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閱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離奇的死罪(圖)
毛時代造就多少荒唐事？（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48年聯合國大會發布《人權宣言》，莊嚴地宣稱：人權是「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人權，馬克思倡導過，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宣傳過，毛澤東本人在革命時期也大聲疾呼過。可是，毛奪得政權以後，在所有媒體上，「人權」竟然蒸發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根本看不到「人權」二字。反而，人權所包含的「人性人道自由」等理念，居然變成了官方嚴厲批判的對象！
如此拒斥人權，中國人豈能享有做人的權利，豈能活得像個「人」！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現狀正如一位農民所說：「養一頭豬，還叫牠哼哼呢，只怕牠不哼哼。可老毛那時候，大活人連哼哼都不敢哼哼！」當時，人與人之間誰都不敢說真心話。且不說同僚同事，且不說同學同鄉，即使兄弟姐妹，即使父母兒女，甚至，即使是恩愛夫妻，都不敢掏心窩吐露半句真言，因為一旦鬧起矛盾檢舉揭發，立馬便會巨禍加身。比如李九蓮，工人的女兒，紅衛兵司令，可謂「根紅苗正」，只因給未婚夫寫情書時吐露了幾句肺腑之言，不料這個解放軍戰士告了密，不久便被投進監獄，最後被槍斃。
在毛澤東時代，像李九蓮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僅摘錄23宗離奇案例——
（一）因拆字遊戲而死於非命。林志中先生的《拆字冤案》（《咬文嚼字》2005年第5期）寫道：河南南部某鄉，有個名叫劉永咸的公社黨委書記，因為正直他得罪了不少人。一年夏夜納涼，不知怎麼扯到了「突」字，劉書記用拆字法解釋說：「‘突’字好理解，你看，它可以拆成一個‘穴’字和一個‘犬’字，一條狗從一個洞穴裡冷不防地竄出來，還不‘突然’嗎？」誰知言者無意，聽者有心。一個平時對劉書記懷恨在心的造反派成員連夜向造反派頭頭告密，結果無限上綱，說劉永咸惡毒攻擊「突出政治」。迫害也隨之而來，掛牌遊街，下跪批鬥……生性剛直的劉書記不堪凌辱，氣憤之下跳進了深潭。
（二）、因一句玩笑話而遭罪致死。河南省交通學校教育長黃雲祥，1958年因豫東（河南東部）一個女社員吹牛皮，說不收畝產百萬斤紅薯不結婚。黃跟幾個要好的朋友說：大家給這個女社員立貞節牌坊吧。算一算，百萬斤紅薯放在一畝地上能堆一米五高。因此，讓他勞動改造，到郊區十八里河深挖土地一米五，最後累死在工地上。
（三）、聰明人一句話受了22年罪。袁永松、王均偉二位先生編著的《左傾二十年》寫道：有一位當年的「右派」很多年後哭笑不得地回憶起當年被劃成右派的原因。當時他是北京某高校的學生，平時人頗聰明，看事往往有先見之明。上級號召鳴放，班上不少同學都出來給學校提意見，他卻一聲不吭。有一天，班裡的黨支部書記找他談話，他順口把心裏話說了出來：「我才不提意見呢，現在提了，將來非挨整不可。」夠了，就這一句，「右派」的帽子一戴20多年。
（四）、一句話被誤解而被逼死。四川南充的袁澤松先生的回憶文章《文革中的黃老師》（《讀者報》2003年11月4日）這樣寫道：「文革領導小組」成立後，每個公社都要把公社幹部分類向上一級文革小組匯報，哪些進了文革小組，哪些是什麼原因沒有進入，以便確定批鬥對象。我們公社的這一任務仍然是出自黃老師之手。黃老師寫的報告中有這麼一句話「加入文革小組的和尚未加入文革小組的公社幹部」的後半句被公社文革組長理解為：「當和尚的公社幹部才沒有加入文革小組；或和尚不加入文革小組就來當公社幹部。」他看了報告說，認為他領導的地方鬧出這麼大的笑話，他這個文革組長還怎麼當下去，馬上糾集一夥造反派干將衝進學校，闖入黃老師的辦公室，有的抓頭髮；有的抓衣領，把黃老師拖到校門口的一棵黃桷樹根上將其強行跪下後，才命令全校師生到校門口集合，叫黃老師向師生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黃老師還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用手理了理額頭的頭髮後說：「我沒有什麼罪行可交待」；文革組長何西平走上去抓住黃老師的頭髮把頭往下按後才揭發黃老師的罪行。黃老師聽後才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說何組長把意思理解錯了。這還了得，當眾誣蔑何組長沒有水平把意思理解錯了，批判會立即響起了口號聲「誣蔑文革組長，就是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隨後便用墨汁把黃老師臉抹黑，又掛上黑牌，由紅衛兵押著遊行示眾，午飯沒有吃成，連廁所也不准上，下午黃老師的褲子濕透了，哪裡還走得開路，由造反派的幾個幹部拖回來扔在公社食堂左側的二樓上，晚上只給黃老師二兩冷干飯，叫黃老師吃後要寫好交待，明天繼續參加批鬥會……。這位名叫黃濤的50多歲的教師，因此變成了敵人，並且，生生被凌辱折磨而離開了人世。
（五）、隨口之言成禍端。許傳海先生在《雜文月刊》上發表的《我所經歷的一些運動》寫道：有位院長成了右派，說起來也怪有意思的。一次開全院學生大會，他針對有人說農民吃不飽的問題，以這樣一個故事教育學生：吃得飽有什麼好處，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大代表外出視察，在火車上，一個代表吃得過飽，把胃撐壞了……讓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就有一批處系幹部貼出大字報，上綱上線的批判他。他的這次講話竟然引火燒身，成為被打成右派的禍端。
（六）、A與非A都不可，橫豎都是禍。許文中還寫道：1956年我考上大學，成了一名「調干生」，第二年就是「反右」。正式「反右」之前叫「社會主義教育」。全班分成若干小組，天天開會，讓學生們暢所欲言，向黨交心。後來轉為「鳴放」。「鳴放」到一定程度，便轉入「反右鬥爭」。我們是大班，約150人，最後定了9個右派份子，超過5%.有個同學是這樣當上右派的：他看了某系幾個同學寫的一張大字報，不同意其觀點，就寫了一張反駁的大字報，結果某系寫大字報的成了右派，我班這個寫反駁大字報的也成了右派。
（七）、寫重兩字被逮捕，子女四人成孤兒。信陽師範音樂教師申繩武，肅反中被錯捕，複查糾正後，在反右末期卻無端與「右派」一道被送去勞改，1959年餓死。其妻焦玉鈞（北京市原副市長焦若愚胞妹）一次遊行前，突擊抄寫小學生手持小旗上的標語時，將「反對美帝霸佔黎巴嫩」中的「反對」二字寫重了一處，當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個兒女淪為孤兒，大的16歲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個分別為10歲、6歲、4歲，討飯年餘，為孤兒院收容。10歲的兒子健康正常活下來了；6歲的女兒後來成了瘋子；4歲的兒子長大後，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與人毆鬥，傷人致死被判死緩。
一個父親好端端的突然被打成了「反革命」。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子女的名字而遭受災禍——他的子女依次叫：愛國、愛民、愛黨。有人突有所悟，檢舉上去，說名字連起來寓意是：愛國民黨——這說明，此人反動透頂。
（八）、堂堂中共高官，因長相而身陷囹圄。文革中，1967年4月，在接見內蒙古代表時，康生說內蒙古區黨委書記王逸倫：「我一看就覺得這個人根本不是共產黨員，而且也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個特務。」因此，王被捕入獄。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因同樣的原因也被關進了共產黨自己的監獄。
（九）、因一時疲勞瞌睡最終喪生。官明華，1952年畢業於廣州第三醫士學校，供職於海南島生產建設兵團4師8團醫務所，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1966年夏，一次農場召開批判「三家村」大會。官女士因頭天晚上出診接生，通宵達旦過度疲勞，在會場打了一個盹。就是這片刻瞌睡，竟給她帶來了殺身之禍。當時，她立即成了大會的批鬥對象，被斥為「小黑幫」、「小鄧拓」，隨即撤銷職務下放勞動改造，1969年又被劃為「特嫌分子」送白沙縣「學習班」審查。官女士覺得農場領導人太不講理，一氣之下寫了幾張大字報。於是立即被扣上了一頂「攻擊紅色政權」的大黑帽子，接著便是沒完沒了的審訊、批鬥、嚴刑拷打。此後，群眾專政隊員，從她的日記裡發現了一句話：「金黃色的太陽仍掛在防風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這普普通通一句話竟被上綱上線分析成了：「影射偉大領袖落山」，於是又被加上了一頂「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1971年3月12日官明華被槍決，時年37歲。（引自紀之《人血饅頭的故事》）
(十)、張冠李戴十九年。1960年12月，大冶煤礦技術員、省市兩級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高錫成，突然被扣上「現行反革命」、「漏網右派」的帽子，押送一個小煤礦勞教改造。同事們都非常驚詫，高錫成本人更是大惑不解：這究竟是因為什麼？19年後方才水落石出。原來1957年在反右鬥爭中，批判右派份子惲XX時，高錫成擔任會場記錄，記下了惲的17條「反動言論」。當時不經意將記錄夾在書中便棄之腦後。3年後，高的大學同學王XX無意間發現這張字條，認為是嚴重敵情，當即向黨支部告了密，於是，釀成了一樁荒唐冤案。一個優秀的年青知識份子因此喪失了19年寶貴的年華，平白經受了19年殘酷的折磨。（引自尹明《離奇的人間悲劇》）
（十一）、勤勞致富有罪。姜玉明先生撰寫的文章《富之罪》，記錄了一個吃苦耐勞、稍顯富裕一些的農家的不幸遭遇。文章的主人翁叫閔耀芳，家住江蘇省武進縣嘉澤鄉橫埝村，是個搞副業的能手。他的家庭副業雖然很多，但集體勞動也沒少參加。天沒有亮，人家還沒有起床，他家已在地裡幹活了；天黑了，人家已經吃完飯，上床睡覺了，他家才從地裡摸回來，真是白天黑夜干，很少有一刻清閑。由於一家人勤勞，汗水換來了生活的富裕。但是，閔耀芳因富得禍，富而成「罪」。1966年8月的一天，他被抄了家，一時間，翻箱倒櫃，屋裡屋外，弄得雞飛狗跳。此後，他被吊打了幾次，又關押了十多天，經常掛牌游鬥示眾。
1968年4月28日深夜，大隊「群眾專政組」幾十人，將閔家包圍。閔的老父親被抓走，在大隊部吊打審問，要其交出兒子。第二天，閔耀芳也被抓到了大隊部。遭到了更厲害的毒打和批判鬥爭。
（十二）、勤奮教學有罪。容姜貴的《知識是禍》記錄了這樁奇冤——貴州省榕江縣忠誠小學教師莫定欽，潛心收集整理了一冊教學參考資料，內容包括報紙、雜誌上發表的中、美、英、蘇、法五大國首腦的照片簡介、中外著名的詩詞歌賦、名言警句、史哲資料、政治論文、圖片、漫畫等，自己視為珍寶，命名為《黃金難買》。起初，這本冊子在學校好評如潮，師生們爭相傳閱。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這樣一位愛崗敬業的優秀園丁，就是這麼一本教學參考資料，竟然招致了一場奇災巨禍，莫老師因此被判刑20年！
（十三）、刻苦鑽研學問有罪。王賢才，江西九江人，建國初期畢業於山東大學醫學院。求學期間，得知有一部享譽世界的醫學巨著《希氏內科學》。希氏，是美國著名的醫學教育家。《希氏內科學》是希塞爾組織100多位內科專家編著的大型教科書。王賢才等了半年多，才從學校圖書館借到了這部書，簡直如獲至寶。年輕的大學生突發奇想；這麼好的書，為什麼不把它譯成中文？可誰曾想到，在毛澤東時代裡這竟變成了罪行，竟給這個有志青年帶來了長達幾十年的飛來橫禍——1958年6月27日，王賢才補定為「右派份子」，罪狀是：崇拜西方資本主義，罪證就是翻譯洋書。1964年，在「四清運動」中他再次受到批判，連那些經常接近他的青年醫生們也受到了批判。文革開始後，他又受盡折磨，1968年4月27日，被投入監獄，主要罪狀仍然是：吹捧美英科學文明！
（十四）、愛國有罪、為共產黨效力有罪。馬寅初在痛遭毛澤東批判以後，愛國老人依舊痴心不改，以年近八旬的高齡勤奮筆耕，寫成了一部極其珍貴的輝煌巨著《農書》，以報效生他養他的中華民族。大作寫成不久，文化大革命狂飈驟降。對祖國一往情深的耄耋老人，不得不用顫巍巍的雙手將垂暮之年拼盡老命的心血結晶，肝腸寸斷、老淚縱橫地一頁一頁投向火舌之中……。
章乃器先生，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受毛澤東之邀回大陸參政，擔任糧食部長，在反右中被打成大右派。
錢偉長先生，當代中國著名科學家，與錢學森、錢三強合稱「三錢」。清華畢業後，他又考取庚款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學成以後，毅然放棄在美國年薪8萬美金的優厚待遇，回到戰火頻仍、積貧積弱的祖國。就是這樣一位痴心愛國的一代科學界泰鬥，1957年也被剝奪了為國效力、為共產黨效力的資格。在被邀請出席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座談會上，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的錢先生就大學教育提了一條意見：希望不要教條主義地完全搬照蘇聯的做法。結果因此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在55歲高齡之時，被發配到鋼鐵廠，當了一名出苦力的爐前工。
肖光琰，1920年生於日本，後移居美國。945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獲得化學博士學位。1946年初任該校化學系助理研究員，1947年任該校冶金研究所研究員，同年8月任美孚石油公司化學師。其間，曾4次獲得金質獎章。1949年，忠誠愛國的肖先生參加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中國學生基督協會」。 1950年，肖光琰回到了魂牽夢繞卻又陌生的祖國，起初的接待也不能說不熱情，但好景不長。很快，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便拋了出來，砸向他們：「思想反動」、「帶回資料是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有賣國思想」……。因受精神打擊，肖光琰患上了嚴重的失眠症。1958年底，在「拔白旗」運動中，肖博士被拔了出來，成了「白旗」，「老白旗——肖光琰」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對祖國毫無感情」、「執行的是挂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你想入黨，是對共產黨的污蔑！」
除夕，在迎新聯歡晚會上，他幕員高聲宣布：「下一個節目：活報劇《洋博士現形記》。」接著，一個小丑登場，自報家門：「在下肖博士，靠父母的造孽錢，在美國混了個洋博士，聽說共產黨在中國掌權，待我偷點資料，溜進中國也好撈個一官半職……」——肖博士精神崩潰了，從此消沉下去。1968年10月5日，無產階級群眾專政隊的一群彪形大漢將正在病中的肖先生抓進牛棚，並抄了他的家。在牛棚裡則是無休止的審訊、三角皮帶沒死沒活的抽打、嘲笑和唾罵。他一共交了26份「認罪書」，接受了20多次皮肉修理，被打得皮開肉綻，連聲哭喊。第二天早晨，誓死要為共產黨「拚命干」的肖博士再也沒有起來。專政隊發現屍體以後，迅即在化學物理研究所大院內貼出了《特大喜訊——反革命特務分子肖光琰畏罪自殺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的海報，並於當日下午到營城子農場揪出肖光琰的妻子到研究所繼續交代。受過一番折磨後，甄女士提出請求給兩天假，回一趟家料理一下多日未見的孩子。沒料到，專政隊大發慈悲，恩准了這一要求。可是，兩天後甄女士並沒有返回繼續接受審訊。
肖光琰夫婦死後被定為「特務集團」頭子。這是一樁毛澤東的愛侄毛遠新親自抓的典型案例，編號《301》。此案，無辜的肖光琰夫婦又株連了11個單位26個更無辜之人，其中包括曾照顧過絡連小姑娘的鄰居老夫婦，曾給肖博士打過針的女護士，曾與肖先生交換過熱帶魚的老理髮員等人。……
（十五）、愛國英雄有罪。著名學者楊奎松在《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文中寫道：田西園，抗日將領，曾歷任軍參謀長、代軍長、集團軍參謀長及代司令等職。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應解放作戰」，其組織地下武裝並直接接受瞭解放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的指揮。其後還成功策動武漢警察總隊起義，保障了武漢市的通訊交通、水電供應免遭破壞。但是，他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殺害。
（十六）、勞動模範有罪。許多省級和全國勞動模範，文革期間都受過殘酷迫害——僅僅因為是勞動模範。《左傾二十年》中記載了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掏糞工人時傳祥遭受折磨的情景，細節恕不贅述。
（十七）、只因他們是黑幫的子弟。江明，生於陝西農村，14歲時尚不識一字。只因他是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高崗的外甥，進了貴族學校——延安保育學校。5年後——1942年又進了延安大學，成了一名大學生。1945年，進了第一批赴東北幹部團。1948年，與葉楚梅、鄒家華、李鵬一起，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批留蘇大學生。行前，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人林彪、高崗、李富春等專門接見送行。1950年，只因他是高崗的外甥，赴蘇訪問的毛澤東在莫斯科專門接見過他，還為這個學農的大學生題寫了「農業機械化」幾個字。1954年8月17日，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計畫委員會首腦高崗，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頭子，不明不白而死。只因他是高崗的外甥，從此由人上之人陡然墜進了社會底層的地獄之中。他連續不斷地受審查，一次又一次被強迫低頭認罪，要他承認自己反黨；一次又一次被揪鬥，被遊街，接受拳腳教訓，受盡折磨。因為傷及內臟，他的胸口多年一直隱隱作痛。只因是高崗的外甥，無人敢和他談戀愛，也無人過問他的婚事，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後年逾半百，才和另一個苦命之人，一個連連唸叨「我坦白、我交待」的精神病患者結為夫妻。然而，江明認為，他比有些人還強一些，例如他的留蘇同學朱忠洪，文革中被整得妻離子散，精神失常，宣布平反的當天，走出家門，至今杳無音訊，只因他是王稼祥的義子——王稼祥，就是將毛澤東推上權力高層而晚年卻被毛澤東批判的「修正主義大黑幫」。
（十八）、禍起一首歌——《知青之歌》使作者蒙難。「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彩虹般的大橋，直上雲霄，橫斷了長江，雄偉的鐘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這是文革初期在廣大下鄉知青中廣為傳唱的一首歌曲，人稱《知青之歌》。它雖然沒有時尚的豪言壯語，但也沒有流露什麼「反動思想」，只是離家遊子思鄉之情的自然抒發——但是，就是這樣一首普普通通沒有政治色彩的歌曲，1970年2月19日，經張春橋指示，它的作者、知青任毅被逮捕下獄。只因蘇修的莫斯科廣播電臺播放了這首歌曲。
（十九）、一幅漫畫，害了一批教師。郭維敬編著的《共和國早期的故事》，記錄了60多起冤案。其中《權力意志下的悲慘命運》，寫道：信陽地區在「左」書記王某的領導下，反右運動的各種荒誕離奇故事……他到汝南縣視察，看教師學習班鳴放大字報時，見有數十名男女教師畫一幅漫畫，諷刺教育科長隨地便溺。於是在大會上說：「這泡尿尿的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結果這一大批無辜教師都一個個淪為「右派」。
（二十）、一篇文章索性命。陝西農村共產黨員楊偉名，1962年寫了一篇《當前形勢懷感》的建議文章，表達了對國家形勢的憂慮和改進農業工作的意見，投寄中共中央和各級黨委，曾經受到很多領導幹部的高度讚揚和熱情肯定，但是，毛澤東見之勃然大怒，8月6日在北戴河會議上進行了嚴厲批判。因此，楊偉名屢屢遭受迫害，1968年因不堪凌辱與妻子一起服毒自盡。
（二十一）、一本書殃及10萬人。1962年，作家李建彤，寫了一部頌揚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的小說《劉志丹》。可是，只因主要歌頌對象是當年陝北根據地的領導人，因而引起了毛澤東的兩大不愉快：1、雖然他自己說過「陝北救中央」的話，但別人歌頌陝北會影響他的威信；2、使他聯想到幾年前被他打倒的劉志丹的戰友高崗。因此，將這本書定性為「反黨小說」，從而使10萬人受到株連慘遭厄運，其中包括副總理習仲勛和許許多多幫助過共產黨的普通農民。
（二十二）、一個劇本株連幾百萬人，引爆文化大革命。奉毛澤東之命著文歌頌海瑞的明史專家、北京副市長吳晗寫了一個劇本《海瑞罷官》，好評如潮，毛也讚不絕口。然而不久，毛澤東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選擇以批判《海瑞罷官》作導火索，曾與毛澤東過從甚密的吳晗因此而突遭厄運，受盡折磨，家破人亡。並且，株連了黨、政、軍及學術界、文藝界幾百萬人慘遭迫害。
（二十三）、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降。1968年在轟轟烈烈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瀋陽一家國防工廠——172廠理化室主任周鳳威，不明不白被人檢舉為「特務」——檢舉者也是在毒打之下不得不信口胡謅亂咬人——20年埋頭工作老實本份的周再三再四申辯，甚至痛苦流涕給人下跪，求人相信他的清白。可統統無濟於事，凶手們依然對他施以酷刑。第三天，他實在忍受不了終於跳樓身死！臨終前，他一滴血一滴淚寫下一封遺書：「爸爸沒幹壞事，更不是特務……不承認不行，承認也不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忍心離開你們是不得已的事。」
……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大法——《憲法》總綱寫下了一句金光燦爛的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們是社會的公僕。」；各級黨政官員常常如是說；「為人民服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毛澤東如是說。
依照上述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理應是國家的主人。可是，在那個被一些極左派吹噓為「偉大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毛時代裡，中國人民真的當家作主了嗎？當時中國人活得並不像「人」，更遑論「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