊嚴的盲目嚮往中的中國人，便狂熱地摟抱了共產主義理想；那就如同處於性飢渴中的苦役犯，會在黑牢暗夜中喜出望外地摟抱觸摸到的任何女人，而不會在乎她是否是醜陋的老女人。不過，以上兩種摟抱都表述人性的悲劇。
如果承認人的本質在於心靈，而不是肉體；如果承認人類歷史的本質不是生物史，而是文化史，那麽，中共建政只意味著馬克思的鬼魂，走出墓穴，在神州大地上，以思想暴君的權威站起來了；只意味著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在中國的精神殖民統治的歷史開始了——中國人不僅沒有站起來，反而從文化的意義上，即人的本質的意義上，被徹底擊倒。
對歷史作縱橫觀，中國曾有兩次關乎國運存亡的危機：一次亡國於蒙古，一次亡國於滿清。不過，蒙古和滿清雖然征服了中國的領土，也實施了大規模殺戮，但是，他們卻沒有試圖滅絕中國的文化。因為，與古猶太智慧和西方極權主義文化不同，蒙古和滿清的生命哲學中可能喧囂著屬於大漠草原的壯麗野性，卻沒有對心靈的仇恨。中國河山破碎，生靈塗炭，但國魂未滅，仍有復國的希望。而且，由於元朝和清朝相當程度上接受並沿續了魅力如花海的中國文化，所以，將這兩個朝代的統治視為中國歷史，從文化的意義上審視並無不妥。
中共建政卻把中國國運逼入魂飛魄散的絕境死地。中共的政治意志是西方極權文化的象徵，而且，它既具有宗教信仰式的精神能量，又得到鐵血權力的祝福——關鍵之處更在於，這種極權文化把終極目標確定為對中國人心靈的征服和奴役。
毛澤東幾乎在組建政教合一的權力體系的同時，便依據共產主義的理論邏輯，開始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政治。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整肅過程中，中共的精神屠殺有兩個不變的對象：被表述為「資產階級思想」的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中國文化精神。屠戮自由民主理念表現出西方文化的兩個源頭，即古猶太智慧和古希臘智慧的自我矛盾；摧殘中國文化精神則以實現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的絕對精神統治為動因。「文化大革命」是立在中國文化命運盡頭的墓碑——墓碑之前，白骨蔽野，血河滔天；墓碑之後，萬里死寂，一片荒涼。國魂隨中國文化精神的湮滅而破碎。國魂破碎，則國亡心死，國運萬劫不復。
有一種廣泛流播的觀點指稱，中共的專制是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繼續；也有人把毛澤東定位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前者意在讓中國文化為當代中國的罪惡負全責，後者則試圖把中共的一半罪惡歸之於中國文化。但是，無論前者或者後者，都沒有公正性。只是不知這種公正性的缺失，意味著愚蠢，還是邪惡。
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中國文化，包括中國的皇權文化，是被侮辱與被摧殘的受害者，而且瀕臨滅絕的邊緣，根本喪失了對現實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精神能力。毛澤東所創建的東方巴士底獄，即中共專制體系，從理論基礎到思想風格，從形式特徵到運作邏輯，都全然是馬克思主義的，都毫無疑義地論證中世紀歐洲極權主義在當代的復活。甚至連殘酷性的風格也全然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式的。
中國皇權文化的刑罰，自有其令人髮指的凶殘，不過，凶殘會止步於對肉體和名譽的懲罰。西方極權文化凶殘之鋒卻趨向心靈。聖女林昭被處決之後，劊子手竟向她的母親索要行刑的子彈費用，以致其母心碎，瘋狂而死。思想犯受極刑之前，常被割斷喉管或者被鐵絲縫住雙唇，以阻止他們心靈的聲音通過臨死的呼喊，化作刑場上的悲風… … 。所有毛澤東時代的殘酷都展示出魔鬼對於心靈折磨的慾望——那是來自西方的魔鬼。
斯大林、毛澤東和鄧小平、波爾布特、齊奧塞斯庫、金正日父子，等等所有這些共產帝國專制者，儘管肉體中流淌著不同種族的血，但是，他們都以共產主義理想的名義，展示出對生命的仇恨、蔑視和殘酷。這種超越種族生理界限的同一性，說明他們都是同一個魔鬼，即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基因傳承者。由此可見，毛澤東和中共政權的罪惡與中國皇權文無關。
萬年歷史中，中國初次面對文化亡國的危機——那意味著國魂的湮滅，國運的破碎。「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意味著一個歷史謊言；中國人的真實地位是中共權貴的政治奴隸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亡國奴。上個世紀的一次生命大悲劇，典型地詮釋出中國人的真實地位。
為了給實現「解放全人類」的全球擴張野心積累物質能量，中共試圖通過對農民的橫徵暴斂，加速國家工業化進程。橫徵暴斂的結果，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間，近四千萬農民餓死，死者約佔當時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七。數學是理性之王，數則是數學的基本原素。當讀到上述沒有喜怒哀樂的數學時，我感到了理性的冷漠——這些數字為什麼不會發出響徹歷史蒼穹的悲哭。太陽都會為之黯然神傷的是，這四千萬農民竟如秋風蕭瑟中的草木蟲蟻一樣，默默地死去：沒有抗議，沒有呼嗥，沒有遺囑，因為，他們被剝奪了心靈的能力，他們是沒有權利抗議死亡的奴隸——他們沒有像毛澤東允諾的那樣「從此站起來」，而是無聲地倒在乾枯的死亡中。
毛澤東的權力意志通過「文化大革命」表現出最後的瘋狂。他再一次對中國文化掘墓鞭屍，挫骨揚灰，同時，也擊潰了他的權力挑戰者。在文化性種族滅絕和中共權力鬥爭的兩個範疇內，毛澤東都是凱旋者。不過，由於太多的陰謀、太多的謊言、太多的罪惡、太多的血淚和苦難，撕裂了毛澤東為中共極權專制鑄造的理想主義的假面具——假面舞會結束了，露出魔鬼的猙獰，當毛澤東在一群小情人的扶持下，步履蹣跚地走入死亡時，雖然對中國還保持著神的威懾力，卻在許多中國人的心中失去神的榮耀。而毛澤東共產主義之神的神格破產，直接導致中共極權的政治道德的破產。
政治道德的危機為良知進入歷史創造出機會；胡耀邦就成為良知的人格象徵。胡耀邦是中共內部的人道主義的奇蹟。他的政治存在造就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將近十年的思想自由期。雖然極權鐵幕依然遮蔽蒼天大地，可是，胡耀邦在鐵幕上鑿出的裂痕，已經足以讓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理念的春風，沛然湧入；中國文化復興的意志也不願辜負思想的春天，而如荒漠上骷髏眼眶黑洞中盛開的野花，迎風搖曳。
中共是由一個個人構成的。不過，中共又異化為超越任何個人的獨立的政治生命體；對人的精神實施絕對政治控制，則是決定這個政治生命體天性的魔鬼之魂。任何違背其天性的個人，即便已經踏上中共體系的金字塔之巔，也會被它吞噬。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受到整肅。中共依據其極權政治天性，不僅否定了胡耀邦的政治意志，也否定了它進行自我政治改良的可能性。天安門事件，血漫古都北京的夜空；歷史以大學生英俊秀麗的生命，為中國的良知胡耀邦作悲愴之祭。
稱鄧小平為中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乃是庸人學者中流行的思想時尚。然而，美女模特肉體流溢出的時尚，會淺薄而又艶麗，庸人學者的思想時尚卻只有淺薄，沒有艶麗。「文化大革命」之後初期的改革，實質上是由中共內部的良知人士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其代表人物為胡耀邦，或者還有趙紫陽；初期的改革無論經濟領域的，還是思想領域的，都具有明確的政治改良的意向。
政治改良之夢魂斷六 . 四大屠殺。天安門血案才是鄧小平時代的真正起點；以浴血的罪惡為起點的時代，必定堅守罪惡的時代主題。運用一切可能運用的實用主義的措施，將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強化極權專制的政治思想統治，以及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這便是鄧小平用屠刀在「六 . 四」血碑上刻出的時代政治主題。
天安門大屠殺再次使中共極權陷於政治道德的深刻危機中；同時，學生的血也書寫出對鄧小平的反人類重罪的判決。極權專制是鄧小平及其家族的政治經濟特權的唯一支點，所以，引領中共走出政治道德危機，就成為同鄧小平個人利益生死攸關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絕大部分罪犯犯罪後的主要心理衝動，便在思考如何於毀滅證據。這也是鄧小平實施大屠殺後的主要精神焦慮之一。
鄧小平，一個俗氣入骨的實用主義哲學的信奉者，一個相信人性醜陋並洞悉人性致命弱點的陰險而精明的老政客，在血雨腥風還沒有消散之際，便果決地作出有一箭雙鵰之效的國策。這項國策的生命哲學意涵，可以一言以蔽之：縱容十五億中國人的心靈在沸騰的物慾中徹底腐爛；同時，打開國門，讓心靈腐爛的效應，作用於整個人類的命運——追求物性貪慾一旦成為人類的共識，國際社會就不會再對中共極權的合法性進行正義的追問，因為，關心正義是理想主義者的事，而且只是；心靈腐爛於物慾，中國人就淪為道德之外的存在，而只有道德意識豐饒的心，才會記住獨裁者的罪惡，並時刻準備為受害者申張正義。
鄧小平知道，讓中國人的心靈腐爛是他的家族和中共極權免於末日審判的唯一之途。為此，他設計出可以稱為權貴市場經濟的改革方案。二十餘年來，這種極度腐敗的權力操控的市場經濟，成為引誘中國社會全面墮落的教唆犯；中國人除了沒有屬於自由人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之外，獲得了在物慾中腐爛的一切自由。中共又利用開放政策的槓桿，使物慾的洪流湧向世界。
中共千萬貪官污吏一方面通過權錢交易，同奸商形成貪腐的共犯結構，另一方面用物性貪慾的允諾，徹底收買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於是，社會上最具罪惡能量的三種力量，即腐敗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結成神聖同盟，共同托起一種謀殺道德、物慾橫流的生活方式。這種腐爛的生活方式，必然導致極權專制的最墮落最卑鄙的形態，即政治黑手黨化和秘密警察統治。
毛澤東用計畫經濟維護極權，鄧小平用權貴市場經濟挽救極權，以及這兩種經濟模式引發的不同社會效應，構成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基本分界。計畫經濟需要依靠中共政治道德對社會的普遍欺騙能力。鄧小平轉換經濟模式，是因為中共政治道德的騙局已經被命運徹底撕碎，而權貴市場經濟的動力在於泯滅道德天良的貪慾。所以，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只表述中共政治道德基礎的崩潰，而絲毫不意味著中共政治意志的改變。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改變了很多。但是，魔鬼對中國命運的詛咒並沒有改變：中國人仍然是中共的政治奴隸和精神的亡國奴；中共實施的仍然是從心靈到社會的絕對政治控制的極權主義統治，以及國家權力的中共權貴階層私有化。
中國命運的外形變了，但是，靈魂卻依舊屬於中世紀的黑暗。從魔鬼的靈魂深處，從佈滿古老血鏽的千年黑暗中伸展出的宿命，將繼續把中國帶向大劫難的苦痛和末日的悲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