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陷入智利人民曾經面臨的窘境？
皮諾切特為何被祖國拋棄？
文章提要：這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利害」??富了少數人口袋，空了大多數人腦袋。在這類社會中，即使經濟得到了發展，可是由於上層權力的壟斷，剝奪了大眾參與社會的各種權利，無法使人民產生對生活更加豐富的情趣，人的生存依然擠壓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之中。壓扁的大腦使他們在金錢慾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種極端，對金錢的崇拜，會表現得更為強烈和不擇手段。
南美「裙邊」智利，產生過著名的「皮諾切特時代」。
皮諾切特是智利的一名軍隊統帥，1973年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皮諾切特上臺前，智利的經濟陷入困境，失業率達歷史最高點。皮諾切特上臺後，開始強行推動經濟改革，施行自由經濟政策，很快扭轉了困難局面。在他執政的17年間，智利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尤其從1984年以後，智利經濟實現每年5％至7％的高速增長，被國際經濟學家稱為「智利奇蹟」。
按照唯經濟發展論，皮諾切特拯救了智利經濟，是國家英雄大救星，然而，他晚年卻顛沛流離、被智利人民拋棄，差點在國外遭到審判。
為什麼他領導國家創造了經濟奇蹟卻「不得好死」？
回顧那段歷史，會看到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雖然在經濟上推行自由政策，國家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但在其他方面卻是「一貧如洗」：政治高壓，國民精神文化遭到了嚴重的浩劫。皮諾切特建立的是不折不扣的軍政府，軍政府解散了國民議會，禁止各類政治活動，長期實行全國宵禁，並展開了針對異議人士的「大清洗」。
沒有議會、沒有工會、沒有反對派，智利經濟就在這樣的形勢下飛速發展著。「公民」們在他一步一步的思想控制下成了政府和特權階層的工具，成為國家意志使用的沒有人格的「東西」。
皮諾切特時代，智利人都可以做「發財夢」，但每個都沒有安全感。有人稱「皮諾切特們」打造的社會為「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也有人稱是「原始資本社會」。那麼這種社會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拚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佈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
上述法國學者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選段，雖然描述的是19世紀頹廢的法蘭西第二帝國，但卻道出了「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及「原始資本社會」的共性。這種社會呈現的國家特點是：在唯發展論的國家利益面前，政府就是一個巨大的公司，一個擁有暴力機器的公司。這樣的政府本身就顛覆了政府應有的道德倫理。
「皮諾切特們」打造的，就是這樣一個政府。這個政府創造「經濟奇蹟」社會背後，是文明前提的喪失??自由和公正不復存在。
「如果沒有我的允許，這個國家的一片葉子也不能動。」這是皮諾切特最自豪的名言。
自由經濟的蓋頭下，露出壟斷的真容。皮諾切特在上臺伊始，揚言要把智利「變成一個企業家國度而非無產者國度」，但17年的執政下來，皮諾切卻把自己變成了「智利最大企業家」，他和他的家族中飽私囊，所擄掠的家產駭人聽聞。據國際組織後來調查證實：包括他妻子、5個孩子、孫子、兄弟姐妹和叔伯兄弟在內的38名親人都參與和洗錢有關的商業活動。
這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利害」??富了少數人口袋，空了大多數人腦袋。在這類社會中，即使經濟得到了發展，可是由於上層權力的壟斷，剝奪了大眾參與社會的各種權利，無法使人民產生對生活更加豐富的情趣，人的生存依然擠壓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之中。壓扁的大腦使他們在金錢慾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種極端，對金錢的崇拜，會表現得更為強烈和不擇手段。
當然，不能說這樣的社會完全沒有信仰，雖然皮諾切特標明自己搞的是「新自由主義」，但智利人明白得很，他搞的主義實質是「國家恐怖主義」加「國家資本主義」。對恐怖不買賬的國民，為了生存的有限空間和自由，不得不被「拜金主義」主宰大腦。這就是此社會堅定不移的信仰，也是皮諾切特的統治基礎所在。
皮諾切特的統治基礎，主要來自物質財富的迷信??只要經濟發達了，人民就會自動幸福。然而，如果廣大國民失去了政治的想像力，執迷在資本狂歡中，則只能專注停留於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慾望上，「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類概念不可能自動沁入心中，生命也不可能自動達到一個存在的更高層次。所謂幸福從何說起？
皮諾切特時代的智利，不僅沒有政治想像力，而且也沒有文化的想像力。七八十年代的智利，推行嚴格的新聞出版審查。在文化管制下，是一片文化荒漠。人民只有吃喝玩樂的權利。人的遠大屬性消失，文化格調與靈魂高度也隨之降低??人人浮在生活的表層，對飄在社會表面的時尚過分追逐；對於眼前遇到的問題，無不誠惶誠恐；而對於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置之不顧。
「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週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波茲曼博士的這段「娛樂至死」論述，說的就是這種社會的「精神死亡」。「娛樂至死」的社會，最終的結果並不「歡樂」，而是「死亡」。
好在擁有民主傳統的智利人，在皮諾切特獨裁下渾噩了17年後，終于于20世紀九十年代及時地醒來，趕跑了軍政府，使本國重新成為重拾文明前提的「正常國家」。
一個國家，窮一點好還是富一點好，是不需要思量的。但是，如果是失去安全感和正義感的富，對那個國家的國民而言，還是不是福音呢？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告訴我們，人的幸福，確實跟「口袋」有關，但是跟經濟實力之外的事物更有關係，比如自由、平等這些看似「務虛」的東西，卻更能左右一個國家的國民精神狀態。是做生活在一個強勢軍國中的奴僕、還是做生活在一個自由並不強大的國家社會公民？拋棄了皮諾切特的新世紀智利人已經給出準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