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運動：文革殺伐的前奏(圖)

1963年5月，農村開展了「四清」運動，即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網路圖片）

上個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造成了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後果，而且使中國經濟遭遇重重困難。中共黨內對此出現了紛爭，並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變得白熱化。彭德懷等人批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制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澤東。而毛卻拒不承認錯誤，並以另組建軍隊相威脅，打倒了彭德懷等人。

在意識到來自黨內的挑戰後，毛為了確保自己黨內最高地位，消滅異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和反蘇修。在毛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勢在必行。不過，由於國內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各地負責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上，許多地方並未開展社教運動，而且也缺乏階級鬥爭的色彩。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個省，發現大多數省份並未按照自己的想法開展社教運動，是以十分不滿。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會議以後，毛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於是，在５月２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再次召開了小型會議，即「五月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並於20日頒發。

《前十條》頒布及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後，1963年5月，農村開展了「四清」運動，即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四清」和「五反」最初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總稱「四清運動」。

運動期間毛澤東親自挂帥，指導「四清」。「四清」運動期間，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無數工人和農民被迫參與其中，積極回應；「四不清」幹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

城市中的「五反」或「四清」試點主要集中在中央國家機關及各省、市、區級機關、工業交通財貿單位和文教單位的企業以及軍隊各單位。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自殺等極端現象。而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針對上述出現的問題，中共相關部門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又出臺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運動中出現的過激問題，並釋放了一些被關押的幹部。這毫無疑問觸怒了毛。

《後十條》出臺後，四清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但出現了打擊範圍擴大的現象。而在農村，因運動的擴大化，各地均出現了自殺事件。

然而，毛澤東對此依舊不滿意，他強調：「農村社會主義教育要打個殲滅戰，沒有四、五年功夫不夠，至少四年。」

1964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會議。這次會議主要研究了四清運動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等具體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此後，中共開始了大兵團作戰搞「四清」，即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了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６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２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

如此搞運動，再次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採用暴力手段等嚴重局面。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則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撞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而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開展，毛和劉少奇在運動中的矛盾、具體作法等問題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開，當然根本分歧還是權力之爭。比如劉少奇曾在南下考察時說：「現在調查研究，按毛澤東的辦法不行了，現在的辦法，只有放手發動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認識客觀世界。」「同不能把馬克思、列甯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這些說法讓毛十分不滿。

毛與劉衝突的直接結果就是毛廢除了《後十條》，而代之以《二十三條》，這對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開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二十三條》充分體現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劉少奇的許多重要意見。《二十三條》最重要的部分是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進一步升級。

《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噎完全被神化。毛對此洋洋得意，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到，個人崇拜是一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臺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就在各地繼續開展「大四清」運動之際，文革於1966年5月爆發。此時，毛澤東早已喪失了對「四清運動」的興趣，正如其在1967年2月會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卡博時所言：「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於是，無法開展下去的四清運動就讓位於正在蓬勃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四年之久的「四清」運動就這樣謝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