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混沌的政治 （下）(圖)

【鑒於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現將袁紅冰先生所著《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在網路刊載，以表達對自焚藏人的聲援與敬意。 ——《自由聖火》編輯組】

第七章 混沌的政治

——命運在謊言和無知中蹣跚

拉薩街頭（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中共已作出決定，用鐵血強權的意志和方式，首先徹底解決臺灣問題，然後再徹底解決西藏問題。在臺灣問題解決之前，中共對西藏的主要戰術原則就在於，利用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對中共暴政的愚不可及的幻想，爭取西藏流亡政府作出更多的妥協、退讓，甚至投降性的政治表態和承諾，將其記錄在案，以備按暴政的意志最終解決西藏問題時，用作宣傳材料，瓦解藏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意志。而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果然迎合中共暴政的意願，作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表態。

二零一零年，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宣示，流亡藏人的政權組織可以考慮不再稱為流亡政府；流亡藏人的政權組織只代表還活著的流亡在外的十多萬藏人，不代表西藏境內的六百萬藏人。這些官員的宣示，等於卑賤地跪倒在中共暴政前，以期討得中共的歡心，賜給他們西藏的自治和自由。他們不僅不懂得真正的自由從來都不可能靠極權暴政的恩賜獲得，而且也不明白，他們的宣示是對藏人半個世紀的苦難的背叛，是對翻越喜馬拉雅的白骨和紅血鋪就的流亡之路的背叛，同時，也深刻地傷害著自由西藏事業的政治基礎。

西藏流亡政府是藏人五十餘年抗爭暴政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之一；無論在藏人的心目中，還是國際社會間，她都已成為自由西藏事業的首要政治象徵。達賴喇嘛當初引領八萬藏人走上的流亡之路，不僅屬於來到西藏境外的藏人，也屬於留在西藏境內的藏人——流亡之路屬於整個藏民族。因為，藏人的流亡本質上是由於心靈家園被鐵血強權侵佔而開始的精神的流亡。正因為是民族的精神流亡，流亡在國際間的自由西藏運動才代表所有藏人的利益和意志，才是全體藏人追求自由的事業。

某些官員宣示可以考慮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稱呼，實質上是自毀流亡藏人寶貴的政治成果，是自毀自由西藏運動的政治意志的象徵。某些官員聲稱流亡的藏人政權組織不代表西藏境內的六百萬藏人，意味著自毀自由西藏運動的合法性。以達賴喇嘛的流亡為起點的自由西藏運動，本質上是全體藏人的精神流亡和政治反抗，是當代藏民族的命脈之所系，而某些官員的上述說法，則把象徵整個藏民族命運的大流亡，狹隘化成藏人中很少部分人的行為——自由西藏運動不代表西藏境內的藏人，她還會有合法性嗎？

精明如鼠的中共官員定會為聽到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的這些自貶自損的說辭而欣喜有加，彈冠相慶，並將把這些說辭記錄在案，以備政治宣傳之用。有一日，他們將對西藏境內的藏人說：「西藏流亡政府已經不存在了——是他們自己宣布的；他們也不代表西藏境內的藏人，只代表他們一小撮叛逃的人——這也是他們自己說的。所以，你們不要再對他們抱有希望，你們唯一的政府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您們利益的唯一代表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暴政一直把流亡藏人蔑稱為「達賴集團」。當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後，該如何選定另一個稱呼而苦思冥想時，流亡的藏漢雙語詩人安樂業，悲憤地搖動野氂牛一樣碩大的頭顱，仰天長嘯道：「你們想討好中共，乾脆自稱‘達賴集團’最有效！」

聽到安樂業的悲聲，金聖悲那顆風中的紅焰之心又一次因疼痛而搖曳欲滅，他的思想則開始表述悲愴：「半個世紀以來，因追求精神自由而遭受迫害的藏人，無論他們蹣跚在苦役犯的命運之路上，還是被活埋在黑牢鐵鑄的陰影中，或者戴著鐵鐐走向刑場，西藏自由運動都是他們的魂歸之所，西藏流亡政府都是他們心中希望的星辰。現在，一隻鐵手卻要把那顆希望之星從藏人的心中摘走，一顆顆在無盡的苦難中祈盼自由的心將因此陷入黑暗。尤其殘酷之處在於，那只摘取希望之星的鐵手，竟然屬於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員。」

「噢，西藏高原上那被藏人的血染紅的雪原會哭泣，為自由而死去的藏人的骷髏會悲歌，連那被凍裂的黑石和自由的風，也將作響徹漫漫長夜的痛哭——那只鐵手，你為什麼如此殘忍… … 。」

「即使背叛上帝，也可能得到理解和寬恕；唯獨背叛為自由而湧流的血，必受天譴。因為，只有為自由而湧流的血，才配供奉在心靈的聖殿上。當代藏人向自由的獻祭之血殷紅如英雄的詩意。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同為藏人，你們難道不知道，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也絕不可行背叛藏人的自由之血之事嗎… … 。」

金聖悲覺得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可以被原諒的唯一理由在於，他們是謊言的受害者——被兩類中國人所欺騙。這兩類中國人是「民運人士」和偽自由知識份子。而這兩類人的產生都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關。
對「六.四」事件的爆發產生過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主要有三個群體。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主政時期，中國大學校園湧進強勁的思想自由的春風。中共建政以來，那是惟一一次，而且也必定是最後一次放鬆思想控制的過程。以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為中心，一批生機盎然的中青年大學教師，借諸官方放鬆思想控制的機會，呼喚思想自由；一時之間，多樣化的思潮碰撞和精神探索，在中國各大學中蔚然形成學術風氣。「六.四」大學生民主運動就是在這種被中共頑固派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校園文化背景中湧現。這批中青年大學教師的主體，在「六.四」過程中超越一切功利主義的政治動機，真誠地支持學生的民主行為；其中也有少數有鐵血之志者，試圖同軍隊中的開明勢力結成同盟，以政變方式摧毀中共極權體制。但是，因事起倉促，這種勢力沒有形成具有實效性的現實政治因素。無論在「六.四」中如何作為，中共將學生運動淹沒在血泊之後，這批中青年教師中的精英，大部分先後被迫離開中國的大學，星流雲散。這批人，是「六.四」運動的精神背景的創造者。

「六.四」起因於大良知者胡耀邦在政治迫害中猝然撒手人寰。大良知者的死在大學生中點燃的俠義精神之火，即為良知者受迫害鳴不平，構成「六.四」運動最初的道德動力——精神自由的狀態總是與道德理想主義相伴而行。同時，反對腐敗則是「六.四」學運初期表現民意的主要政治訴求。由於趙紫陽一定程度上參與對胡耀邦的政治迫害，「六.四」學運最初幾天，反腐敗鋒芒直指趙紫陽家族成員。面對政治困境，趙紫陽的各個智囊團隊開始作兩件事：其一是利用他們同各大院校教師的天然聯繫，試圖把學生運動反腐敗的鋒芒引向鄧小平，以及其它影響趙紫陽實際主政的中共政治老人的家族；其二是利用學運確立趙紫陽的權威，然後，依據新權威主義的思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趙紫陽及其智囊的第一個企圖，由於鄧小平以及中共頑固派對學生運動的敵視，很快就取得成功，但是，他們的第二個企圖卻慘敗於鄧小平的政治權術和堅硬的政治意志。「六.四」血洗北京之後，趙紫陽及其勢力被鄧小平和中共頑固派視為威脅到他們權力基礎的政治要素，因此受到嚴厲整肅。大批人流亡海外，形成「民運人士」的主體。

流亡之初，這批原中共體制內的知識份子還指望鄧小平政權很快垮臺，趙紫陽重新崛起，他們也好回到中國，再作新權威主義之夢。然而，事不遂人願，趙紫陽崛起無望，對於這批流亡的中國官員知識份子，生命衰老的比時間還快。意志凋殘，激情枯竭之際，戀母情結——中共極權體制是他們的政治之母——使他們渴望受到中共的招安，同時，政治戀母的天性還使他們相信，中共內部的政治改良是中國民主化的唯一希望。他們已經沒有意志和激情理解徹底否定中共極權體制的歷史邏輯。事實上，就像戊戌變法的血洗去近代史上中國改良與革命的界限一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當代中國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六.四」之後，中共迅速腐爛為貪官污吏集團和政治黑手黨集團，已經失去改良的任何可能，這個反人類罪犯罪集團的必然前途，只有在人民大起義和全民反抗中崩潰。可見，這批「民運人士」是活在死去的幻想中：中國大變革的前途不再會同他們有任何關係：中共當前政治的主導者也視這批人為「政治骨灰」，根本不可能有對他們進行招安的政治審美激情——活在死去的幻想中，同被埋在墳墓中相比，可能更可悲。

然而，就是這樣一批被稱為「民運人士」的活死人，卻被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當作「中國知識份子的代表」來對待；他們關於中國民主化只能依靠中共的政治改良的謊言，也通過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的意識，轉化為「西藏自由的前途取決於同中共的談判」的觀念，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解決西藏問題」的政策——這究竟是歷史荒謬，還是人的愚蠢，或者是命運的惡作劇？

中國知識份子中對「六.四」產生過影響的第三種人是偽自由知識份子。他們閹割掉作為中國人的中國文化本能，自命西方自由主義的繼承者，卻又基本不懂自由主義本質上是極端的理想主義，所以，這批人應當稱之為沒有文化之魂的偽類。「六.四」運動以北京各大學的校園為策源地，本來同偽自由知識份子沒有什麼關係。「六.四」運動發展到高潮時，影響遍及中國所有大中城市，且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同情與支持。在此情況下，一批偽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誤判形勢，以為中共將因學運而崩潰。於是，為了成為歷史巨變的主導者，他們或者飛越萬里大洋，從美國趕回北京，或者踏過重重渺小的恐懼，鑽出書齋的陰影來到陽光下，用亢奮的激情作政治表演，試圖控制學運。然而，他們的政治素質、精神能量和猥瑣的人格，都不足以支撐起他們的野心。

「六.四」浴血之後，偽自由知識份子魂飛膽破，抱頭鼠竄。其中最不堪者，如劉曉波，為求暴政寬恕，竟通過對「六.四」學生運動的誣蔑，來展示卑鄙的才華，其言詞之陰損惡毒，達於極致。偽類本就是被個人野心之鞭抽擊的本能動物，他們支持「六.四」和詛咒「六.四」都同情感無關，而只同他們的生存本能的要求一致。

偽類中最墮落者，則淪為暴政的文化特務，作中共的思想走狗。二十一世紀後，出現了極其令人困惑的情況：一方面，對於眾多追求自由的靈魂，中國是一座大監獄，中共極權專制則是風也逃不出的這座東方巴士底獄的鐵牆；另一方面，一些自稱自由寫作者或者自由知識份子，卻進出中國之國門如入無人之境，似乎中共極權的警察統治已經不存在。這些有特權的偽類就是中共的文化的特務。因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一部分偽自由知識份子受命，配合中共實施滅絕自由西藏運動的戰略計畫。他們的主要任務，一言以蔽之，就是強化和利用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對中共的幻想，使這些官員作出更多的有利於中共暴政的政治宣示和承諾，以便中共將來利用這些政治宣示和承諾，分化藏人，瓦解藏人的反抗意志，以及弱化國際社會對藏人自由運動的同情與支持。某些西藏流亡政府官員最近的宣示，即可以考慮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稱呼和流亡的藏人政治組織不代表西藏境內藏人，與中共文化特務的活動直接有關。

當前，中共及其文化特務最想得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以達賴喇嘛的名義，宣示「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誘使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作出這種宣示，中共便可實現一箭數雕之陰謀。首先，「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句違背歷史常識的謊言，如果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確認這句謊言，不僅將深刻傷害尊者的聲譽，也將傷害自由西藏運動的真理性——僧人不可與謊言同在，具有真理性的運動不能向謊言妥協，而尊者既是僧人，又是自由西藏運動的精神領袖。其次，這種宣示勢必加深復國獨立的情感與中間道路的裂痕，而藏人自由意志的裂痕必定有利於中共滅絕自由西藏運動的戰略。另外，這種謊言性的宣示也將引發印度政府對西藏流亡政府政治意圖的疑慮，從而有利於中共分化瓦解印度和藏人的關係；印藏關係如果被疑慮所主導，中共將來為迫使印度驅逐西藏流亡政府而採取外交或者戰爭措施時，都會更易於獲得成功。

中共暴政機心百端，陰險難測；中共文化特務道貌岸然，內心歹毒；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員則朦昧顢頇，沉溺幻想——他們形成的合力正把命運推向謊言和無知主導的悲劇。

審視在謊言和無知中蹣跚的歷史命運，鬱悶之情如低垂的黑雲，壓在金聖悲意識間。這一刻，他真切地感到李科先、參摩、次旺仁增等等，那些青年政治反對派的生命魅力。這批青年政治反對派是西藏遠古精神的大地深處湧出的風暴，野性勃勃，生機盎然。他們滿懷民族的驕傲，不屑於同中共暴政作政治交易，而只勇敢地向命運索要西藏的自由；他們擁有生命的尊嚴感，所以蔑視中共暴政及其特務的偽善，只追求值得刻在落日上的民族尊嚴；他們情感真實，絕不會為功利主義的權衡與暴政的謊言妥協，而只把命運的目標鎖定在浴血的真理之上——他們絕不會由於現實政治利益誘惑，背叛藏人為自由湧流的萬里血河。

回想遇到過的青年政治反對派中的一個個人物，金聖悲感到生命的熾烈之氣撲面而來。他們或者像點燃的烈酒，或者如燃燒的狂風，或者似破碎的落日，或者彷彿動盪的草浪，儘管有野性的粗獷和荒原的蒼涼，但卻都生動而真實。同他們相比，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的生命風格，就像一片灰黑色的冷霧。青年政治反對派最銳利的真理性，表現為對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的嚴峻批評——批判他們基於政治幻想的政策趨向；批判他們的官僚主義習氣。

「青年政治反對派的批判，是自由西藏運動的守護神。」金聖悲站在達蘭薩拉群山間，遙望暮靄深紫的德裡平原，如是想。他知道，青年政治反對派正在印度南部召開以西藏復國獨立為主題的大會，會議將討論組建西藏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問題。多位年輕的仁波切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這預示，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主導的媚共政策，將使越來越多的僧人成為政治反對派。

復國獨立表述藏人的感情，中間道路表述藏人慈悲的生命哲理，情感和哲理將統一於自由西藏運動。其實，復國獨立，還是高度自治，不只是藏人的選擇，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由中國當前的實際政治狀況所決定的。在當前，中共統治之下，藏人依據民族自決權，復國獨立，符合基本人性的要求——藏人當然有理由和權利離開一個暴虐的政權，一個沒有人性的國度。唯有中國自由之後，在聯邦制框架下，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才會獲得人性的支持和實現的可能性。當然，通過聯邦制實現漢藏共和，消弭中共暴政造成的百年血仇，乃是達賴喇嘛的慈悲佛心的理想。不過，這是在下一張歷史之頁上，即中國自由之後，才可能書寫的理想。

走向西藏流亡政府首相桑東仁波切的官邸的過程中，金聖悲腳步沈重，如穿鐵靴。他一生中很少行走得這樣緩慢，似乎想盡量推遲會見的那一刻。因為，他不願意向一位僧人說假話，可是，他又不願意對一個僧人失禮。
無論多麼慢，金聖悲還是走進了簡樸的首相官邸。披著僧衣的桑東仁波切出現了，像一片古老的晚霞。他的面容和身體都很消瘦，有一種類似苦修者的令人肅然起敬的枯槁感；眼睛寧靜、聰慧、仁慈。金聖悲的心突然平靜下來，平靜得像關於心靈的冥想。桑東仁波切的目光使金聖悲強烈意識到，他所面對的是一位佛學大師，而不是一個政客。

桑東仁波切談到他對中國文化的敬意，以及藏中文化交流的歷史意義。他顯然不知道，中共六十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鐵血強權的文化殖民統治，已經滅絕了中國的文化之魂。金聖悲只能告訴他，中國文化精神在中國死了，活著的只有文化的遺骸和行屍走肉。金聖悲講得很簡單，因為他意識到，試圖讓一位形而上的佛學大師理解中共暴政的形而下的政治陰謀，可能比創造一個命運更艱難。

分別之際，金聖悲用風中的紅焰之心，對桑東仁波切說：「你屬於佛的聖潔意境，你不屬於混沌的塵世；你承擔了本不應由你承擔的政治責任。因此，像佛一樣，走出權力的宮殿，走向精神的荒野，回歸關於虛寂的真理——那才是你的生命意義棲息的地方。在這個哲學貧困，心靈荒涼的時代，以藏傳佛教的名義，為更多遠離幸福的人送去終極安慰，這是佛的慈悲之心，也是自由西藏運動的精神價值… … 訣別政治，回歸佛的意境… … 。」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