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暴力屠殺：「六四」血案(圖)
文革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但是文革和毛時代結束以後，雖然更換了新的領導人，雖然實施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但不管城頭變換怎樣的大王旗，中共及其領導下的政權，並未改變其暴虐的本性。1989年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的屠殺就是中共本性的再一次暴露。
「六四」源起和形成階段
中共從1985年到1988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對學生等知識精英要求民主要求的鎮壓，並沒有使學生和知識份子清楚的認識中共的本性，反而還對中共新領導人充滿了幻想。
1989年3月5日，拉薩發生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3月8日拉薩宣布戒嚴。4月15日，已經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於胡在知識份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學生自發參加了悼念活動，並在悼念活動中對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達了不滿，尤其表達了對一些腐敗傳言很多的領導步步高陞的氣憤。這種情緒迅速蔓延，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當時遊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份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分領導實行改選。
這樣的要求對政府來說顯然不能接受，而學生提出這樣的要求當然也不過分。中共的政府官員顯然並不知曉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不僅不派人與遊行學生交流，而是派武警前去維持秩序，學生的愛國熱情受到壓制。學生的情緒在胡的追悼會上爆發。
4月22日，在胡耀邦的追悼會上，學生強烈要求政府高官接納他們的請願書，並希望能夠看胡最後一眼。這要求在中共領導看來是過分的請求，因此給予拒絕。情緒失控的學生請願者，擴大了遊行規模，繼續向政府提出他們的要求。西安、成都等地的遊行者還發生了焚燒汽車的過激行動。
中共領導人沒有正面的回應，採取的措施是通過學校給學生施加壓力。學生的情緒因為沒得到安撫，相反，卻因為一些學生在衝突中被捕，更加大了學生的對立情緒。學生們堅持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示威。
不滿學生會不能向政府反映他們的聲音，遂成立了向政府反映意見的北大學生自治會。後來全國很多高校仿效成立了相應的組織，並成立了「高自聯」。
此時，身居幕後、卻一言九鼎的鄧小平在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國外期間，聽了李鵬和中共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負責人的匯報後，斷言學運「是一場有組織、有計畫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並且發表了「四二五講話」。
根據鄧的講話，4月26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史稱「426社論」，把學生的遊行請願活動定性為「動亂」。對文革有著模糊記憶的學生們知道參與動亂的後果，尤其政治上的定性將有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前途。85到87年因請願支持胡的學生在畢業分配中受到的整肅更讓他們不寒而慄。
這時學生們只有兩種選擇，其一是響應政府號召，停止遊行請願，等待後來的處分，俗稱「秋後算帳」。其二是繼續抗爭，至少能躲過動亂分子的帽子。學生們當然選擇了後者。學生的想法是：繼續抗爭，最壞就戴上動亂分子的帽子，萬一政府良心發現，還能躲過這頂帽子。而如果不抗爭，則動亂分子的帽子已經戴上了。可能最關鍵的還是85到87年對學生的打壓過於殘酷，使他們非常恐懼承擔被打壓的後果。可以說，426社論的發表，將學生置於沒有退路的位置。
事態發展到現在，應該說基本是學生的自發運動，根本沒有後來所說的「受人煽動」的跡象，更跟所謂的「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趙紫陽搭不上界。
對中共而言，平息學潮，要麼開槍鎮壓，要麼下臺。中共當然不會選擇下臺，而時任總書記的、對學生抱有同情的趙紫陽傾向採取溫和的政策。當在平壤的趙紫陽接到中南海緊急電報後立即趕回北京，並且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反對實行軍管戒嚴，批評《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指示所發的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有錯誤。與此同時，趙紫陽還提出與學生進行對話的方案，要求「退一步」，並承諾對話的局面一旦失控，責任可由其本人出來承擔。但是鄧態度強硬，拒不接受。
此時，學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取消426社論，承諾不「秋後算帳」。中共以趙紫陽為首的政府答應了不秋後算帳的要求，但因為鄧態度的強硬，卻加大了426社論的宣傳力度。這使學生們選擇了對中共承諾的不信任。
4月27日，爆發了數萬人的大遊行，一些學生舉著「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堅決打倒官倒和腐敗」、「媽媽，我們沒有錯！」等標語走在遊行的隊伍裡。一些海外的華人團體也開始聲援國內的學生。
新華社又發表了428社論，口氣比426社論略顯緩和，承認大部分學生是被矇騙的，只有少數人在煽動動亂。而學生們明白，他們基本上是自發的，因此如果說有人煽動的話那就是他們自己。中共顯然已經暗含「殺機」。
下午，中共派袁木、何東昌等人與學生對話。中共還是沒有回應學生的問題，只是勸學生返校上課。其後的幾天，中共政府和學生都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上海學生大遊行。上海學生抗議上海市委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遊行學生的口號主要有：「聲援北京學生！愛國無罪！」「修改遊行條例！」「新聞要說真話，」「民主萬歲！」「推進民主，嚴懲官倒，清除腐敗，」「快復《導報》原狀！」「打倒官倒，反對特權，」「讓創造財富的人先富起來！」「增加政治透明度！」「不讓人民說真話，就不是強大自信的表現！」。而後來成為鎮壓法輪功元凶的江xx就是通過其對《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的鐵碗處理和學生的血腥鎮壓而爬上了中共最高黨魁的位置。
趙紫陽發表關於穩定和反對動亂的講話，表達了中共溫和派領導人的意見。同日，「高自聯」發表五四宣言。全國學生相繼遊行。高自聯在遊行後發表說明，呼籲學生自5月5日起全部復課。學生們認為可以接受趙的講話精神，相信很快就可以摘掉動亂分子的帽子。因此，學潮處於相對平靜時期。學生們在等待政府否定426社論。但是，趙受中共黨內極左勢力的牽制，對學生的期待並沒有作出快速的讓步。覺得受到欺騙的學生遂於5月13日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絕食書》中寫道：
「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挂、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些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份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吐縉我們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學生的絕食使中共內部對如何處理分歧更加激烈。5月14日，趙紫陽派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書記處書記閻明復、監察部長尉健行等在統戰部禮堂同學生代表對話，包括學生代表在內的各界人士到廣場勸絕食學生返回學校。至少也要顧全國際聲譽的大局，不要影響噹時的蘇共領導人戈巴契夫訪華的國事活動。無奈參與絕食的學生鐵心等待政府宣布他們是愛國青年的決定。5月15日，李鐵映、閻明復等在政協禮堂繼續與學生對話。全國各地相繼爆發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首都高校學生也組織了各種後援活動，大批學生24小時在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部分絕食學生昏迷，少量維持秩序的學生由於勞累過度而送院治療。
5月16日，閻明復再次到廣場發表講話，懇切勸說學生返校，並說願意做人質等待政府答應他們的條件。情緒激動的學生沒有聽從起勸說。同日，趙紫陽與戈巴契夫在釣魚臺會面。次日凌晨，趙發表書面講話，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精神，承諾絕不秋後算帳。但擔心受到欺騙的學生仍然堅持絕食。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訪談，5月17日，中共高層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實行軍管事宜。在此之前，除鄧小平之外，只有李鵬、姚依林堅持軍管，楊尚昆、喬石和胡啟立則持反對意見。而在當天的會議上，楊尚昆、喬石都臨時改變了立場。胡啟立當時雖然表示不反對戒嚴，但是仍提出「是否還有比軍管更好的方法」。
5月19日凌晨，趙紫陽、溫家寶到廣場看望學生。趙紫陽發表了催人淚下的講話，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希望進行對話。不料，晚上突然傳出戒嚴的消息。絕食活動於是宣布結束，但學生們繼續進行遊行和抗議活動。而北京市民開始自發到各進城路口阻攔軍車進城。
5月20日，李鵬簽署了在北京地區實施戒嚴的命令，稱：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戒嚴令頒布後，遊行規模進一步擴大。遊行的口號開始集中在李鵬、楊尚昆、鄧小平身上。並開始出現直接針對中共的口號，過去擁護中共、反對腐敗的口號減少。
戒嚴令發布後，由於部分軍人抵制，更由於市民的反對和阻攔，戒嚴令基本沒有得到實施。而直到此時，雖然有上千萬人上街遊行，但所有的抗議活動一直是在平和的環境下進行的，基本沒有出現什麼惡性事件。以趙為首的中共溫和派和學生保持了基本的克制。但是中共的邪惡、暴虐本性決定了它在關鍵時刻，為了維護其邪惡的政權，不惜屠殺所謂「威脅」自身的民眾。
中共又一次的血腥屠殺─「六四」血案經過
在中共頒布戒嚴令後，5月24日，北師大學生柴玲等組織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約10萬餘學生進駐天安門廣場。5月25日，51名人大常委要求召開緊急人大會議，討論罷免李鵬總理職務。5月28日，全國各地民眾舉行遊行，抗議戒嚴，抗議用軍隊解決內部矛盾。6月2日，被攔在北京郊外的軍隊開始化裝進城，因一次意外的車禍被攔截的市民發現，更多的市民到路口攔截。
此時，中共內部也正在就如何解決學潮爭論不休。最終，中共高層下達了開槍的命令。關於外界對誰應對向學生開槍事件負責，根據趙紫陽的回憶訪談，趙指出：「除了鄧小平，（中南海）沒有人能下這個（開槍）的決心」。趙還指出：「軍閥政府，甚至蔣介石在‘一二九’學生運動時都不敢下令向學生開槍，‘（六四’）出動了幾十萬軍隊，調動了幾個軍區，沒有這個必要」。
6月3日，進城部隊同攔截市民發生衝突。西路軍隊被攔截在木樨地。晚10時左右，自木樨地開始，在北京城一些主要進城路口爆發大規模槍擊。據說，有一些是橡皮子彈，一些真子彈基本不是直接射向人群，而是掃向空中和地面，主要意圖是嚇退民眾。無奈，一些受傷的市民和學生被抬下去後，其他的人依然不退。出現一些遭槍擊死亡的平民。據說，當晚，聚集在木墀地一帶的有幾千人，包括學生和市民。他們是自發來攔截軍車的。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永遠消失了，一些人永遠留下了殘疾。據說，木墀地是「六四」期間死亡人數最多的地方。
6月4日凌晨，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開始了武力清場行動。在軍隊進城過程中，因軍隊已經開槍，部分憤怒的市民開始還擊，他們焚燒沒有武裝的軍車，據說有若干學生和市民被打死。
而根據近兩年公布的資料，當時中共軍隊開槍時所用子彈竟然並非是普通的子彈，而是霰彈。這種子彈的危害就在於它一進入身體，就像開花一樣，造成大面積的創傷而很快致人死亡。據說，中共是世界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用這種子彈槍殺自己子民的政權。中共的殘暴、邪惡再次暴露無遺。
6月5日，中共軍隊鎮壓了學潮，並控制了整個局面。隨即，中共將學潮正式定性為「動亂」，中共所有御用媒體開始了鋪天蓋地的對學生的批判，並且否認發生流血和死亡的事實。同時，中共在全國展開了對所有學運領袖的搜捕，王丹等二十一人被通緝。所有參加遊行的學生、老師和其他民眾要進行深刻的學習和檢討。應屆畢業生大部分不許留在城市。全國各高校新生從入校開始就要參加軍訓……
而鄧小平再次開始了對中共高層的清洗。6月23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趙紫陽被撤銷一切職務並繼續審查。趙紫陽堅決不做檢討。他說：「在‘六四’之後召開的四中全會我堅持不做檢討，只是說明自己的態度，是因為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幾乎年年都要做檢討，當時是真的認為自己錯了。但是這一次不認為自己做錯，所以不能檢討，這決不是分裂黨。現在想起來，當時那樣做，大概是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罷」。因為趙紫陽的這一態度，他從此開始了長達16年的軟禁生活，並於2005年初逝世。趙的命運在宋朝預言《梅花詩》第九節中早有預示：「火龍蟄起燕門秋，原璧應難趙氏收」。指的就是趙紫陽因為六四事件而被打壓。
而那些支持學運的中共領導人也被逐一換掉。在六四事件中憑藉鐵碗鎮壓的江xx和李鵬等人則平步青雲，登上了中共的最高寶座，並在不久的歲月中給中國民眾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1990年1月7日，中共吊銷了支持學生運動的知識份子嚴家其、萬潤南、陳一諮持有的中國護照。6月27日，在美國大使館避難的方勵之夫婦獲准出國治病。1991年1月26日，學運領袖王丹等八人被判處有期徒刑。2月12日，陳子明等四人被判處有期徒刑。此時的中國在中共的鎮壓下陷入了一片沉寂。
歷史之謎---「六四」死亡人數
關於1989年「六四」屠城的傷亡人數，中共官方始終沒有公布過。事隔七年後，江xx支支吾吾的說出了一個數字。1996年3月初，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當前社會狀況》研討會上，有較詳細、具體的披露，但都是內部檔案材料，不公開，不傳達。
下面是摘自該會上公開資料的抄件。
八九年春夏三百多萬人次參加示威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月、六月初，全國有二十一個城市發生五千人以上規模的遊行示威、集會、請願活動，參加的共有三百七十二萬人次，其中有大專院校學生和教員、工人、農民、黨政機關幹部、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工作人員、復員軍人、中小學學生和教員、退休職工等。
廿一座城市發生五千人以上的示威遊行。這二十一座城市是：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成都、貴陽、哈爾濱、渖陽、蘭州、太原、重慶、長沙、烏魯木齊、南京、鄭州、南寧、西安、南昌、杭州、石家莊等。除北京外，上海、廣州、武漢、成都、貴陽、鄭州、渖陽、哈爾濱、西安、蘭州等地都發生了暴力衝擊執法機關、破壞交通、焚燒國家建築物、殘害無辜等嚴重事件。
公安部關於各地傷亡統計資料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第五次呈國務院報告《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
北京市：群眾死亡，五百二十三人；群眾受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人；軍警死亡，四十五人；軍警受傷，六千二百四十餘人。
成都市：群眾死亡，二百七十七人；群眾受傷，二千一百餘人；軍警死亡，九人；軍警受傷，五百五十餘人。
武漢市：群眾死亡，十二人；群眾受傷，一百七十餘人；軍警受傷，一百二十五人。
貴陽市：群眾死亡，二十九人；群眾受傷，二百九十餘人；軍警受傷，一百五十餘人。
哈爾濱市：群眾死亡，七人；群眾受傷，九十餘人；軍警受傷，一百九十餘人。
鄭州市，群眾死亡，六人；群眾受傷，一百三十餘人；軍警受傷，一百五十餘人。
蘭州市，群眾死亡，二十一人；群眾受傷，二百餘人；軍警死亡，二人；軍警受傷，一百二十餘人。
全國傷亡人數及北京市死亡情況資料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月、六月初，全國發生政治動亂、暴亂期間，共有九百三十一人死亡，二萬二千餘人受傷。
北京市在動亂、暴亂中死亡情況：人數：五百二十三人。其中，北京學生：五十七人；北京市居民：四十五人；外地學生：一百七十一人，外地職工、居民、農民：二百二十九人；身份不詳：二十一人。
北京市府戒嚴部隊關於傷亡人數統計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傷亡人數統計報告資料檔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下午六時報告：現場死亡及送抵醫院證實死亡人數，一百四十九人。六月八日第二次報告：死亡人數，二百六十一人。六月十八日第三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一十九人。八月十五日第五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一十九人。十月十五日第五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八十五人。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六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八十五人。一九九○年一月五日第七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九十人。一九九○年四月十日第八次報告：死亡人數，五百一十五人。
從以上中共官方所披露的數字看，並不能令人信服。但比起當初中共官員的沒死一人的謊言，總算是有了一個正式的官方統計數字。真實的死亡數字究竟是多少，恐怕己成了歷史之謎。只有等「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也許才能大白於天下。但無論怎樣，中共開槍屠殺學生和百姓，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共和鄧小平因為這一暴行而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六四」血案再次表明，無論中共以怎樣的外表示人，其邪惡、暴虐的本性始終未變。
「六四」血案後中共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
1989年學生運動及「六四」過後，特別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相繼垮臺，使中共政府採取更加強硬保守的立場，不但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而且開始控制國內的思想、經濟。因為「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使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數量驟減，中共擔心會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自身的垮臺。
在國際上，由於中共的暴行，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不僅在道義上予以譴責，而且在經濟等各方面都對中共予以制裁。中共曾短暫樹立起來的新形象轟然倒塌。中共的人權惡棍形象開始樹立在世界各國面前。中共在對外交往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1992年，「六四」屠夫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併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利用個人威望重新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此後，中共雖繼續對經濟開放給以支持態度，但加強了對於民眾言論（包括網際網路）、文化類的產物（如電影、書刊、電視廣播等）進行嚴格的監控與審查的力度。
對鄧小平的評價
不可否認，作為中共新領導人的鄧小平在平息民憤，緩和矛盾，進而鞏固中共邪惡政權方面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鄧的務實精神使他更注重平民百姓的訴求，因此更加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不過，歷史給中共和鄧小平都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學會尊重事實、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契機。但是，中共並沒有改變其邪惡的本性和一貫的作法。而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為了維護這個邪惡政權。當這個邪惡政權的穩定與人民利益相衝突時，鄧毫不猶豫的舉起了屠刀。正是鄧本人在「六四」事件中下達了向學生和民眾開槍的命令，由此成為千夫所指的屠夫，並因此遭到了上天的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