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應該對伊朗核設施進行空襲(圖)
在德國科隆展出的兩幅肖像，左邊是伊朗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右邊是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
主張對伊朗核設施進行空襲的人一直認為，這能把製造出一枚原子彈的時間推遲好幾年，或許還能為以色列推翻伊朗政府爭取到足夠的時間。以色列國防部長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公開聲明中表示，襲擊即便不會摧毀伊朗的核武器項目，也會讓其元氣大傷。前不久，他聲稱空襲會使伊朗的努力推遲「很長一段時間」。
但相當一批學者、軍事專家和軍備控制專家卻表示，情況恐怕正相反。他們在報告、講話、文章以及採訪中提出理由認為，襲擊可能實際上會促使伊朗加快努力的步伐，確保其實現目標，從而加速原子彈的到來。
「襲擊會增加這種可能性，」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政治學家斯科特·D·薩根(Scott D.Sagan)在提到伊朗的核武器時表示。
其實，喬治·W·布希(George W.Bush)政府曾在內部得出一個更為強烈的結論，否絕了轟炸伊朗的行動，認為它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邁克爾·V·海登(MichaelV.Hayden)回憶說，布希的高級顧問中有這樣的觀點，襲擊「會促使他們做出我們正在努力防止發生的事情」。
那些警告不要對伊朗發起襲擊的人表示，這樣的行動會讓德黑蘭的官員擺脫很多約束。比如，襲擊幾乎可以肯定會導致國際觀察員被驅逐出伊朗，這又會讓伊朗政府得以消除數百臺監控裝置和保障措施，包括封存的地下貯藏設備。此外，如果伊朗以襲擊受害者的姿態面對世界，會贏得同情，可能還會從曾經支持貿易禁令的國家獲取極為重要的進口物資。持這種想法的人還認為，襲擊會促使伊朗進一步把經濟重心轉向軍事目的。
這些分析人士說，或許最值得注意的是，襲擊會讓眼下爭吵不休的伊朗團結起來，形成鼓勵同仇敵愾的氣氛。正如瑞典外交大臣和芬蘭外長今年早些時候撰文所述的那樣，「很難看出有比這個更可能促使伊朗做出最後抉擇的單一行動了。」
分析人士稱，歷史表明，空襲和軍事威脅通常會導致被圍攻一方不計一切地獲取核武器的堅定決心。
「人們總假定壞傢伙必然想擁有核武器，」蒙特雷國際研究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防止核擴散專家傑弗里·劉易斯(Jeffrey Lewis)說，「但我認為，因風險平衡的考慮他們會有所猶豫。我的感覺是，軍事行動的威脅使壞傢伙覺得自己需要原子彈。」
1965年，時任巴基斯坦外長的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Bhutto)發表著名言論稱，「如果印度製造原子彈，我們哪怕吃草吃樹葉，甚至挨餓，也要研製出自己的原子彈」，他所表達的似乎正是這種決心。
位於倫敦的知名軍備分析組織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防止擴散領域高級官員馬克·菲茨帕特里克(MarkFitzpatrick)在接受電子郵件採訪時表示，「幾乎可以確信」，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會導致伊朗「用曼哈頓那樣的風格儘可能快地趕製核武器」。
這些分析人士堅持認為核擴散的歷史說明，試圖通過發動襲擊來挫敗核武器計畫會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蒙特利國家研究學院的劉易斯以及其他專家常引用伊拉克的例子作為論據。他們稱，1981年以色列對伊拉克奧西克(Osirak)反應爐的襲擊更堅定了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決心，給他的核武器計畫野心注入了新的活力。
劉易斯最近寫道，「我知道的所有歷史證據表明，薩達姆在蒙受襲擊的羞辱前，還沒作出尋求發展核武器的決定。」
一些以色列高官對這點有不同看法。參與了襲擊伊拉克反應爐任務的飛行員阿莫斯·亞德林(Amos Yadlin)曾任以色列軍事情報機構的長官，他在今年早些時候爭辯稱，伊拉克的核武器計畫「從未完全恢復」，並援引該轟炸事件作為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強有力依據。
但也有一些前以色列官員認同襲擊事件讓海珊更加囂張的觀點，他們擔心襲擊伊朗會帶來同樣的後果。
尤瓦爾·迪斯金(Yuval Diskin)在去年退休之前擔任以色列國內安全局局長。他在4月的一次集會上提到「許多專家」援引的核武器計畫加速風險。他說，「今天伊朗人寧願慢慢、悄悄做的事兒，會變成他們能合法地趕快做的事兒，並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
核武器歷史學家說，僅威脅本身就能激發一個原子響應，比如美國的敵意促使中國尋求製造核武器。1964年，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在《中國原子彈的製造》(China Builds the Bomb)一書中寫道，美國的威脅激起了「他們反抗的情緒並決心以高昂的代價實施核武器計畫」。
是什麼促使核計畫加速的問題，看來比伊朗危機和核武器歷史更重要，因為近幾十年來，全球範圍內潛在的核武器國家（比如日本、德國等能夠製造原子彈，但沒有這麼做的國家）有所增加，估計現在有40個左右。
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在討論阻止國家跨越這條界線的社會因素。
前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總幹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El Baradei)在該機構200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前曾告訴他的同事們，要不要造原子彈的決定往往取決於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因素：「安全感還是不安全感」。
他補充說，在一個動盪的世界裡，對該因素的估計可能會迅速變化。他說安全感的界限「很小，因此很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