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莫測的時代

如果經濟高速增長真的離我們而去，那麼，即將到來的很可能不是人們想像的那個速度更低但質量更高的時代，而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對於經濟危機，很多人都喜歡盯住泡沫破裂，銀行倒閉之類的極端事件，雖然這類事件最奪人眼目，但它畢竟只是歷史大戲中的一幕，甚至只是短短一瞬。真正推動歷史的，往往是那些隱藏於重要事件之下的強大潛流。這些潛流，總是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不斷壯大，並推動歷史一幕幕展開。猶如一位深藏於幕後的導演。

在未來的若干年之中，有幾個強大的潛在趨勢值得我們關注。它們可能是我們理解中國經濟因而也理解中國未來的關鍵線索。在我看來，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趨勢就是成本不斷上升的趨勢。我們已經解釋過，中國過往的超低成本優勢——這造就了中國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遠遠不止是勞動力的低成本，而是囊括了所有影響企業利潤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環境、土地、稅收、利率、基礎資源、水電、匯率等等。

特別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之中，完全沒有被計入企業損益表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社會資本，被揮霍殆盡。我所說的社會資本是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合作效率的那種隱形文化力量，比如普遍的信任關係。它是一種獨立於政府與企業之外的一種社會自組織能力。政府與市場的運轉皆受惠於這種隱性的基礎設施，任何交易都離不開它，但卻從未將其計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作為一種要素，社會資本代表的是，一個社會的合作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就像水與空氣一樣，我們雖然對社會資本熟視無睹，但它卻滲入並潤滑了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

歷史的弔詭在於：中國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之所以成立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對社會施以最大限度和最為嚴厲的抑制。與此同時，中國大量企業也通過欺詐、矇騙、造假等等手段普遍濫用和揮霍了這種資本。這種濫用與揮霍甚至成為很多中國企業一種普遍的盈利模式。結果是，一場高速經濟增長下來，作為經濟增長基礎的中國社會卻已經奄奄一息。社會資本是經過代代相傳的美德和文化逐漸積累起來的，如果它必須重建，我們將付出漫長的時間和巨大的代價，有時候，這甚至是不可能的。作為一種隱性壞賬，我們或許很快就會看到中國將必須為此付出巨額撥備。事實上，中國不斷攀升的維穩經費，就是對中國社會資本嚴重匱乏的一種補償。我相信，只有當政府與市場雙雙陷入危機而孤苦無助的時候，我們才會發現社會資本是何等珍貴，而它在中國又是何等稀缺。

總而言之，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成本不斷上升的時期。與前面數十年中國成本所受到的嚴重壓抑相反，社會的覺醒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反向運動，構成了這種成本上升的內在歷史動力。雖然搶奪仍然隨處可見，但搶奪的成本將會驟然上升，偷竊雖然還會不斷發生，但偷竊卻會變得越來越難。所有這一切都將提高經濟活動的各種成本。顯然，這是對前面數十年中國轉移各種成本的一種反推和補償。而這種歷史週期一旦開啟，將不會在短期內終止。這種歷史的轉向，遠遠不是一個所謂「劉易斯拐點」所能概括，它有著遠為豐富的歷史內涵，有著更為深刻的政治學與社會學意義。

因此，這種成本上升將超越所謂需求與供給的簡單經濟學分析框架，而成為一種非常獨立的歷史變數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邏輯。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個趨勢是長期的而非一次性的，經常還是跳躍性的。它不會因為經濟增速的下降而下降，也不會因為政府和企業所得減少而終止。在相當程度上，這種成本上升是零和博弈的。它意味強勢集團對其他集團的無條件讓利。簡而言之，這種成本上升是獨立於貨幣發行問題的一種自主的歷史趨勢。其目的在於：保護社會不會被分化所撕裂。歷史緩慢而又巨大的鐘擺，正在向另外一個方向擺動。

社會反向運動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環境成本等等），對於社會整體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質是迫使經濟活動以及政治活動在更高的文明底線上運行。換句話說，它迫使政府與企業以更高的文明標準來組織經濟及市場活動。這其實是中國這一輪轉型最為重要的意義所在。或者我們乾脆將其稱之為中國式的社會進步運動。如果這種成本上升被強勢利益集團通過通貨膨脹這種逆分配模式重新轉嫁給社會廣大民眾，那麼，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正分配效果將全部喪失。中國的轉型也將歸於失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