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轉折點上
1978年，中國經濟面臨崩潰，中國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時隔32年後，中國的自然環境、社會道德和人們的生存壓力面臨崩盤，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轉折點上。
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一個個令人困惑的悖論卻出現了：一個經濟規模「超日趕美」的國家，為什麼連基本的食品安全都保證不了？為什麼社會財富如此豐富，我們的生存壓力卻如此之大？為什麼現代科學技術如此發達，我們的「豆腐渣」工程卻不減反增？為什麼政府的力量如此強大，生態環境的保護卻如此不堪？為什麼很多人靠中國市場發財，卻國籍在外、家屬在外，自己在中國市場衝鋒陷陣，卻不願意在這片國土上安身立命？為什麼越來越有錢的中國人，感覺卻越來越沒有自己的故鄉，沒有自己的根？從精神上，到物質上，都如此。為什麼先富帶後富的改革願景變得如此迷離、如此蒼茫，變成了「上層逃離中層墜落底層淪陷」 淪陷在道德和環境惡化的雙重泥淖裡 無論精英或草根，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問，今天這份來之不易的安定日子還能不能過下去，我們的明天在哪裡，未來會怎麼樣？因為我們都是風險時代的乘客，人與人彼此息息相關，誰都沒有「獨善其身、獨安其命」的本錢。
歌德曾經說過，自然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唯一的問題。北大教授張千帆說：如果說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的一連串折騰，我們還「家國破碎河山在」（實際上亂砍濫伐、知青下鄉和禁止農村進城導致了史上最嚴重的環境退化 作者注），幾十年不受控制的非理智發展卻可能摧毀我們每個人賴以生存的「大好河山」。如果到那個時候，空氣不能呼吸、水不能喝或不夠喝，食品裡都是三聚氰胺、瘦肉精、有害添加劑 我們如何在這個地球上生存呢？經濟學家陳志武的中國式命題同樣揮之不去：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每一個中國人則都在問，為什麼中國正大迅速崛起，卻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被種種現實的挫敗感、焦慮感困擾？為什麼工資收入總是趕不上GDP增長和通貨膨脹？
面對通脹帶來的生活壓力，白領們借用美國蘋果產品iPod，把自己自嘲為「iPod一族」：即沒有財務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稅負較重（overtaxed）和高債務（debt-ridden）。FT中文網2011年4月21日更是以喜劇演員斯派克?米利根(Spike Milligan)一句著名的俏皮話形容今天的中國：「金錢買不到幸福，但確實帶來了一種更令人愉悅的痛苦形式」。文章說：
「儘管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薪資大幅增長，人們普遍感覺中國 正在崛起 ，但最新（2010年）完成的蓋洛普健康調查(Gallup Wellbeing Survey)表明，大多數中國人情緒都很低落。基於受訪者對個人生活的描述，這項涵蓋全球124個國家的調查將他們分成了三類，分別是 蒸蒸日上 、 勉強餬口 和 非常痛苦 。
「儘管中國是全球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讓步履蹣跚的歐洲經濟體和美國深感羨慕，但調查結果並不理想：感覺生活 蒸蒸日上 的只有12%（這個數字與阿富汗和葉門相同，不過此次調查是在2010年完成的，當時葉門還未發生動亂）， 勉強餬口 的佔71%， 非常痛苦 的為17%。71%的 勉強餬口 比率，與海地、亞塞拜然和尼泊爾差不多。與此同時，感到 非常痛苦 的人的比率為17%，比蘇丹、巴勒斯坦地區和伊拉克還高。
「上述結果與最近的其他一些調查結果相符。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10年12月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當中，絕大多數人對生活並不滿意。當時，《中國日報》指出，
人們情緒低落的部分原因在於：現代生活的嚴酷、競爭激烈、擔心失業、償貸壓力和日益增長的物質主義。
「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可能也是一個因素。《中國日報》報導稱，中國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最近幾年一直在上升，目前已經高得令人擔憂。基尼係數是一種衡量收入公平程度的指標。中國的基尼係數正在逼近0.5 基尼係數是衡量國民財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全球範圍內認可的這個指數的 紅線 是0.4，係數為0時，意味著國民財富能夠公平分配。 」
百年中國 三次浪潮
再過三十年，我們回顧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100年歷史，可能會發現一個奇異的現象：這100年裡，以30年左右為界，中國當代史上發生了影響深遠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畫經濟浪潮，直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都無法轉移矛盾，社會和經濟面臨崩潰邊緣，終於走上了大亂後的大治，進入1978年以後歷史的第二個浪潮 以經濟趕超為特徵的行政主導的市場經濟時代。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是政府職能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權力主導下的不完全市場經濟。這種經濟模式鑄造了一個超級強大的投資型政府，也形成了一個超級強大的權貴利益集團。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加上行政力量親歷親為走在經濟第一線，帶來GDP突飛猛進的增長，甚至有「全球一枝獨秀」之稱。它的副作用是：經濟增長以過度的資源開發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為代價，出口導向和政府投資導向型經濟極大地推高了物價，資源為權貴主導，在高效率的同時，副作用是投資浪費也高效率，人人急功近利，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帶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的極大破壞，既得利益群體已經成為阻礙社會改革的最大障礙，社會矛盾突出，人人缺乏安全感。
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大大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3.32：1，地區發展差距也依然過大，另外，教育、醫療、文化、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不均的問題也很突出。30年來中國GDP年均增長9.7%，而環境污染的成本佔全部GDP的3%－5%。
如果把1949年以來的前三十年比作處處與人為敵的「鬥爭時代」，後三十年比做一切向錢看的「鍍金時代」，那麼從今往後的三十年，我們必須進入一個新的政府第三次職能大轉型的、一切以人的自由、權力為指針的「進步時代」 政府職能從「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向「一切以社會的自由、公平、正義、法治為中心」的市場自由、個人權利保障和社會法治時代，政府退出微觀經濟活動，致力於社會公平公正和社會保障等「守夜人」角色，實行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從外需向內需、從高碳向低碳、從強國向富民的三大轉型。
當代中國的第三次浪潮 自由市場和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浪潮，將帶來國人走向真正的富裕幸福、引領中華民族走向真正的繁榮富強。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當代中國人義不容辭的使命。
改革的動力來自哪裡
西方有一種理論認為，如果既得利益群體強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說超過某個臨界點，則一切改革皆無可能。但也正如連岳所說：沒人會天真到忽視強大的利益集團，但我也不會天真地忽視他們的智商，如果不改，則魚死網破，他們的利益也將消失（轉稱到海外只是一小部分），如果改，許多民眾會因為他們願意改而忽視他們的原罪，他們的利益可以軟著陸。
事實上，儘管我們一直面臨著行政壟斷、國進民退等一系列艱難的課題等待破解，但中國改革的動力是一直存在的，關鍵是我們沒有激發它們，讓他們激盪成改革的共振性力量。
這方面的改革力量，一是來自「既得利益階層」的不安與覺醒。2010年10月15日媒體報導了一則新聞《國企中層年薪稅後70萬 稱工資過高心裏不踏實》就頗具代表性。
報導說，一個在一家國有金融機構總部擔任部門經理的國企中層，稅後年薪70萬元，外加福利補貼：每年5萬元養老保險，含社會保險和企業年金；每年7萬元住房補貼和公積金；每月車費補貼和汽油補貼2000元；每年報銷社保以外的各種保健醫藥費單據5000元；圖書卡、旅遊費約2萬。公司分給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她的女兒大學畢業後，也在金融口工作。這位國企中層幹部認為：「工資高得不符合國情，其實我心裏並不踏實。」
國企中層「工資高得心裏不踏實」，起碼隱喻了兩點，一是認為收入太高，高得不正常，擔心不能持久，二是與低收入者相比，高得很扭曲，良心上過不去。雖然這位國企中層不可能也未必有那麼許可權自動降薪，但心裏的不安已經足以說明，如果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他們身上將不會遇到多少阻力。這就是改革和社會希望之所在。
改革的動力之二，來自精英階層尤其是政治精英階層的膽識，來自他們觀念的進步與覺醒，來自他們對民眾疾苦的深刻體察，來自他們對民眾呼聲的積極呼應。比如溫家寶總理不久前接受外媒採訪，在談到政治改革時說：儘管社會上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阻撓，我仍然要堅定不移在我能力範圍內，貫徹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兩個詞來表達我的決心：風雨無阻，至死方休。人民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和需求是無法阻擋的；我相信一個人應該留給世界的是真相；我將我的政治理念歸納為四句話：讓人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讓人感到安全可靠，讓社會充滿公正，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決定了國家的前途和歷史。人民的希望和意願不會止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這些凝練、清晰、樸素而又堅定的話語，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改革的動力之三，來自「觀點的自由市場」，來自觀點自由交鋒過程中人民的啟蒙與自我啟蒙。前不久，有官員站出來公開為強制拆遷辯護，認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這樣一個言論的出臺，自然又引起軒然大波，人們口誅筆伐。但這也好，如果當事官員願意說出真實想法，願意公開辯論，社會也願意平等地、對包括官員在內的論者不加問罪地公開討論，不僅有助於完整地呈現真相，也更有助於釐清是非，形成社會的基本共識，助推官民的良性互動與共同進步。
在平等、公開而又充分的辯論中，我相信一些基本的價值觀會得到確立，比如，人才是萬物的尺度，一切發展進步都必須緊緊地依靠人、寸步不離地為了人。財富沒有的可以創造、失去的可以再來，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或損傷，就永遠地失去或損傷。因此，務必要讓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都活得自由、尊嚴、安全，而不是相反。
同樣，在平等、公開而又充分的辯論中，事物的真相也會逐漸呈現。比如，強制拆遷的效率固然很高，但是，其負面的效率同樣很高。以政府權力為主導的城市化，有可能導致城市化大躍進，不僅製造大量的官民衝突與矛盾，還導致大量的「空城」、「鬼城」、「爛尾城」。此外還有政府的巨額融資平臺，綁架了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
我相信，只要把問題都擺到公開台面上來，充分保障公民平等的言論自由權利，改革的共識就不會遙遠。因為我相信文化的力量、人心的、觀念的力量。想想西方文藝復興中人的覺醒帶來的社會變革與進步吧。我相信凱恩斯的觀點：「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有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者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個學人。」在凱恩斯看來，既得利益對社會的影響，還遠不如思想觀念摧折賢良或春風化雨的力量大。觀念推動世界，影響未來。為什麼一些富人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另一些富人則把全部身家貢獻出來？都是思想和觀念所決定。它比利益本身更影響人的行為。
改革向何方？直指自由深處
眼下，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棋至中盤，正處於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有人把當下中國的諸多問題都歸結於市場經濟：腐敗問題、拆遷問題、環境污染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住房問題，等等，要求強化政府控制的呼聲不絕如縷，在一些領域，比如住房領域，行政控制有所回潮，平均主義和烏托邦強制有所抬頭。
然而，我們不能健忘的是：計畫經濟只會讓我們回到共同貧窮的道路上，絕對不可能帶來共同富裕；過度強化行政控制權力也只會強化腐敗，絕對不可能帶來真正的公平正義。三十年改革開放，遺留的種種問題，恰恰是市場改革不到位、行政權力過度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結果。
2011年7月4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當日舉行的國際經濟學會（IEA）第16屆全球大會開幕式作主題發言時指出，中國的市場力量正在倒退，中國在20世紀末開始形成的市場經濟遠不完美，反映在國有部門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處於主導地位上。這一主導地位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儘管國有經濟不再是GDP的主要組成部分，但仍控制著經濟的關鍵性領域，國有企業繼續在石油、電信、鐵路、金融等領域處於壟斷地位；
其次，各級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資本在內的重要經濟資源上，具有巨大的權力；
第三，現代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官員擁有自行裁量權，可以通過投資項目審批、市場准入、價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預企業的微觀經營活動。
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初的商品價格自由化，以及世紀之交數百萬計的鄉鎮企業私有化，市場的力量一度得到很大的強化。但是，本世紀初，「由於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受阻，經濟領域出現國進民退，政府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市場力量出現了倒退。」吳敬璉稱。
吳敬璉稱：中國社會有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端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醜惡現象」為由，主張回到集權國家和普遍貧窮經濟政策的老路上去；另一端則以「保衛改革成果」為口實，主張為少數人弄權發財大開方便之門，實際上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這兩種極端很可能最終殊途同歸，通向最壞的政治和經濟體制。
目前，對中國快速發展的原因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將其歸功於以國有經濟主導以及強有力的政府管制為特徵的中國模式；另一種則認為，高速增長源於市場化改革，解放了人民的創業精神，但是，依靠行政強力控制和大規模投資的增長不能長時間持續，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認識，會影響未來中國發展模式的選擇。吳敬璉認為，目前的增長模式依賴大量消耗資源的投資，不能支持長久的發展，資源、環境損害以及生存標準的不斷下降，近年來愈發嚴重。另外，各級政府資源配置權力的加強、對經濟活動干預的增多，也在加速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
今日中國已然站在了新的事關未來中國是倒退還是進步的關鍵性的十字路口，正如許小年先生所說，公共利益集團已經形成，管製造成市場尋租破壞社會公平，政府取代市場，管制取代改革，民眾富而怨成為社會大患。
正如當年戈爾巴喬夫的總理雷日科夫所說，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我們的社會，仍然分不清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從上到下，普遍瀰漫著悲觀又無所作為、不知該如何作為的得過且過情緒，而權貴集團對權力和法律公正性的侵蝕卻在變本加厲，甚至可謂趁亂打劫。
擺在國人面前的任務，首先要分析問題的要害：是因為市場化改革導致了腐敗與不公？還是因為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導致的？如果是前者，那結論就是回到計畫經濟和政府全面管控。如果是後者，那就必須加快市場體制建設，其核心就是加快政府體制改革，放棄政府過大的權力，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把主要任務放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尤其是法治環境的完善，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公民的權利和經濟的預期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
我們不妨連帶思考以下幾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1、 中國的生產性事故尤其是礦難為何頻發？中國的資源利用率和環境保護為何堪稱全球最差？
2、 中國的企業家為何不熱衷於慈善事業？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感和企業道德為何普遍低下？
3、 為什麼剛剛有一部分人實現了鄧小平先生「先富起來」的願望，財產和富人海外移民就成為時代性的潮流？
4、 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為什麼普遍用於勾心鬥角？
這一切，原因也簡單，馬斯洛理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有恆產者才有恆心（包含礦產資源等的產權穩定），在一個法治不立、權力隨時、隨便可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權貴集團對財富虎視眈眈的國度，中國人被迫長期處於較低的滿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層次。企業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未來的預期在哪裡，所以都急功近利竭澤而漁，或者被迫與權力勾兌，陷入跳進黃河洗不清的境地。而權貴劫掠集團也擔心權勢不保，有朝一日被清算，因此同樣傾向於移民海外。；企業家群體一腦門子官司，財產乃至人身安全都難以保障，哪有心思思考企業安全生產、社會責任和人生的被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
當下，轉型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不是所謂的民間仇富，而是權力在仇富，權勢集團在虎視眈眈地盯著財富。權力無法受到嚴格的法律約束，政策變化無常、富人缺少預期，從而也誘發各種短期行為。
監管越多，腐敗的空間反而也越多，積聚起的「腐敗能量」也越大。正因為權力的易逝，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往往成為國人的生存哲學。也因此，中國沒有真正穩固的利益集團，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商，過往都是為眼前利益暫時集合在一起的烏合之眾，流寇特徵極其明顯。所以才會有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等短期行為盛行。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
自上而下的加強監督和反腐同時面臨著道德和能力的雙重風險：上級不是萬能的，以少數人監督多數人，難免挂一漏萬，也難免受到被監督者的惡性反抗（哪怕萬中出一也夠嗆）；上級也是由人組成的，並不具備天然的天使特性。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大幅度降低權力支配資源的含金量，把財產自由權利還給民眾，實現洛克所說的「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可以說，「財產不能公有」是「權力不能私有」的必要基礎和前提條件；在此基礎上，實現自下而上對官員、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讓百姓直接決定基層官員的烏紗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土地、礦山等財產公有的當下，基層村民民主和所謂的「國有」「村民集體所有」等，可謂缺乏「經濟基礎」，因此也決定不了「上層建築」。名義上的公有，只能加劇腐敗和巨額社會資源為權貴集團所掌控和私有，而不能真正實現全民共有。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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