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1942》裡的偽歷史(組圖)

講述河南1942-1943年大飢荒的電影《一九四二》，在坊間已成熱詞。但可惜的是，無論是電影本身，還是作為腳本的紀實原著，乃至於媒體對該段歷史的諸多重新發掘，均可謂是偽史當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這些偽史中的一部分。

　
電影《一九四二》海報

政府壓制輿論，不允許媒體報導河南飢荒？

重慶《大公報》1943年2月3日因刊載該報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論，而被當局停刊三天。電影及許多媒體，均以此為據，認定國民政府當年壓制輿論，不允許媒體報導河南大飢荒[詳細]。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不是因為報導河南飢荒，而是「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是實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實並不是因為該社論報導了河南的大飢荒。據王世傑1943年2月4日的日記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實原因是：「《大公報》因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受停刊三日之處分。」王氏曾擔任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部長，1942年12月7日剛剛辭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報》被停刊的真實原因。換言之，報導災荒並不犯禁，但指責政府限價不力則惹怒了當局。

在《大公報》被停刊之前，重慶《新華日報》對河南災荒的報導至少已有40餘篇

事實上，對於河南的災荒，國民政府從來沒有限制過媒體的報導。譬如重慶《新華日報》，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報》被停刊這段時間裏，據筆者的不完整統計，報導河南飢荒的新聞，已多達40餘篇；其中12月份的報導最多，具體如下表：

重慶《新華日報》當時在國統區公開發行，其刊登的內容，和重慶《大公報》一樣需接受國民政府新聞檢查機關的審查。但這40多篇關於河南災荒的報導，沒有一篇遭到封殺處罰；《大公報》遭到處罰後，到1943年6月，據筆者不完整統計，重慶《新華日報》對河南飢荒的報導數量，至少還有80餘篇，具體篇名及報導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羅列。所謂國民政府不讓媒體報導河南大飢荒，顯然不實。實際上，無論災前災後，對河南飢荒的報導，政府從未有過限制。《大公報》停刊三天，不是因為它報導了災荒，而是因為它抨擊了政府。

《大公報》被處罰之前與之後，對河南災荒的報導同樣從未中斷

或許僅以重慶《新華日報》為例，對部分讀者而言說服力還不夠。畢竟這是一份共產黨的報紙。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報》，在被處罰之前，實際上已有不少對河南飢荒的報導，這些報導也未受到當局的封殺和處罰。下面是筆者對該報1942年河南飢荒報導的一份不完整統計：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災荒目睹記》一文對河南災荒嚴重程度的披露，絲毫不遜於後來王芸生為之配發社評而惹禍的《豫災實錄》，該報導裡有諸多慘烈的飢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陳姓滿門五六口由家長迫令長幼同時食砒霜自殺，在服毒後，鄰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為該報導配發了社論《天寒歲末念災黎》，但因未曾抨擊政府的戰時政策，兩篇報導均順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後，大公報實際上仍在繼續報導河南災荒，據筆者所見，其報導至少持續到該年6月20日，當日刊發了張高峰的前線報導《災後話農情——河南新麥登場》。

蔣介石不許報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電影及媒體慣說蔣介石不願意救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流行的史料依據有三份。這三份史料都有問題。

馮玉祥的回憶繪聲繪色，但李培基根本沒去重慶報災，怎會挨蔣介石的罵？

其一是馮玉祥的回憶。馮氏1947年在美國寫回憶錄《我所知道的蔣介石》，其中說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這次旱災是以葉縣為中心，周圍七、八百里，草根樹皮都被飢民吃光了。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無法算計，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向河南徵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的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鐘頭。可見對於人命毫不關心。」上一期專題《1942年河南飢荒人禍分析》已經考證過，馮氏所謂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調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報災，而是在瞞災。被河南各界推舉前往重慶報災的楊一峰，「在重慶查出了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事實恰恰和馮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從未面見蔣介石痛陳災情，後面所謂「無人格長，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鐘頭」的情節，顯然只能出自馮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說「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但河南軍方曾多次報災，並因此與豫省府正面衝突

第二份史料，是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書中的回憶。據郭氏說：1942年，我續任第三屆國民參政員，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數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我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結果河南餓死了500多萬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報了1602人，開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說「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全然不是事實。真實情況是：湯恩伯、蔣鼎文、李家玨等河南軍方高層均曾向重慶報過災，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則一直瞞報災情。軍、政雙方的這種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曾有一次正面衝突，衝突的結果，是蔣介石「決定1942年河南軍糧配額（從420萬石）減為250萬石」。詳情可見上期專題。[詳細]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災，不願救災，如此大幅度地減少河南的軍糧配額幹什麼呢？但減而不免，則很顯然與河南省政府的災情報告有關。郭所謂「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時，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報災三代表楊一峰、劉莊甫、任兆魯已經順利將河南災荒的實況轉達給了蔣介石。楊一峰後來回憶說：「弟當時被河南各界推為赴渝呼籲三代表之一，據所知中央瞭解河南災況，並非由於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先生之呼籲。……郭參政員之呼籲，可能是以後之事，與中央之推派大員赴豫勘災無干。」

王芸生說陳佈雷告訴他「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其實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寫的《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該文聲稱：「（《大公報》被停刊後）王芸生曾為此向陳佈雷詢問究竟，陳佈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這可見蔣介石剛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風。」在李培基沒有報災這一點上，王芸生和馮玉祥一樣，赤裸裸地撒了謊。陳佈雷時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李培基並未報災，陳怎麼可能向王芸生講那麼一大段李培基報災被罵的情節呢？這段情節顯然是王芸生60年代時杜撰的。再者，此時已是1943年2月，重慶派往河南調查災情的張繼、張厲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經到了河南，飢荒的實際情形早已通過他們傳回了重慶，政府的救災工作已經全面鋪展開來，陳佈雷怎麼可能罔顧事實，跟王芸生說什麼「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呢？唯一的解釋，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偽造了這段歷史。

記者白修德報導災情之後，政府才被迫開始救災嗎？美國記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國《時代》週刊上報導河南飢荒。白氏晚年在其回憶錄裡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來信，認為正是因為自己的報導，才迫使無心救災的國民政府行動了起來：「自從你走後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電影乃至多數國內媒體照搬了白氏晚年的這一說法[詳細]。但事實並非如此。

白修德在《時代》週刊報導災荒時，中央及河南的救災工作早已全面展開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以蔣鼎文為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儘管以李培基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對飢荒的嚴重程度持保守態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開。9月16日，李培基迫於中央壓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9月28日，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提出「今後本府決定將救災一項，定為中心工作。」此後，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王曲軍事會議上，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並立即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

總體來說，1942年9到10月間，可視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災工作的第一階段。其內容，主要側重於調查災情及救災計畫、辦法的擬定。調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縣災情實況，詳細記錄「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種戶口；具體的救災計畫和辦法則依據上述調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視作救災的第二階段。此一時期，各項救災工作均已分別展開。中央發放了三次急賑款；河南省政府自籌賑款500萬，並在陝西購得麩皮300餘萬斤運回發放，地方亦籌款1000萬。針對流民的各種以工代賑（主要是興辦農田水利，如疏通河道，開鑿水渠等）也搞了起來。最關鍵的糧食問題，先是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借了後方的囤糧3.5萬包，又向湯恩伯部借糧160萬斤，軍隊節食麥300萬斤以及向陝西省購買的存麥2萬包，都分別發放了下去；各縣所存的倉谷，也勒令必須在1943年麥收之前全部散發給災民；其他如查封大戶存糧、設置粥廠、組織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對逃荒的災民，則根據其逃荒的主要路線沿途設置救濟站，供給災民吃住。

也就是說，白修德3月22日在《時代》雜誌上刊文時，上述救災工作，均已全面展開。「糧食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不是白修德報導後的結果；「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也不是因為白修德的報導；「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的時間更遠遠早於白修德的報導。白氏在災區不足20天，走馬觀花的報導並不可信。當然，1943年麥收（6月份）前的四個月是災民最困難的時期，舊儲已盡，新糧未收；同時，3月份也是政府救災工作最艱難的時刻，本地儲糧已發放殆盡，外部運入糧食又非常艱難——正如親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所說的那樣：「正常時期，糧食可以從四個方面運進河南。而現在這些運輸線有三個方面都控制在日軍手裡。來自陝西的第四個方面運輸能力受到嚴重限制，因為在潼關到靈寶之間80公里的這一段鐵路，正處在日軍大炮射程之內」，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災情之慘烈，確屬事實；但白氏認為當局此前不救災，自己使災荒成為國際新聞後才開始救災，則只是他個人的一種想當然而已。

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觀察，比白修德要準確得多

謝偉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觀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據謝氏記載：「糧食現在也正在運往河南省，但數量很小。……潼關火車站站長說，他不知道運糧的噸數，但他對我說每晚通常有兩列火車東駛，每列平均10節車皮，容量15到40噸不等，可以設想平均載25噸。據我所見，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因此，我估計一個月至少可向河南運進1.5萬噸糧食。火車駕駛極端困難和危險，要於夜間在日軍炮火的交叉射擊下行進。幾乎所有橋樑都被破壞了。需要走臨時修筑的彎道。為保持鐵路暢通，鐵路職工表現了極大的英雄主義和智慧。」如果謝氏調查到的數據是準確的，那麼這就意味著從陝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條鐵路，即便「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一個月也只能向河南輸送三千萬斤糧食，而河南國統區的災民，據美國救濟委員會的調查，有一千多萬人，也就是說，每人每月只能從這唯一的鐵路上獲得三斤糧食而已。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飢荒最終餓死人數眾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更不難發現，1942-1943年河南大飢荒，其實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飢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樣是重災區——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下達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糧食吸收調劑工作，救濟災區，保證春耕》記載：「目前五、六分區災情至為嚴重，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春耕已陷停頓，必須以全區力量之支援，始克渡過難關。」這份文件的簽發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時代》刊文的時間。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抗日根據尚且「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自不難想像陷於日軍三麵包圍交通不暢的河南國統區會是何等情狀。

蔣介石讓前線部隊撤退，想把災民當包袱甩給日本人？電影裡有蔣介石擬棄守河南、讓前線部隊撤退，把災民當成包袱甩給日軍的情節。學者們中也有人撰文說：「為了拖垮敵人，人民又成為敵我雙方的人質。……日佔區不僅嚴禁災民向日軍後方流亡，而且刻意將災民向國統區、共產黨控制區驅趕，使之構成中國方面的壓力。至於中國方面，在這個時候，第一，沒有積極救助；第二，其實也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佔區、他方佔領區。」[詳細]這些說法，與史實相距可謂十萬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確下達命令，要求各縣協同國軍「制止良民逃往敵區」

說政府「沒有積極救助」，何謂「積極」？若以「效果顯著」來定義「積極」，那麼政府很顯然沒有做到；若以「盡力」為「積極」，則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並不多。至於基層政權空洞化、腐敗化，無法將救災措施落到實處，則實在是國民政府貫穿整個大陸時期的痼疾。但若說政府「也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佔區、他方佔領區」，則純屬誅心之誣蔑。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會沿著災民逃往陝西的路線設置那麼多的救濟站。更何況，河南省政府當年還專門出臺過規定，命令各縣嚴防災民逃往敵區，該命令要求：「（1）各游擊區各縣應將奉撥振款立即查放，並向受振災民剴切宣達中央德意以資感召。（2）各縣應督率地方各界擴大舉行救災運動，設法募集款糧隨時散放。（3）各縣應切實督飭所屬團隊協同國軍，在通往地區地點設哨盤查，制止良民逃往敵區。（4）如遇敵軍抽集我壯丁難民，應隨時隨地予以武力驅逐，以粉碎敵寇陰謀。」（《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佔區」，更不曾有過把災民當成包袱甩給日軍的想法。

1943年蔣介石確實從前線撤回過一支部隊，但目的是為防止該部隊起義倒向中共

不過有意思的是，1943年，蔣介石還確實曾經從河南前線撤回過一支部隊，即趙壽山的第38軍。但這並不意味著蔣介石想要放棄河南，直到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之前，國軍在河南的防線並沒有發生明顯的後移。趙壽山的38軍當時駐防豫北鄭州、廣武一帶，其之所以被從前線撤回，原因不是災荒，而是蔣介石和湯恩伯均認為這支部隊已被共產黨同化控制，放在前線隨時可能舉旗易幟，故先將其從前線調回鞏縣「集訓」，實質上是將其置於國軍的控制之下，稍後又將親中共的軍長趙壽山調往重慶中央訓練團將官班「受訓」。對於這段歷史，中共鄭州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著的《中共鄭州黨史》有詳盡的記載。據該書稱，該部隊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產黨組織，曾被毛澤東譽為統一戰線工作的典範；1940年駐防鞏縣時，「該部地下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進行了起義的醞釀和準備」；1941年秋，湯恩伯對該軍喪失信任，認為其隨時可能轉投共產黨，故其中央軍「對38軍形成了包圍圈」，「中共38軍工作委員會」因此「同趙壽山軍長經過多次研究，準備應變措施和起義方案」；「1942年春，38軍工委利用部隊整編和人事變動的機會，將地下黨員調到關鍵崗位。夏，又將教導隊和干訓班畢業學員中120名黨員分配到全軍任職，準備對付突然事變。」1942年秋，趙壽山派代表去延安匯報情況，要求部隊起義，「毛澤東指出：部隊要做好起義的腹案和準備，不要公開打紅旗，要打地方部隊抗日同盟軍的旗幟。……起義時機，一條是在蔣介石要武裝吞併並不能繼續生存時；一條是日本人大舉進攻，國民黨大撤退，部隊留到敵後時。」38軍內部的這些變化，重慶方面早有知曉，故而才會在1943年10月將部隊從前線撤回，與災荒則毫無關係。

日軍用軍糧救濟中國災民？電影裡有一個鏡頭：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在飛機上巡視河南災情，要求日軍以軍糧賑濟中國災民。軍官們疑惑不解：「……可是他們是中國人啊！」岡村說：「別忘了，他們首先是人！」日軍對災民的救濟情況究竟如何？

劉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

關於日軍對災民的救濟，劉震雲的紀實作品《溫故一九四二》裡表達得更加極端：「……河南人沒有全部被餓死，很多人還流傳下來，繁衍生息，五十年後，儼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國第二大省。當時為什麼沒有死絕呢？是政府又採取什麼措施了嗎？不是。是蝗蟲又自動飛走了嗎？不是。那是什麼？是日本人來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日本人在中國犯了滔天罪行，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我們與他們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災區，卻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鄉親們的命。他們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當然，日本發軍糧的動機絕對是壞的，心不是好心，有戰略意圖，有政治陰謀，為了收買民心，為了佔我們的土地，淪落我們河山，姦淫我們的妻女，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

但事實是，劉的家鄉延津早在1938年就淪陷了，他的「鄉親們」恰恰餓死在日軍統治下

《溫故一九四二》這篇紀實作品，以劉氏對自己家鄉河南省延津縣1942-1943年餓死人的情形的調查為主軸，輔以各種歷史檔案文獻構筑而成。劉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縣書記」的回憶，稱其家鄉延津縣餓死人「總有個幾萬人吧」。但劉氏始終沒有告訴他的讀者，他的家鄉延津縣，早在1938年就淪陷了。他在延津縣的「鄉親們」被餓死，與國民政府並無關係，所謂「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純屬胡說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沒有「開進河南災區」，此一時期，國軍的防線並未有過大幅度的後移。日本不但沒有「開進來」救國統區災民們的命，連淪陷區災民們的命，也沒有救。

淪陷區的災情同樣嚴重，日軍沒有主動放糧的記載，偽省府也無力救災

回到岡村寧次。筆者在《岡村寧次回憶錄》裡沒有查找到岡村曾前往河南巡視災情的記錄。電影裡的這個橋段，當屬杜撰。但岡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飢荒期間，確曾有過個人捐款，具體捐款數目，筆者看到兩種，一種說是8萬元，另一種則稱是2.5萬元。至於日軍在河南「以軍糧賑濟中國災民」，筆者也未查閱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屬岡村寧次管轄的山西淪陷區，1943年也同樣災情嚴重，日軍並未主動放糧，偶有放糧的記載，也是在受到災民攻擊之後的應急舉措——譬如「正太路陽泉車站為日軍糧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災民數以萬計先後集中到陽泉車站。在（中共）城工人員的組織下，進行向日軍要糧鬥爭，搗毀日軍糧庫多處。陽泉災民300餘人，從3月20日起包圍了日軍司令部3天，迫使日軍將搶來的糧食拿出一部分分給災民。」（《山西通志》）

日軍未曾放糧，當時主持河南淪陷區政務的偽河南省政府，在救災工作上也乏善可陳。1943年3月上任的偽河南省省長田文炳，素有清廉、幹練的名聲，長期與中共保持秘密聯繫，據田氏的女兒田淑平回憶：「1943年，河南省鬧蝗災，人民紛紛逃難到湖北、安徽等省。這些鄰省不願接納災民，田便以省長身份同兩省協商。幾經周折始得應允災民入境。這雖不能根除災民的疾苦，但相對來講減少了一些災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還籌集糧食賑濟災民。」田氏在淪陷區救災方面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令從開封到海州（連雲港）對開一列火車，專供災民攜故衣登車去徐州一帶換回玉米等物，以解糧荒，不使餓死。」田氏的救災舉措僅限於此，因為糧食全部掌握在日本軍隊手裡，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災民輸送出去，田氏別無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據謝偉思1942年11月的觀察，「在日軍佔領區，沒有進行任何救濟工作」，謝氏的這個觀察應該是準確的，田文炳之前，偽河南省省長是陳靜齋，此人盤踞河南四年，惡名遠播，據曾任偽河南省宣傳處長的刑漢三回憶，此人「在職的時間大約比田多五倍，但坐在辦公室辦公的時間可能還沒田多」，清廉、幹練的田文炳尚且救災乏術，無心民瘼的陳靜齋當政時期，救災工作開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淪陷區此一時期餓死多少民眾，因在日軍控制之下，並無數據，但可以參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一文，該文援引晉冀魯豫邊區的統計數據，稱「太岳區由豫北各地逃來難民前後不下二十萬，太行區也吸收了四五萬外來災民」，豫北全部屬於淪陷區，在日軍嚴密防範淪陷區難民外逃國統區和共佔區（日軍此一時期壯丁緊缺）的前提下，二十萬災民越過封鎖線逃亡到中共根據地，已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其他逃往更廣闊的東部淪陷區及國統區的災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慶《新華日報》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為《豫北敵佔區民眾水深火熱，災情嚴重多易子而食，敵多方榨取裹糧而去》的報導。

結語

關於河南1942-1943年大飢荒，市面上可見的報導裡，還有太多太多的偽歷史。譬如說湯恩伯不救災，兵敗時庫存還有100萬袋麵粉。稍微用腦子想想，也知道這種證據站不住腳——湯氏兵敗是在1944年4月，災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湯氏40萬部隊，在災荒已過的1944年庫存半年軍糧，與救不救災哪裡有半毛錢關係？再如媒體報導裡常見到一個細節，說為白修德往紐約發稿的那個電報員被蔣介石殺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憶錄原文，可以看到那裡分明寫著「我猜想……」，其實連白修德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存在這樣一個正直的電報員。

廣告語真的很好，「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一個必須面對的真相」；只是，在偽歷史裡「溫故」，最後「知」的，會是什麼「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