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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權力基礎

2012-11-26 21:40 作者:夏明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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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中的「黑馬」

五年前的十月,十七屆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圍繞李克強、習近平能否入常的問題,美國《自由亞洲》電臺的一位記者採訪過我。由於李克強與胡錦濤早在團中央就結下的關係,當時受到胡的力挺,被普遍視為「王儲」和「太子」。在預測李和習近平都會進入政治局和常委會後,我認為習更可能會成為搶頭標的「黑馬」。兩天後,常委會名單揭曉,習近平名列榜首,成為下一代中共接班人。而今,十八大已落幕,習近平順利地全面接班,成為中共黨、軍最高領導人。來年春季,拿下國家主席的位置也沒有任何懸念。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大權轉移過程將畫上一個句號。

從社會網路分析理論來看,習近平的穎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領導人選拔體系裡,中共中央委員會是選拔團。裡面的權力板塊形成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未來接班人的權力基礎。當中國的強人政治逐漸向弱主政治過渡時,一人佔據頂端、一言九鼎的等級金字塔決策模式演化到了權力核心為主導的網路化結構和磨合決策模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在有許多小集團(或派系)組成的權力網路中,佔位得當,不僅成為連接各個小集團的橋樑型人物(也是網路分析所說的「結構性橋樑」),而且,積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當然為選拔團所青睞。

具體說來,習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優勢。例如,他是「太子黨」中的佼佼者;同樣托父之福,他與胡耀邦、趙紫陽派系都維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作為清華的畢業生,容易被作為工程師治國核心的「清華幫」所接納。他也享有許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從廣東、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親早期建特區的關係,或他自己的工作經歷,都會把他視為寵兒。「上海幫」對習的接納尤其重要。最後,作為政治局常委裡唯一一位真正穿過軍裝的,而且還有軍旅引以為豪的軍級「唱紅」歌唱家為妻(很長一段時間,習近平是被人們以「彭麗媛的老公」而記住的),軍隊自然把習近平看作自家人。

縱覽中央委員會的重量級板塊:「太子黨」、「上海幫」、軍隊、「省級利益集團」,胡、趙期間培植的勢力和「清華幫」,習近平獨佔鰲頭,就再也自然不過了。

預估型民主

如果單純把習近平的接班歸於人脈關係也太簡單化。事實上,中國政府儘管非民主選舉的,對公共輿論經常置之不顧,甚至踐踏,但它的運作也並非完全不考慮中國的未來進步和中國人的普遍期盼。因此,有人把它誇大為「中國民主」,也有人更進一步稱之為「預估型民主」,也就是說,中國政府還具有前瞻性和先導性。未來對它還有一定的約束力。

習近平的穎出反映出了「預估型民主」的一個實踐。據說,在提出常委會名單前,中共在高層搞了一個摸底。在這項「官意」調查中,習近平名列前茅。作為弱主的胡錦濤沒有企圖、恐怕也沒有實力輕易忽視這一現實,所以並未硬撐李克強。

在競爭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職務的所謂「四大天王」(李克強、習近平、李源潮和薄熙來)中,習近平的政策取向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中國政治經濟的未來景象。他作為一個有著工商管理碩士和博士學位(真假仍待考證)的官員,長期在沿海工作,熟悉中國最有活力的地區和接觸到了最有成長可能的經濟部門。在浙江任書記期間,他倡導把「浙江模式」提升到決策層次。我們知道,所謂的「浙江模式」就是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自發的「溫州模式」。它體現的是政府尊重、扶持和管理市場,而不是擾亂、壓抑和掠奪市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轉任上海市委書記後,他還帶領上海黨政代表團到浙江去學習「浙江模式」。

如果我們意識到,五年前薄熙來在重慶高調推出「重慶模式」,試圖復興毛主義和文革的許多做法,而且在重慶帶來普遍的「國進民退」,中共選擇了習近平就是一個歷史進步。薄熙來的最終倒臺也說明中國歷史還在艱苦努力地向前走。中國的普遍民意還是願意選擇繼續改革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公有制佔主導的社會經濟體制。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習近平的權力基礎又是建立在他過去推動「浙江模式」的業績之上的。

派係爭鬥和沉默的大多數

顯然,中國政治的動力機制主要來自於派系競爭和平衡,同時也有眾意的影響。派系政治產生的最為常見的行為模式是「權力均衡」,例如人們曾經津津樂道的「團派」、「太子黨」、「上海幫」和「新左派」之間的恩恩怨怨。然而,一旦核心明晰,權力均衡就會很快被「跟風」所替代。原來腳踏幾隻船的人,現在也會跳上勝家的彩車。

可以說,習近平被任命為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和國家副主席後,勝局已奠定。但引起權力均衡向「跟風」轉變的拐點是一年前他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這與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時還是軍委副主席相比,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尤其習近平是真正穿過軍裝、八十年代早期在軍委工作過三年的,這可以堵住「扶上馬、送一程」的陳規,為習近平一步到位、全面接班鋪平了道路。胡錦濤的全面「裸退」一方面反映了胡錦濤在長期的黨性教育下培養出的顧全大局觀的一點殘存,同時,也是中國急劇變化的時局產生的壓力的結果。

對薄熙來來說,在十七大上派係爭鬥敗局已定,唯一能讓他最後一搏的機會來自比「模式」孰優孰劣之爭。薄熙來估計,他的「新左派」導向加上民粹主義的作風可以挾民意為自己博得上位。但在中國跟他跑的實際上是聲音大、人數少的一撥。他的倒臺應念了一句老話: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靈。當然,中國沉默的大多數,儘管不能投票參與,但他們的民意還是能在網路和微博上流傳,製造出公共輿論。習近平未來執政的合法性有賴於「沉默的大多數」的繼續支持。現在他們還繼續被排擠在權力精英壟斷的牌局外。如何通過賦予選票、人大民選等方式把他們納入制度內,恐怕是習近平執政的歷史挑戰。這也是中共黨國可能找到有序民主化的唯一途徑。

意志決定行動

習近平接手的攤子是好日子已經過完的政權。他的前任留下了難下的一盤殘局。下面如何走出活棋,全有賴於來自新的領導層和民間的政治意志。在2012年11月15日與新當選常委共同會見媒體的見面會上,習近平發表了一個簡短講話。他在裡面裡出了一個「新三民主義」「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 他所提到的民族的偉大復興、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都是不錯的施政目標。但是,如果中國人不僅僅只滿足於溫飽,而是嚮往有自由、有民主、有精神提升和道德升華的生活;那麼,習近平就不應該忽略兩年前他曾提出的「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允諾。對民主、自由、免於恐懼、法治、憲政和尊嚴的忽略,是否是在傳達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未來政治還將繼續沿著「溫飽政治」、「維穩政治」的軌道上走老路。對此,我們還必須繼續觀察,同時還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

如果中國的領導層能夠立志讓人民多一點自由和尊嚴、少一點奴役和恐懼,讓政府多一點效能和服務、少一點掠奪和貪腐,中國人才會真正有機會實現生命的意義,中國也才能在世界上贏得更多的尊重、減少鄰國的猜疑和離異。對習近平來說,這不是一個利益的選擇,而是一個道德的選擇。它不僅關乎億萬中國人民的福祉,也關乎習近平自己的未來生命:生理和政治雙重意義上而言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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