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世界人權報告》：中國

2012年度回顧

中國的新領導團隊，由7名政治局常委組成，已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會議上接掌政權，結束了胡錦濤與溫家寶的十年領導。

胡溫執政期間，人權方面鮮有改進。面對日益動盪的社會，包括西藏和新疆爆發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族群衝突，中國政府在司法保護人權方面有所退步，維穩機器的權力大大膨脹。

在新任領導人的選擇過程中，中國人民沒有發言權，凸顯該國雖然歷經三十年的高速現代化，其政府仍為一黨專政的威權體系，不僅恣意鉗制言論、結社、宗教自由，禁止獨立的工會與人權組織，並且繼續由行政權掌控司法機關。該國政府還對新聞媒體、網際網路和出版業進行內容審查，並在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實行高壓統治。

在此同時，公民已日漸敢於在重大民生議題上對政府提出質疑，例如土地徵收、強迫拆遷、腐官濫權、歧視和經濟不平等。根據執法機關報告中引述的官方和學術統計，中國每天發生大約250到500件抗議事件（官方術語稱為「群體性事件」），參與人數在一萬到數萬之間。即使面臨風險，網民和具有改革傾向的新聞媒體仍然藉著倡導法治與透明化、揭發政府㢢端、呼籲政治改革，努力推擠官方審查的底線，以擴展言論空間。

雖然法律地位不明確，又受到當局嚴密監控，公民社會團體也不斷嘗試推展他們的作為。在遍及全國的維權運動旗幟下，維權人士已結成無形但細緻的網路，持續監測和記錄人權案件。然而，這些維權人士面臨著國家各種形式的鎮壓措施。

中國政府在其2012-2015年《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中，提出一種新㯋但定義含糊的「務實推進原則」，藉以重新詮釋其國際法上的人權義務，此舉偏離了該政府以往對於人權普世性原則的表面承諾。這個新的原則顯然是以另一種形式重申中國政府的慣常說法，即中國的「國情」不適合參與式的政治體制。

人權捍衛者

中國的人權捍衛者經常面臨警方騷擾、軟禁、短期拘留、「勞動教養」、強迫接受精神治療、或以刑事罪名判刑入獄，其理由通常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1年徒刑，正在黑龍江省的監獄服刑。其妻劉霞自從2010年12月即告失蹤。據信她現被軟禁在北京家中，以防她為丈夫進行倡導遊說。

李鐵，湖北武漢的作家與異見人士，於1月18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0年。在阿拉伯之春以後，已有好幾位資深民運人士被判重刑，李鐵是最近一個案例。

被拘留一年後，長期從事維權工作的倪玉蘭和董繼勤夫婦於4月10日分別被判刑2年8個月和2年，罪名是「尋釁滋事」。上訴後，倪玉蘭的刑期於7月被法院減少2個月。

4月下旬，視障維權人士陳光誠從山東省家中逃出。他曾因不公正的審判而被以「故意破壞財產和聚眾擾亂交通罪」判刑。2010年9月刑滿出獄後，他和全家人遭到非法軟禁。在維權人士網路的協助下，陳光誠逃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尋求庇護。經過中美兩國長達數星期的尖銳談判，陳光誠最後獲准於5月19日偕同家人赴美留學，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並承諾將對其遭非法拘禁之事進行調查。陳光誠的侄子陳克貴則因打傷數名發現陳光誠逃跑後於半夜闖進家中搜查的警方看守人員，被以殺人罪起訴。地方司法當局以已經為他指派法律援助律師為由，不准陳克貴自己聘請的律師出庭辯護。

7月25日，湖南維權人士朱承志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正式逮捕，實際上是因為他披露資深異見人士李旺陽命案的諸多疑點。在監獄度過大半生的李旺陽，於6月6日被發現陳屍在湖南邵陽一家醫院的病房中，但他的雙腳踩在地板上。這宗可疑命案立刻引起全國維權人士透過網際網路發出怒吼，並引發香港市民多次大規模示威抗議。許多李旺陽的家屬和支持者都被軟禁在家，以阻止他們質疑地方黨委對該案的二度調查。李的支持者們認為，官方的調查只是為了掩蓋真相。

8月13日，北京警方拘捕了十幾位維權人士，另一位維權人士彭蘭嵐則在湖南被捕。這些維權人士向國務院施壓，要求公開政府信息，說明甫於6月公布的第二份《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相關信息。

司法改革

雖然司法改革在胡溫執政下停滯不前，且當局拒絕司法獨立，法律人社群在民間法律意識及維權行動日益高張的鼓勵下，大都扮演推動改革的力量。中共依然控制所有司法機關與機制，透過政法委協調司法機關的運作。其中，公安部門（即警察）仍握有最大權力。刑訊逼供仍相當普遍，法院的弱勢和刑事辯護權利受到嚴格限制經常導致司法不公。

2012年3月，為了減少此種案例和改善司法工作，政府通過了《刑事訴訟法》的大幅修正。然而，新法仍然允許警察秘密拘留「國家安全、恐怖主義和重大貪污腐敗」犯罪嫌疑人長達六個月。這些措施造成嫌疑人面臨刑求的危險，並且讓政府有理由對異議人士及維權活動者予以「失蹤」。

國內對於「勞動教養」行政拘留制度的批評，因為一宗全國關注的案件而升高。勞動教養經常被用來對付上訪者，在此案中，一名婦女因11歲女兒遭性侵而投訴警察瀆職，結果竟被警方處分勞教18個月，引起全國公憤。因此，這位婦女在被拘留近一週後即獲釋。

中國在2012年處決死刑犯的人數繼續領先全球。確切的數字仍是國家機密，專家估計中國每年處決人數在5千到8千人之間。

言論自由

中國政府對於新聞記者、博客作家以及估計約5億3千8百萬網際網路用戶的各種限制，繼續違反國內法和國際法對於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保障。新浪微博作為中國最大的社交媒體微博服務商，在一定程度上，為其3億用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達意見和抒發不滿的空間。但是，如同其他網路內容一樣，微博仍然受到中國網路審查機構的嚴密監視和操縱，目的是確保網上討論內容不違反政府的政策。另類的社交媒體服務，包括推特、YouTube和臉書，仍然遭到屏蔽。

6月中旬，當伊利嬰兒奶粉因汞含量超標而全面下架後，網路審查機構屏蔽了所有相關的網路信息檢索。官方審查機構還刪除了《南方週末》對於7月21-22日北京洪水導致廣大地區財產損失及交通設施癱瘓的八頁報導。9月12日，審查機構禁止有關「近平「的信息搜索，因為當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長達兩星期未露面，也未出現在官方媒體報導，引發民間熱議。他事後恢復公開活動，但官方從未說明內情。

2012年，至少有27位中國記者因「泄露國家機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含糊罪名在獄中服刑。記者還冒著被認為違反言論審查規定的風險。《南方都市報》編輯喻塵被迫離職，只因他所主管的該報微博轉發了一則諷刺中共掌控軍隊的簡訊。《西安晚報》記者石俊榮於7月2日遭無限期停職，因為他在6月27日撰寫報導揭露地方黨委成員使用名貴香菸。石俊榮至本文寫作為止迄未復職。

在2012年，新聞記者依舊可能因為報導敏感議題而遭受暴力行為。其中一件顯著案例發生在8月10日，香港亞視記者雷釗河在安徽合肥採訪警方拘留示威者時，被2名男子拳打腳踢。在場其他記者指認施暴者是便服警察。

2012年也創下1998年以來外國記者遭驅逐首例。5月7日，中國政府撤銷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特派員陳嘉韻（Melissa Chan）的記者證，但並未說明她違犯何種法規。8月21日，香港、中國和上海的外國記者協會發布聯合聲明，對於7月28日到8月12日之間有7名外國記者在4宗事件中遭到「威脅、騷擾甚至毆打」表示「嚴重關切」。該聲明指出，在這些事件中「有官方安全部隊成員及相關分子涉入」。

中國政府還試圖將其對言論自由的嚴密控制延伸到海外，其事例至少有下列兩件。3月，中國政府成功施壓英國書展，自其官方貴賓名單中排除所有持不同政見或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9月，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試圖遊說奧瑞岡州柯華利斯市（Corvallis, Oregon）的市長，移除一棟私人建築上支持西藏與臺灣獨立的壁畫，但未成功。

宗教自由

儘管中國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中國政府限制只能在官方許可的清真寺、教堂、廟宇或寺院進行宗教活動。宗教組織的活動信息、人事資料和財務記錄都必須提交政府審查。宗教人事任命、宗教出版和申請就讀宗教學校，亦須獲取政府許可。

基督教「家庭教會」和其他未登記註冊的信仰團體都被視為非法組織，其成員面臨政府的罰款或起訴。法輪功（1999年7月被查禁的氣功及信仰團體）被政府列為「邪教」，其成員常遭政府逮捕、騷擾和威脅。

2月，湖南省武岡市宗教管理部門要求家長簽署抵制「邪教」的保證書，否則不准其子女就讀公立學校。在春節期間進行的這項簽名活動，是地方政府打擊法輪功和基督教家庭教會的措施之一。

8月22日，上海市政府命令該市天主教佘山修院無限期延遲開學。此舉是為報復新任輔理主教馬達欽神父在7月7日宣布退出官方愛國教會的一切職務，馬神父自當天即遭軟禁至今。

中國政府繼續以國家安全之名，在少數民族地區嚴格限制宗教活動。詳見後文有關西藏和新疆部分。

衛生和殘疾人權利

政府仍然敵視1990年代河南省血液㢢案受害者要求賠償的行動。8月27日，在位於鄭州市的河南省政府門前進行抗議的大約3百名艾滋病毒／愛滋病感染者遭到鎮暴警察鎮壓，數名成員被打傷。1990年代河南地方政府主辦的大規模血漿交易，造成這些人受到病毒感染。他們抗議政府拒絕給予賠償。

中國政府在6月11日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2-2015）》中宣示，將加強保護人民不受重金屬污染危害。但截至本文寫作時，對於近年來在河南、雲南、陜西和湖南等地遭受鉛中毒的兒童，政府仍未給予具體的救濟或醫療協助。

作為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中國對於殘疾人權利的保護卻仍不足。在9月18-19日中國首次接受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審查期間，政府官員基本上否認殘疾人的權利受到侵害，也否認政府未能提供殘疾人充分的信息、司法和基本服務。

10月26日，中國政府終於完成歷時20多年的精神衛生法立法工作。然而，這項新法存在許多問題，包括缺乏適當的機制保護人民不被強迫關押在精神醫療機構。

婦女權利

婦女的生育權和享有生殖健康服務的權利，在中國現行的計畫生育法規下，仍然受到嚴重剝奪。政府持續採取行政處分、罰款、和包括強制墮胎在內的壓迫性措施。近年來，強制節育政策日漸延伸到西藏和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這些政策造成人口性別比例失衡（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男女性別比例為118.08：100），進而助長強迫結婚和人口販賣等侵犯人權的行為。

政府不定期的嚴厲掃黃，經常導致中國高達4百萬到1千萬性工作者遭受嚴重暴力和性侵，提高他們染患性病的風險，而且難以尋求司法救濟。

政府雖然明知家庭暴力、就業歧視和社會刻板印象是普遍嚴重的問題，卻仍限制民間女權組織的活動，並阻撓相關的公益訴訟。

移民與勞工權利

中國勞工日益積極主動地要求改善工資和勞動條件，雖然沒有真正的工會做為代表。由於法律禁止成立獨立的工會，官方的全國總工會仍是唯一合法代表勞工的組織。

在廣東省出口加工區從事保護移民工權利的勞工非政府組織，在2012年不斷遭到政府官員和安全部隊的打壓。在這一年內，政府當局或受到地方政府壓力的房東，針對至少12個移民工維權組織，強逼他們遷離當地。8月30日，顯然受官方指使的二十多名便衣暴徒闖入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砸毀門窗予以威脅。

6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和廣東省司法單位合作的一項調查顯示，數以千計因戶口制度限制而被外出打工的父母留在農村的兒童，成為性暴力受害者。雖然政府曾經承諾要廢除戶口制度，但中國的2億2千萬移民工迄今仍然在它的限制之下，無法公平地享有教育、醫療服務和住房權。

西藏

在西藏自治區和清海、四川、甘肅、雲南各省藏族自治地區，情勢仍然緊張。2008年發生遍及整個高原的民間抗議之後，中國政府大舉鎮壓，並且為了加強控制，在每一座寺院均派遣官員常駐。

尙未有跡象顯示中國政府將正視西藏人民要求更大自主權的願望，即使只在該國少數民族自治法規的有限範圍內。截至本文寫作時，已有85名藏人自焚，其中首例發生於2009年2月27日，光在2012一年內就發生72起。至少69名自焚者死亡。

中國政府持續在藏區部署大量安全部隊，並嚴格限制進入藏區旅遊，尤其是記者和外國訪客。被懷疑不認同國家政治、宗教、文化或經濟政策的藏人，遭到當局有系統地以「分裂祖國」罪名法辦。6月18日，四川法院判處藏族僧侶雲登嘉措（Yonten Gyatso）7年徒刑，理由是他與國外人權組織聯繫，傳播藏區自焚信息。

秘密逮捕和刑訊逼供仍然十分普遍。6月，甘孜（藏語Kardze）一位36歲藏族僧侶噶旺（Karwang）在被警方拘留期間遭疲勞偵訊致死。他是因為張貼主張西藏獨立的海報，而在5月中旬被捕。

基於在西藏高原打造「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政府持續推行大規模開發項目，預計80％鄉村居民都要遷移或改建房屋。與中國官方說法不同的是，遷移政策沒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供居民選擇，沒有真正諮詢受影響者的意見，也缺乏明確、適度的賠償機制。牧民們被剝奪傳統生計，生活水準下降，更加依賴政府救濟。

新疆

中國政府藉口反恐或「反分裂」，持續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實行歧視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政策，並且嚴厲鉗制宗教與文化表達的自由。基於政治理由的逮捕時有所聞。

維吾爾人所感受到的普遍恐懼氣氛，導致族群對立不斷升高。造成這種緊張態勢的原因，包括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近來不斷發生的強迫失蹤、以及顯然受到政治操縱的司法體系。

族群對立的另一原因，是2009年7月烏魯木齊暴動的後續影響。此一事件是中國近年來最嚴重的族群衝突。中國政府迄未說明暴動後被捕數百人的下落，也沒有調查海外難民或當事人親屬對於獄中刑求虐待的控訴、或者公布暴動中被殺害者（多屬漢族）的人數和姓名。

對於有關宗教與文化言論的加強限制，已引發數起暴力事件。最嚴重者發生在2月28日，一群維吾爾人在漢人聚居的葉城街道（維語Kargilik）上攻擊行人，刺死至少12人。政府宣稱此案是由一位激進的地下神職人員馬木提（Abdudukeremu Mamut）所領導，此人已在3月26日被判死刑。

中國政府在2010年提出一項全面發展政策，其目標原本是要降低社經落差，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活水平，並有助「打擊分裂勢力」，但這項政策目前最具體的表現，是拆除維吾爾人傳統街區、將居民重新安置或強迫搬遷，以及將新疆大部分遊牧民和牧民定居化。

香港

公民團體與社會大眾已就人權議題向香港政府提出質疑。香港當局顯然不願太過偏離支持北京的立場，因此一直未能遵照基本法的規定提出朝向全民普選的改革措施，也沒有積極維護特區的自主權、公民與政治權利、以及法治。

9月中，香港政府屈服於民間壓力，宣布暫緩推行旨在培養向中國共產黨効忠的愛國主義教材。民間日益疑慮警方過分限制集會遊行的措施，以及入境事務處恣意阻擋批評北京人士。民間也擔憂大陸安全人員或其線民滲透特區、監視或威脅批評北京人士的現象日益增多，而港府卻無法加以適當的調查。

7月間，有兩名內地上訪者因到香港參加七一民主遊行而在家鄉江西省被判處14個月勞教。這是外界已知首例。

主要國際角色

雖然宣稱要「以不懈的努力」追求敘利亞的和平，中國政府卻與俄羅斯聯手否決向敘利亞政府施壓的三項決議案。此外，中國還漠視國際法，將至少7千名逃到雲南省的克欽族難民遣回緬甸北方戰亂地區，堅決否認他們具有難民身份。

美國協助陳光誠一家固然值得讚揚，但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政府都未曾試圖改變或改進它們和中國政府之間幾乎毫無成效的雙邊人權對話機制。這些對話機制很少納入公民社會團體的有意義參與。

4月初，日本國會極不尋常地通過一項關於西藏的決議，呼籲中國政府恢復與達賴喇嘛之間的談判。北京也被迫對南韓媒體批評其遣返北韓難民的報導做出回應，並且因而允許少數逃進南韓駐中國領事館的北韓人民被送往首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