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怎樣成為千古「書聖」的(組圖)

 

                     

                                   「書聖」王羲之

漢字書寫作為文人之必備，作為一種高尚藝術行為，發展到東晉時代，已經是諸體皆備，且呈現出明顯的社會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氣質。王羲之時代的中國書壇文化可謂百花齊放、星光燦爛、人才輩出，繁花似錦。此時，若論書法技藝和成就，可以說，王羲之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甚至最初處於劣勢，書法「不勝庾翼、郗愔」。直到身後百年，才聲名鵲起，成為「書聖」。

那麼，王羲之是怎樣成為千古「書聖」的呢？

晉人尚韻，羲之新之變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從小就受到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王羲之書法獲得了很高的起點。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她給王羲之傳授鐘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可以說，自拔於流俗，不斷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使得王羲之獲得了高標獨秀的文化視野。

晉室南遷，偏安江左，善書者四大門戶王、庾、謝、郗均出於北方士族，這次精英階層的大規模、大跨度的整體搬遷，出其不意地將漢民族文化滲透波及的廣闊地域迅速壓縮至淮水、長江以南一帶(版圖僅為兩漢的三分之一不到)，書法藝術在這兒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濃縮化、純粹化的過程洗禮，長成一朵奇葩。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於創造。他學鐘繇，自能融化。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鐘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因此，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於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闢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王羲之著名的‘鵝’字

博採百家，極眾體之妙

王羲之書法精進也使同代人刮目相看。當時著名書法家瘐翼、郗愔名聲遠播，瘐翼在荊州看見人們臨習王羲之書體，不屑地說：「小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鶩，皆學(王)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瘐亮向王羲之求書法，羲之謙虛道：「(瘐)翼在彼，豈復假此！」但還是給瘐亮寫了章草。一天，瘐翼在瘐亮處見到王羲之寫給瘐亮的章草，發現王羲之書法已日日精進，今非昔比，因此心悅誠服，給王羲之寫通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王羲之的書法處處滲透著魏晉崇尚的那種「不激不勵，風規自遠」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國文化精神，使王氏書風雄霸書壇一千六百多年。王羲之極眾體之妙，而主要成就在楷書和行草書，尤其是行書。其書法具有溫潤超邁、神駿典雅的美學特徵。傳世作品據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有465種，由於朝代更迭，戰亂頻仍，至今已無任何真跡流傳下來，現所能見到的多為摹拓本和以真跡為藍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書有《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行書有《蘭亭序》、《快雪時晴帖》、《姨母帖》、《奉橘帖》、《喪亂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草書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遠宦帖》等。

帝王推崇，盛書聖之名

考研王羲之「書聖」成名史，可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學王羲之書法高潮。也正是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學王高潮，一步步夯實了王羲之千古「書聖」的盛名之基。

第一次學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時期，主推手是梁武帝蕭衍。梁武帝把當時的書法排位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變為「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雖然王羲之仍排在鐘繇之後，但超過了王獻之，這是極大的轉變。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也列王羲之書法為「上之上」，因而輿論遂定。

梁武帝時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書法，當時內府秘藏的王羲之書跡已經雜有不少贗品。梁武帝一方面對前朝流傳下來的王羲之書法進行整理鑑定，辨別真偽；另一方面，他又將定為真跡的墨寶勾摹出許多副本，提供給王室子弟作為學書的範本。梁武帝曾云：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這句話後來成為後人評價王羲之書法的重要依據。

第二次學王羲之的書法高潮在唐朝，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唐太宗不僅廣為收羅王羲之法書，而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讚辭。通過廣泛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蘭亭序》一直是王氏傳家之寶，後來真跡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手中，而智永再傳於弟子辨才。據稱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蘭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認。後來足智多謀的蕭翼運用巧計才誘使辨才出示《蘭亭序》真跡，從而騙取到手，獻給唐太宗。太宗得之，愛不釋手，下令當時大書法家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等臨摹，臨摹本分賜諸王近臣，從此得以傳播。而自己則將真跡秘藏起來，死後還不肯放棄，殉葬於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從此便成絕響。

第三次學王高潮則是到了宋代，主推手是宋室300餘年間的諸帝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下旨命侍書王著摹刻於棗木板上，厘為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當時每個朝中大臣都御賜一部拓片。《淳化閣帖》是我國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漢章帝至唐高宗，及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高宗亦曾臨《蘭亭序》賜孝宗，於帖後記曰：「須依次臨五百本。」孝宗書法與高宗書法不易分別，不無原因。由於宋代諸皇帝都對王羲之，對《蘭亭序》重視，使當時出現了士大夫家家都有《蘭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蘭亭序》各種版本上百種。這在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在中國書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書者，僅此而已。到宋朝時，王羲之已經被推上了「書聖」地位，明清以後只是承唐宋之餘波而已。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