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籐嘉一:目睹反日遊行後我成了「愛國賊」

為愛國而害國的人,今天不分地域紛紛在出現。

有一個詞叫「愛國賊」,大家聽說過嗎?

我想今天與大家談談。沒什麼特別的目的,只是順著心情。

「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換句話說,「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

「賣國賊」和「愛國賊」的相同點是其言行的實際結果——損害國家利益;而不同點則是其言行的主觀出發點——賣國還是愛國?

「賣國賊」無疑比「愛國賊」更加惡劣,畢竟是主動企圖出賣祖國,背叛祖國的同胞,那其惡劣是較高限度的,必須承擔最高限度的懲罰。但不管賣國賊的行徑有多麼惡劣,它是少數。

在一個國家裡面,絕大多數人不是「賣國賊」。

與此相比,站在歷史的高度、現實的深度以及未來的長遠角度來看,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不少,規模不小。比如說,大家很熟悉的、為表示愛國而提出的重要口號武器——「愛國無罪」,可能造成「愛國賊」後果的非主觀目的的客觀蔓延。

關於可能出現「愛國賊」行為的角色,應該說是「五花八門」: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藝人、軍人、運動員、官員、精英分子、知識份子、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退休人員、企事業單位從業者、政府機構從業者、普通老百姓、甚至乞丐……都有可能成為「愛國賊」,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或不知道自己是個「愛國賊」。

這點很關鍵,確實也很麻煩,是「愛國賊」氾濫,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我給大家說說一個故事。那場親歷正是讓我人生中第一次思考到底什麼是「愛國賊」,那場經歷也是使得自己跟中國輿論環境產生聯繫的一個接點。

2005年4月9日上午八點,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大概幾百人集中在大廈門口前的廣場,拿著橫幅,喊著口號:「反對日本入常」、「反對右翼教科書,篡改歷史」;「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抵制日貨!」,還有「愛國無罪」。被稱為「反日遊行」的事件爆發了。我把它當作觀察中國人民族情緒的難得機會,親身體驗了現場的過程。

遊行隊伍一直走到遠離20公里左右的日本駐華大使館,向它仍石頭、雞蛋、塑料等,還打砸日本餐廳什麼的。日本政府嚴正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抗議。示威遊行本身沒什麼,任何國家、社會都有這些,沒有示威遊行才是不正常的。然而,打砸搶燒屬於非法,無論從國內法還是國家法的角度,都不屬於合法的。中國政府有義務保護在華日本人的安全,就像日本政府有義務在日中國人的安全一樣。

「暴徒化」的中國百姓們之表情與舉動改變了日本人對中國或中國人的根本看法,包括我身邊的人,她們開始瞧不起中國人,嘲笑中國社會,雖然我也表達了我在中國國內的觀察:「打砸搶燒的人是有的,但中國也有許多反對非法行為的人,不能以面蓋點。」

日本駐京記者們把一系列遊行、暴力過程拍攝到了,並在接下來幾天內不斷重播部分中國人打砸日本使館和日本餐廳的鏡頭。日本社會一下字變成「反華」社會,老百姓產生了「中國人不文明」、「中華民族不像話」等間接的直覺。

日本媒體除了NHK電視臺之外都是私營的,所以從商業角度出發,把那些反日行為全方位地利用起來,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緒。攻擊日本使館的「反日中國人」充滿「民族主義」,看到那些鏡頭的「反華日本人」也充滿「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體現的無非就是作用和反作用之間的惡性循環。

作為反日遊行的親身目睹者,我本打算在日本媒體圍繞「日中如何從反日遊行吸取教訓?」角度寫一篇文章。一些媒體完全站在商業角度,對我這個全程目睹者表示了興趣,並與我緊密保持溝通。

我寫出來了,主要的論點是「中國和日本必須認識到體制差異造成的相互誤解,妥當處理歷史認識問題,警惕排他性民族主義,為營造良性的國民感情氛圍,兩國的政府、媒體、民眾必須冷靜下來,千萬不能因此次事件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

當時,我還20歲,想得比較簡單,或單純,現在回頭看,也過於理想主義,對現實缺乏全面的瞭解與思考。

後來,編輯告訴我說,「這篇稿子不能發」。我問「為什麼?」他說「這篇稿子太中立,沒有突出點,不夠刺激,不深入人心」。我因不解而問到「這句話怎麼講呢?難道我的文章觀點不鮮明嗎?」回答是「不是,只是在目前反華的輿論導向下,你不能說與它完全相反的,至少要好好批評中國,如果我們登了你文章,不僅是你,我們也要被輿論排斥了,難道你願意這樣嗎?」

請問,你是愛國嗎?如果是,那以什麼樣的方式表達對祖國的愛呢?「愛」應該說是對人、國家、社會等對象發自內心,有深摯的情感。愛國主義要講究方式和策略,一旦弄錯了這些,你就有可能無意間、突然間變成賣國者——愛國賊了。

無論你是行動派還是沉默派,都有可能成為愛國賊。

愛國賊們的行動有可能給整個民族帶來悲劇,其沉默有可能給整個社會造成沉沒。

當時組織或參加那次遊行的人清一色喊著「愛國無罪」。喊著「愛國無罪」的口號打砸別國使館的人,是否屬於「愛國賊」呢?我認為「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基於商業考慮,過多重複報導同一個鏡頭,向民眾灌輸充滿虛擬性的「反日」或「反華」的媒體從業者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看到媒體報導後,不經任何思考,盲目自大地痛罵對方國家,提倡斷絕與對方交流的,憤怒中的網民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明顯感覺到本國與對方國之間排他性民族主義的衝突,也天天看到相關媒體報導,但卻不把它們當回事,以為與自己無關,假裝不知道,顯得無所事事,只是保持沉默的民眾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後來到全國各地向民眾傳達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提倡冷靜和理性的官員、學者等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後來組織座談會,分析反日遊行發生的成因,謀求從中吸取教訓的大學生們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把當時在北京發生的情況真實而不歪曲地報導出去的媒體記者們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而我呢?我自認為是愛國主義者。當時即使是因為衝動和使命感,到遊行現場親自目睹了那情景,試圖寫文章,向兩國情緒化了的民族主義者們呼籲理性和務實。但由於後來遭到編輯拒絕,最終沒能發表文章,感到無能為力。害怕遭到右翼分子等指責和批評,擔心自己的身份和立場,就開始「明哲保身」了,再也不找別的途徑,保持沉默,就跟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現在回想起,當時放棄了自己初衷的加籐嘉一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愛國」不應該自以為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愛國」要求人們理性思考哪些方法與策略可取、有效和長久。國家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但一個人的言行符不符合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形象和尊嚴,能否推進國家利益,只能依靠人們自己憑藉主觀去思考,判斷。

你有沒有曾經扮演過「愛國賊」?如果是,就請好好反省一下。在一個正常國家裡,賣國賊不可能很多,也不會氾濫,但愛國賊卻有可能不少甚至會蔓延。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二戰前的社會輿論,軍國主義者出於所謂「愛國」,把國家弄到無路可退的侵略戰爭之路上;政府文官害怕被軍人攻擊,不阻止軍國主義者的「暴走」;媒體幾乎失去了應有的監督功能,儘可能不報導反對軍國主義者的聲音;至於國民,就是徹底變成了「沉默大多數」,盲目服從軍人的統治。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愛國賊」,日本最終陷入戰敗,人類歷史上首次遭到了原子彈的轟炸,國土變成了一片廢墟。

這無疑是愛國賊氾濫的後果。這些情況曾經在其他國家發生過嗎?將在其他國家發生嗎?正在其他國家發生嗎?

我想,一切都有可能,甚至在進行中。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今天,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認真思考:

愛國賊的無形蔓延,比賣國賊的有形氾濫,更有可能,更加危險,更為絕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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