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從「兄弟聚義」到後文革領袖

在哈佛大學教授、漢學家麥克法誇爾看來，除非面臨性命攸關的危機，中國即將上臺的領導人不大可能啟動全面性的改革。因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個腐敗體制中已經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一場「全面整修」式的改革，會變成「毀滅體制」的同義詞。

一個人，一本書，一段歷史，在中共十八大來臨之際，再次成為輿論矚目的焦點。

10月29日，英裔美籍漢學家、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馬若德）在香港出席他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譯本首髮式，並作專場報告。在十八大來臨之際，這位名滿天下的學者，用這種方式重新把歷史和現實連接到一起。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並不是麥克法誇爾的新著，該書三卷英文版早在1974-1997年便陸續出齊，分別為《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大躍進：1958-1960》和《浩劫的來臨：1961-1966》。英文版全書將近1700頁，面世後即成為西方文革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國學界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注意到這一重量級著作，1989-1990年間，該書前兩卷的中譯版本問世，先後出過求實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兩個版本。但隨後因天安門事件的影響，言論空間急劇縮小，第三卷《浩劫的來臨》便遲遲難以面世。本次香港新世紀版本，不僅填補了全書空白，而且將此前兩卷中譯本中刪節之處也一併補全。這部里程碑著作，終於以完整面目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在「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被指「文革復辟」的背景下，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對此定案之際，這部文革「前傳」性質的歷史著作再度引起了學界和媒體的濃厚興趣。麥克法誇爾以史為鑒，分別在首髮式報告、外國記者協會演講和媒體採訪等不同途徑，表達了他對中國政治走向的深切憂慮。

香港《南華早報》以「新任領導人不大可能啟動改革」為題，報導了麥克法誇爾對中國現實政治的基本態度。他認為，除非面臨性命攸關的危機（life-threatening crisis），中國即將上臺的領導人不大可能啟動全面性的改革。因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個腐敗體制中已經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一場「全面整修」式的改革，會變成「毀滅體制」的同義詞。

儘管麥克法誇爾希望這一體制能和平地轉變為法治及民主制度，但他說自己並沒有看到有這種轉變存在，這種轉變要求統治精英放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政治制度的慣性往往意味著一個脆弱的體制能堅持多年不倒，但他也承認，某些不可預料的事態可能會觸發崩潰過程。

外界往往批評胡錦濤和溫家寶在掌權的十年中沒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麥克法誇爾認為，這是因為胡溫對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動改革的後果記憶猶新。政治體制改革充滿風險，而他本人認為胡錦濤並不是一個冒險者（risk-taker）。他對中共從上到下清除腐敗不抱希望，並稱這種現狀是「無法解決的困境」（insoluble dilemma）。

談到近期盛傳的「毛澤東思想」可能被剔除出中共指導思想行列，麥克法誇爾也認為不大可能是真的。在他看來，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共合法性的構成要素。

他指出，中共統治的脆弱性，部分來自於缺乏更新繼承機制。新任領導人是密室交易的產物，而缺乏制度合法性。面對即將上臺的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麥克法誇爾表達了他的擔憂，他甚至使用了「為之戰慄」（tremble）這個詞，因為他看不出習近平在千頭萬緒難題中找到出路的可能。

這種深沉的悲觀論調，和大多數觀察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往往將期待和懷疑同時交織在一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麥克法誇爾別出心裁地引述了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中的一段話作為開篇，或許成為理解這種悲觀情緒的鑰匙：

「上符天數，下合人心。自今已後，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絕大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末劫。」

這段耐人尋味的話出自《水滸》第七十一回，背景是梁山泊英雄一百零八將排座次，首領宋江率眾對天盟誓。這段兄弟聚義的誓詞具有雷霆萬鈞的氣勢，放在全書之首，卻凸顯出革命重蹈歷史覆轍的宿命悲劇色彩。

事實上，這段話並不是誓詞的全部。緊隨其後的還有一句：「但願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勛於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鑒察，報應昭彰。」然而這句更為樂觀的前景卻被麥克法誇爾舍棄。正是在一取一舍之間，作者已經明確表達了他對這場「史無前例」歷史事件的態度。

在麥克法誇爾看來，二十世紀的共產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梁山聚義一樣，藉助農民的反叛力量而成功，卻因為領袖「存心不仁，削絕大義」而失敗。1966年的中國「正由一群在長征、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及內戰中建立起同志友誼的人們領導著」，然而「同志友誼」最終蛻變為你死我活的鬥爭。「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勛於國」已成浮雲，當手足之情和革命理想蕩然無存時，「聚義」就變成了純粹的權力鬥爭。

把「十八大」放在這場兄弟相殘的邏輯下延伸來看，也許更容易理解麥克法誇爾深沉的悲觀。一次表面上「團結奮進」的黨代會並不是自我標榜的全新起點，相反，在歷史學家的眼中，更多地是往事的餘波蕩漾，是兄弟相殘後明碼標價的密室博弈。

從歷史眼光來看，在政治體制方面，與其說中國生活在「改革」甚至「二次改革」的年代，還不如說生活在「後文革」的年代。從表面上看，群雄並起取代了一人獨裁，但這種「後文革」特徵在於，它和文革一樣缺乏透明的進退規則，勝利者要具備神秘莫測的實力，以及更加神秘莫測的運氣。後文革的領袖，固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但這種表述同時也就意味著，他可能對各方都無可奈何。唯一可以期待的破局時刻，只能是「某些不可預料的事態可能會觸發崩潰過程」。

（原標題：從「兄弟聚義」到後文革領袖：麥克法誇爾眼中的十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