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合理社會離我們還有多遠？
1979年8月，臺灣《美麗島》雜誌問世時，提出了「培養新生代的生機、建立一合理社會」的口號，以發行人黃信介名義發表的發刊詞《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說：
「今年是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動盪的世局和暗潮洶湧的臺灣政治、社會變遷在在逼使我們在一個新的世代來臨之前抉擇我們未來的道路。歷史在試煉著我們！……
三十年來，國民黨以禁忌、神話隱蔽我們國家社會的許許多多問題，扼殺了我們政治的生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新世代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徹底從禁忌、神話中解脫出來，深入、廣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們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這有賴於一個新生代政治運動的蓬勃推廣。」
僅僅出了四期，《美麗島》就隨著高雄事件的發生而夭折了，這本民間的政論刊物，在短短几個月中曾激動過美麗島上許多讀者的心，也成為臺灣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與此前的《自由中國》、《大學雜誌》、《臺灣政論》一脈相承，卻又有不同的時代特徵，這是民間政治力量藉助一個小小的刊物的一次集結，這個雜誌龐大的社務委員、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編輯名單幾乎涵蓋了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黨外人士」，其服務處遍及島內各地，蔚成規模。就刊物本身而言，既發表了許多像尤清的《論抵抗權》、呂秀蓮的《談法統》、姚嘉文的《「叛國」論——國不可叛，民不可辱》、《愛國論——有生民之國，自有愛國之民》這樣的文章，也發表費希平、黃信介、康寧祥《就我們所面臨的三項政治問題向行政院孫院長提出質詢》，這是三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向行政院長直接提出的諮詢，其中第三項質詢是「如何建設民主體制」——
「三十年間，臺灣由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化的工業社會。由於人們所得不斷增加，教育日趨普及，因而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水準，啟發了人民對政治的參與感。在農業社會中，政治的安定依賴傳統的權威意識維繫；在工業社會中，政治的安定必須依賴理性的民主意識維繫。毋庸諱言，由於政府當局未能滿足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尺度，以至淤積一股政治洪流，使之納入理性化的民主體系，應為今日急待解決的課題。疏導政治洪流，如同大禹治水，必須順其流向引導，不可逆流堵塞，以免造成政治情緒的氾濫，乃至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美麗島》第二期）
第三期發表費希平的《限制組黨是否違憲向行政院提出質詢》，他不滿行政院長就黨禁問題作出的答覆，提出七點質疑，要求院長翔實答覆，「根據民主政治原理，民主國家應有各種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才能代表各階層的利益，一個政黨無法涵蓋全國人民的願望。在今日世界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在往日曆史中，只有德國的國社黨與義大利的法西斯黨，才不准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存在。我們自稱為民主法治國家，而這民主法治國家的行政院長，居然宣布禁止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存在，這與獨裁政權又有什麼區別呢？」
與此同時，1979年的大陸也有民主牆運動，魏京生因為在西單民主牆發表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而遭到被捕，民主牆當時雖然沒有被封殺，但民刊、大字報為主要載體的民主牆運動即將告終。表面上看，兩岸民間爭民主的浪潮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島上有地方選舉，且部分黨外人士已通過選舉已經成為民意代表，有機會直接問政，像費希平他們那樣，即使最敏感的黨禁問題，也可以在立法院提出，並要求行政院長做出答覆，這是兩岸的差距。即使「美麗島案」，導致大批黨外人士被捕、判刑，也沒有逆轉這一進程。臺灣之所以完成和平轉型，固然取決於雷震、殷海光到《美麗島》群體前仆後繼的持續努力，在1949年到1986年的三四十年間，幾代人付出了各種各樣的代價，包括流血、坐牢、失業等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他們都一一承受了。一個保障每個人享受正常權利、自由和尊嚴的低調理想社會，卻要無數人高調的理想和犧牲去爭取。但是，僅有他們的犧牲和奮鬥，不足以造成這樣巨大的轉型，毫無疑問，國民黨政權的因素不可忽略，儲安平在20世紀40年代就言簡意賅地指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多與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下自由是「有與無」的問題。
當魏京生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文中直接指出「人民必須警惕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他的行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擁護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他鋃鐺入獄的命運即已注定。其實，他對鄧還是缺乏足夠的瞭解，鄧不是「蛻化」，也不是「騙取人民的信任後」如何，鄧從來就沒想過要搞民主，也從來沒想過什麼「人民的利益」，他眼中只有黨主，只有黨的利益，他的命運沉浮、大起大落都是和這個他所棲身的黨綁在一塊的，他是鋼鐵公司也好、綿裡藏針也好，都是為了這個黨，他的身家性命、權力地位也都只有在這個黨機器裡才能實現。1979年他果斷地抓魏京生，並畫出「四項基本原則」的底線，1986年、1987年之交他果斷地拿下胡耀邦，1989年他果斷地口述了「四二六」社論、果斷地下令戒嚴、動用野戰軍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不是他「蛻化」了，不是此一時、彼一時也，他是一貫的，1957年他就是反右運動的一線總指揮，他之深受毛的欣賞不是偶然的，他身上那股子狠勁，他超強的執行力，最關鍵的就是他眼中只有這個黨，只有一個完全黨化的鄧，理解1949年以來毛、鄧等在泱泱大陸建立起來的這個清一色黨化社會，普天之下莫非黨土，沒有黨外，甚至沒有民間，所以任何有可能觸及黨利益，觸及他們權力神經的舉動都是絕不允許的，要說這個鐵板一塊的社會開始解構，那也是「六四」以後才慢慢真正開始的。
前些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透露，「80後」和「90後」青年對政府不滿較多，近七成人認為自己屬於社會的「下層」或「中下層」。不少網友看到這一消息後表示，豈止80後、90後，60後、70後也是如此。但是在銅牆鐵壁般的維穩體制之下，即使青年人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也很難有公開的表達，這種日復一日的長期壓抑最終會造成什麼樣不可預測的後果，無人知道。新生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往哪裡去？求生存，求溫飽，還能求發展嗎？
1979年，《美麗島》雜誌呼喚的合理社會，沒過多少年就在海峽彼岸開始出現，而且一天天朝著更合理的方向演進，那時的新生代如今垂垂老矣。反觀海峽此岸，魏京生們仍流亡海外，歸國無期，而新生代面對的只有無所不在的壓制、壓抑、壓榨和壓迫，前路渺茫，在「拼爹」、「恨爹不成剛」這些新詞、新短語的背後，是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社會，也是一個不可持續的、不合理的社會，飄蕩在古老中國上空的仍是世襲制的幽靈、血統論的陰魂，任何合理的種子在這裡遭遇的似乎都是僵硬、冰冷的水泥地，沒有可以生長的縫隙，一個合理社會離我們到底還有多遠？我想把這個問號寫在古老的天空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