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面對的致命挑戰(圖)
——橫河: 習近平能擺脫「維穩新政」詛咒嗎
國保對異議人士的迫害加重，或者是仍然在繼續，說明幾個問題呢？至少說明政法委的系統，主要是維穩系統，當然這裡面權力最大的、利益最大的，是公安部門，尤其是公安的國保，這個系統由於它的權力和利益結合所形成的一個集團，這個集團實際上是一個封閉的，就是它自我膨脹、自我獲益的，這個集團並沒有因為最高層的博奕，或者是達成的協議而解體。
今天和大家討論一下，在十八大中共權力交接的時候，究竟胡溫十年給下一代領導人留下了什麼？而下一代領導人又如何面對這個挑戰？
政法委還有多大權力
我們首先先看一下中共的政法系統，究竟它還有多大的權力。我們知道政法系統和周永康在薄熙來案子當中已經大傷元氣了，比如說政治局常委，可能從九減到七，一般人認為減掉的兩個席位是政法和宣傳這兩個部門的，事實上即使常委還是九個人，也不會給中央政法委書記留位置了。現在在國內外流傳的各個版本的常委名單當中，無論是是來自哪一派的放風，都沒有政法委系統的人了。所以說周永康這個派系基本上就銷聲匿跡了，各地的政法委書記多半是由一名黨委副書記來擔任，不再成為一個獨立的系統。中共在十八大之前，基本上完成了把政法委指揮權回收的這個組織框架。
但是同時我們又看到在另一方面，馬上就要開十八大了，在十八大的安保措施方面，包括對訪民的打壓，對各種民主維權人士的監控打壓，和以往重大的中共在北京有的活動，像奧運、六十週年慶，每年的兩會啊，並沒有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甚至還變本加厲。
下面我舉幾個例子，就是在國內外高度關注的案例，當然平常各種案例非常多，我們就講一些被高度關注的。一個是北京海淀的國保刑事拘留焦國標，他是在9月12日被抓的，然後9月24日回家。焦國標是原來北大的教師，他最著名的是在2004年寫了一篇文章，是一篇《討伐中宣部》的檄文，後來曾經和高智晟律師一起參加過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的實地調查。最近這次刑事拘留雖然有一些猜測，如可能是他在反日活動期間發表了一些觀點，或者是說要跟中央最高層對話，但是其實並不明確海淀的國保為什麼要抓他，以什麼罪名抓他的，並不是很清楚。
第二個案例就是蘭州市的原教師陳平福被起訴的案子，是在9月4日開庭。要注意，這些案子都是最新的，9月份的案子。陳平福本來是一個企業所屬學校的教師，後來企業破產，他失業了。但是他有心臟病，很難找到新的工作，沒有辦法，就只好到街上去拉小提琴，賣藝為生，結果被蘭州救助站捉拿凌辱。他自己說的，抓著他的四肢，扔進鐵籠囚車。他後來就把自己的經歷和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放到網上去，發表了一些文章，結果就被蘭州市檢察院起訴，9月4日開庭。
另外一個就是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的勞教申訴案，當然這個案子是去年的，他因為在QQ空間和微博上面發表了一些或者是轉發了一些對時政的評論，結果去年9月份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勞教2年。當然這件事情和目前的形勢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他今年對勞教這件事情提出訴訟，就有關係了。他是8月15日提出訴訟，要求當局撤銷勞教決定書；10月10日，他的申訴案在重慶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沒有宣判。最有意思的是，被告是重慶市勞教委，勞教委實際上就是公安局了，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是一件T恤，這件T恤上面印了字，叫「不自由勿寧死」，把這個作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出示。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這三個案子都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罪行，實際上就是中共原來「反革命罪」的變種。中共後來放棄階級鬥爭學說以後，不再提階級鬥爭以後，原來的「反革命罪」就變成了這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就是「煽顛罪」，這是一個和政法委關係最密切的罪名，就是「煽顛罪」在中共的字典裡面，不管它是不是公開承認，它屬於敵情這個範疇的。
在公安系統裡面，它是歸國保管轄，是中共維穩的第一打擊對象，也是對異議人士、維權人用的最多的一個罪名。公安裡面的其它部門不管這個事，只有國保管，國保實際上又是政法委最主要的鎮壓異己的工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中共政法委和周永康權力被削弱的情況下，國保打擊異己的力度並沒有減弱，這個是一個看上去矛盾的現象，我們怎麼來解釋它。
就以焦國標這個案子為例。根據焦國標以往的作為，比如說寫《討伐中宣部》的文章，和高智晟律師一起去調查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這些案子對中共來說都是屬於大案。而這次抓他並沒有這些重大的事情特別能夠引起國保的注意，或者是政法委需要去抓他的，所以對他的刑拘也可能要從焦國標本人以外去找原因。
抓他的是北京市的海淀區國保，而焦國標是一個國際上知名的學者，如果說海淀的國保有膽量，在最高層政治鬥爭前景還不明朗，或者是明顯的政法委已經失勢的情況下，而同時全國的警察英雄王立軍又在被審判的節骨眼上，說國保有這個膽量去故意給習近平穿小鞋，或者是向現在的中共掌握權力的這一方去挑戰，那是太抬舉海淀區的國保了，所以不可能是海淀區國保自作主張做的事情。
那麼可能是誰呢？誰應該負責呢？我們注意到這期香港的《動向》雜誌有一系列的文章談到了最近政法委有關的事情，其中談到政法委和維穩有關的事情。對這件事情這個文章說到，習近平親自過問了這件事情，而且還約見了公安部長孟建柱，而孟建柱說他對這個案子並不知情，說北京市公安局送的簡報和公安部的情況匯報，都沒有說到這個事情。而根據《動向》的文章說，他私下講的是：監控不穩定人士是中央政法委「保衛十八大」的安排，基層警察執行掌握不好分寸。就是說很難掌握分寸。他把這個責任實際上推到了基層警察。
從2個星期以後焦國標就被放回家來這個事實來看的話，傳聞說是習近平批示要釋放他的，這個傳聞是有一定根據的，也就是說最高層介入了，下面不得不放人。這樣一來的話，就是抓他並不是最高層的意思，也不可能是海淀區自己的決定。因此涉嫌的就有三個層次：一個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個是公安部，一個是中央政法委。當然事實上很可能是由中央政法委直接佈置北京市公安局，以「十八大安保」的名義把焦國標抓起來的，它可以經過，也可以不經過公安部。
孟建柱對習近平的回答，實際上是屬於一個失職的回答。作為公安部長，對這麼重大的事情他居然說不知情，那就說明要麼就是孟建柱對習近平撒謊了，要麼就是他承認他自己是個傀儡，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都沒有把他放在眼裡，這麼重大的事情都不給他匯報。
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至少能說明國保最近這一系列的事情，我認為他們想發出的信號就是，政法委還沒有完全失去權力，他們想警告異議人士，不要以為王立軍倒了，政法委也會倒。《動向》的文章裡面說的是公安部，其實我認為公安部自己行動的可能性還並不是那麼大，至少它是執行來自政法委的命令，或者說公安部和政法委聯合起來行動。這個行動還有一箭雙鵰的意思，就是說除了警告異議人士以外，也是警告公安內部和其它的部門，不要小看了周永康的能耐，讓大家不要輕易的倒戈，或者是倒向別的陣營，投靠別的組織，可能有發出這樣的信號。
維穩行政是如何取代胡溫新政的
這裡我們就要談一下，在《動向》這篇文章裡面提到了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其實我們是一直在講，只是說它用一個名詞，叫什麼呢？叫「維穩新政」。他認為在胡溫的最後幾年當中，實際上「胡溫新政」沒有機會實施，而被「維穩新政」取代了。那麼我們就來談一下，這個維穩新政究竟是如何取代胡溫新政的。
上面我們所談到的國保對異議人士的迫害加重，或者是仍然在繼續，說明幾個問題呢？至少說明政法委的系統，主要是維穩系統，當然這裡面權力最大的、利益最大的，是公安部門，尤其是公安的國保，這個系統由於它的權力和利益結合所形成的一個集團，這個集團實際上是一個封閉的，就是它自我膨脹、自我獲益的，這個集團並沒有因為最高層的博奕，或者是達成的協議而解體。這個協議可能就包括外面流傳的說，周永康交出實際的權力，而換取十八大以後平安退休。就是說這個利益集團它並沒有因為這種協議而失去它的權力，也許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是它的能量不能夠低估，包括對民眾的迫害和對高層的威脅。
中國著名的維權律師江天勇曾經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說北戴河會議以後，各地對法輪功的迫害以刑法三百條判重刑的案例大增。根據焦國標案的分析，我們認為這很可能並不一定就是北戴河會議所做的決定，而是中央政法委周永康自行其事。這也就是江澤民當年退休的時候建立的這個模式，就是九常委當中沒有核心，各行其事，以確保對法輪功的迫害，只要在政法委周永康主持下就能繼續進行，只要總的政策不變，這個作法就一直能貫徹下去，就說明這個模式還在運作。
這還不僅僅是在中央政法委這一部分，政法系統的每一級、每一個部分，它都有製造事端以表明自己重要性的動機和能力，以維護自己權力的動機和能力。王立軍案子對公安系統的衝擊是非常大的，其實在公安裡面，很多人都在考慮自己的退路。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機制還在運行，就是說維穩這個巨大的利益集團在製造事端、在製造麻煩上，仍然是它保持自己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
焦國標的案子完全可以在沒有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的參與下，由北京市公安局一手製造出來，或者說儘管由於焦國標的名氣太大，北京市公安局可能不敢，但是很多沒有焦國標這麼大名氣的人，那些案子，北京市公安局還是會不斷的製造出來的。
陳平福的案子就完全和中央沒有關係，那就是當地的國保和維穩系統製造的冤案了。當然一開始是一個什麼蘭州市救助站搞出來的事情，但是當陳平福在網上發表文章的時候，迫害他的就是維穩系統了。當然如果說有更高層的政法委介入的話，那也是在全國連署支持他以後才發生的。
在同一期《動向》裡面還有一篇文章，就是談到第五代中共領導人將要面臨的宗教問題。實際上在這篇文章裡面已經觸及到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了。一個就是文章裡面談到，剛才我們提到的所謂「周永康新政」，或者叫做「維穩新政」這個提法。這篇文章裡面有一些內容我覺得是值得參考的。就是他把維穩這個系統的出現，維穩這個概念的來龍去脈介紹了一下。
文章認為，「穩定壓倒一切」它實際上作為政治口號是當時鄧小平的權宜之計。也就是在89「六四」屠城之前，那時候中共內部不同的意見已經暴露出來了，這時候鄧小平就藉著美國總統布希來訪和他談話的時候就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實際上這個說的並不是一個政策，而是說他準備用鎮壓的手段來解決當時的學生運動，他不是作為一個政策提出來的，而是提示後來要發生的六四屠殺，天安門屠殺。實際上在鄧小平還在世的時候一直沒有作為政策實行過。
對於江來說的話，他也要避開鄧小平提出的維穩這個概念，以防止鄧小平利用這個來控制他。所以作為政策的話，實際上是在江自己完全掌權以後才實行的。他在進行權力交接時，也就是說十六大所做的報告當中，兩次提到維穩，其中一次就是回顧在十六大以前的5年，就是在1997年到2002年這段時間，和他掌權的13年，說是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動向》的文章認為，江澤民把鄧小平的權宜之計固定成了一個政治鐵律，用這種方式，用這個政策卡住了胡溫新政的喉嚨。這是他的觀點。他也談到2008年的奧運會實際上幫了江系的大忙，舉國體制下的安保造就了維穩的奧運模式，也就使得「胡溫新政」被迫讓位給「維穩新政」。既然維穩是以周永康為主的，實際上是以周永康這個利益集團為主的，因此也把它叫做「周永康新政」。
這個過程它基本上是反映了一個實際情況，但是它避開了一些當中的具體步驟，因為作為維穩機制，它並不是2008年奧運才開始的；維穩的模式也不可能在2008年一年一下子就形成了。就從鄧小平去世到2008年的奧運維穩，這十多年的時間，這個維穩模式是怎麼形成，怎麼過渡來的？這個形成過程在這篇文章裡面實際上是一個空白。
我們就需要注意到，江在他的十六大報告當中，回顧過去5年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在這5年當中，發生了什麼最重大的事情，使得他把「穩定壓倒一切」作為一個方針來實行呢？實際上在這5年當中發生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迫害法輪功，1999年7月份開始的，所以「穩定壓倒一切」就是從迫害法輪功這個實際案例開始的。
因為當時一下子要對付人口基數這麼大的一個群體，而且這個群體是沒有違法的，因此它以往的所有的思路、規則、經驗，以至於具體的執行，全都不能參考，都不靈了，甚至連文革政治運動的經驗都不能直接拿來進行參考。從理論到實踐都要重新建立，所以它就建立了一個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和下面的「610」辦公室，重新整合了政法系統的各個部門和宣傳部門，這樣經過一段時間以後，逐漸積累經驗，形成了系統。
這個系統後來就包括，開始設立的時候，「610」辦公室有一部分設立在黨委辦公室的，後來把「610」辦公室全部歸入政法委；而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也後來名存實亡，實際的全部權力和運作都由中央政法委書記一手控制，就他一個人控制了，開始的時候是羅干，後來就周永康。因為在江統治的時期，迫害法輪功是全黨最重要的工作，因此主管迫害的中央政法委的權力也就越來越大，並且逐漸和黨委系統分開而獨立運作。這才是2008年奧運安保的基礎。
到了2008年提出維穩新概念的時候，就重新整合維穩領導小組和它所下屬的維穩辦公室，就是完全按照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及其「610」辦公室的模板來拷貝的，連人員都有很大的重疊。當時建立的時候，兩個辦公室，「610」辦公室和維穩辦公室，主任都是劉京，當然後來有所分開。這也是很多人誤解維穩辦公室和「610」辦公室合併，或者說是取代，這種說法的來歷。其實這兩個辦公室是互相獨立運作的，而維穩的概念是從「610」辦公室這裡學來的。
宗教信仰自由是風向標
在這裡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維穩系統能不能繼續下去，或者說這個模式能不能改變？它最主要的標誌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動向》文章的說法，這個維穩系統巨大的矛盾一直延續到習李接班之際。也就是說儘管周永康的勢力在薄熙來案當中受到重大打擊，但是維穩思維或者維穩模式並沒有轉變，也沒有突破，就說沒有新的模式現在可以直接取代它，因此這個機制還在自我運行當中。
這篇文章認為，十八大胡錦濤的報告，也就是權力移交之前的一個報告，他是會給自己統治的10年一個總結，也會給下一代領導人的執政方針定調子。它說這個報告的第二大看點就是還提不提維護社會穩定項目下面的防範和懲治邪教問題。它說，可以說胡溫十年對此拿捏的相當到位，一方面在政治報告中完全迴避迫害法輪功的問題，它說標誌是2005年10月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自此以後完全不提了，在公開報告中完全不提了。它說另一方面是對維穩系統繼續進行非規模性打擊不聞不問。
其實維穩系統，或者是政法委，或者是它最主要的力量公安，之所以可以這樣肆無忌憚，即使受到重創的情況下，它還能夠繼續製造麻煩，不把習近平放在眼裡，其實之前對胡溫也是如此，它不把中共最高領導層放在眼裡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歸根結底還是黨的工具。中共在面對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面前，實際上除了暴力鎮壓以外是黔驢技窮的，因此它必須依賴維穩系統。公安部門要是撂了挑子的話，中共立刻就完蛋！所以它們能夠肆無忌憚。
一個實例就是以前從人大到法律界到律師到廣大民眾都一致要求取消勞教制度，反對的就是一家，就是公安反對！就是因為公安反對，誰也沒有辦法。而公安反對的理由呢，就是說一旦你們要取消勞教制度，他們就管不了社會治安了。這是一種赤裸裸的威脅。結果在這個威脅面前，人大這個憲法所規定的所謂最高權力機構只能乖乖的讓步。其實政治局又何嘗不是呢？不要說現在改革勞教制度已經有了共識，連取消勞教都有共識這麼多年了！
也就是說儘管這篇作者在介紹維穩模式的時候沒有談到，但實際上迫害法輪功問題就是維穩模式形成和發展的要害。上面所提到的胡溫十年在這個問題拿捏到位，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拿捏，就是迴避矛盾，尤其是所謂對維穩繼續非規模性打擊不聞不問，其實這就是過去十年中共統治的領導格局一個致命的弊病。
也就是說江澤民為胡溫體系設計的這個九常委分權，總書記沒有決定權，總書記不是核心，以確保只要周永康在常委當中分管政法委，迫害法輪功的政策就不會變，而迫害政策的實施他人不能干預。這就是它所說的對非規模性打擊不聞不問的來歷。最終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第二權力中心，以致於對中共統治本身造成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威脅。這個模式，這個龐大的不斷製造不穩定因素的維穩利益集團，是在十八大權力交接以後，新的領導層立刻就要面對的致命的挑戰。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