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的「國民教育」(圖)


12萬香港市民包圍政府總部,促撤中共洗腦國民教育。

兩本讓大陸人看來已經大量減輕了「宣教」、堪稱「謙卑」的教育手冊(@時報翔哥微博)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由幾位中學生發起的「學民思潮」,9月8日在「佔領市政府「的行動中達到高潮。十二萬人「黑衣圍城、不撤不休」。在羅湖口岸的這一邊,能夠「翻牆」看到未被屏蔽的新聞的大陸人,晒出他們從小到大所學的《政治》、《思想品德》、《馬克思主義原理》,甚至是《歷史》和《語文》教科書,沒有一本不是比這兩本教育手冊「口味更重」的「洗腦」教材。

凡是在大陸上過學的孩子們,大約都記得這樣的場景:老師在講台上劃著重點,頭也不抬。多數的同學只顧沙沙地記,為了幾乎等於「白送」的政治課分數;只有極少數的同學,會舉手詢問:為什麼要背這些?這種「教育」到底有什麼意義?在大陸的課堂上,前者是會得到獎勵的「聰明孩子」,他們早早學會了適應規則;而後者是「一根筋」的「傻孩子」,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一堵厚重的「南牆」。

如果整個中國是這麼一個課堂的話,大陸就是那個「聰明孩子」,香港則是那個「傻孩子」。在大陸推行無虞的「愛國主義教育」,到了香江,水土不服了。何解?有評論說,這種由政府推行的愛黨與愛國不分的教育觸碰到了港人的底線,即「自由選擇」的權利;有評論說,香港,作為一個「避難所」,從1949年以來一直在吸收逃離大陸的人,因而他們對於「被控制」更為敏感,正如那幅流傳很廣的標語所言:「我們的上一代為了逃脫共產黨的魔掌而來,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再重回魔掌」;也有評論說,香港對於大陸的意義就在於「傻孩子」還保留著「說真話」的習慣;還有評論說,從小學到大學,大陸長達一萬多課時的灌輸培養出的是一批批心口不一、價值取向足以讓人「精神分裂」而渾然不覺的投機分子。誰願意與這種人生活在一處?

以上的解釋各有道理。不過,據報導,曾經在大陸接受了多年「愛黨愛國教育」,之後又到香港求學或工作的「大陸仔」更有熱誠投入到反「國教」的運動中(相比於2003年的「反23條」和2010年的「反高鐵」,反「國教」運動更讓「大陸仔」有切膚之痛),這也足以說明並非隔著一道窄窄的口岸,人們就分不出「飯香」和「屎臭」,就不知道什麼樣的教育更適合孩子,那麼,前面那個問題也可以表述為:為什麼這樣的「洗腦」教育可以在大陸推行而不受到抵制?

這才是一個真問題。如果我們把那個「教室」擴展到全球,就會發現,大陸這樣的「聰明孩子」是少數,而香港這樣的「傻孩子」才是常態。在臺灣,「旺旺集團」老總蔡衍明購併媒體後,引起臺灣新聞記者協會及學生團體的大規模抗議,認為旺中集團已被大陸的資金滲透,意在以資本優勢打壓臺灣的言論自由空間;今年曾經喧囂一時的美國拒絕為「孔子學院」老師發放簽證的話題,也是因為「孔子學院」打著「文化交流」的旗幟,被一些美國大學的教師抗議會干擾「學術自由」,某些接受了「漢辦」捐贈的美國大學曾經撤銷了達賴喇嘛的訪問就成為令人擔憂的苗頭;在安哥拉,最近舉行的選舉中反對按照「中國模式「來建設他們的國家也不乏其人。這些都是更多「傻孩子」們的反抗。

為什麼只有在大陸,才會出現這樣的景象?家長們拚命走後門、送紅包、經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式的「小升初「競爭(註:指學生們小學畢業後,因為沒有統一考試,完全要靠家長的人脈關係把孩子分到師資資源比較好的中學。),才能讓自家孩子可以接受更標準和嚴格的「洗腦教育」,才能為學校的「升學率」添磚加瓦?

外界的觀察者們有一套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在80年代末期,中國人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達成了一項「不成文的契約」。黨從中國人的私人生活的控制中退出,中國人有了選擇居住地、職業、和個人愛好的自由;黨用盡一切方式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們的生活(儘管對不同的人而言改善幅度大有差異);條件是,在公共場合,人們必須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私下裡,很多談話都可以直言不諱;而在公共場合(當然也包括在課堂上),則不能挑戰中共的意識形態。即使是微博這樣的公共的虛擬空間也是如此,華東政法大學的教師張雪忠就因為發微博支持香港的「反國教」被剝奪了為本科生上課的權利,又因為發微博申明退黨,賬號被清空並禁言。

在大陸的課堂上所發生一切,也受這一「契約」的控制。順從的「聰明孩子」及他們的家長,默許了這種交換的合法性。而在所有非大陸的地方,要達成這樣的契約都幾乎不可能。無論是在香港、臺灣,還是非洲,即使有大筆的補貼或者是開放市場的誘惑,又或者動輒幾百億地大手筆撒錢,中共依然無法一手掌控那裡的經濟,也就沒有了開出「契約」條件的實力。即使是對香港而言,與1997年相比,現在它對內地的貿易依存度已超過對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總和,以至於一出現類似的「意識形態」衝突,總有人會跳出來提醒港人,他們用的水和電,包括蔬菜和肉類都要大量從內地進口,好像這樣一說,內地就卡住了香港的咽喉。不過,從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與內地完全獨立之時,就曾經以它的通商口岸的優勢取得過長足的發展,也奠定了今日的「自由港」的基礎。和大陸沒有往來的日子裡,港人從未吃不上飯;況且,當兩個經濟體相互依存時,由一方主動切斷聯絡,回到「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這種「斷腕」只會「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結果只有「兩敗俱傷」。因此,這種恐嚇,既然不打算實施,也就沒人拿它當真。

當然,這樣的摩擦多了,按照中共執政者的邏輯,內地給香港允諾的一些利好政策可能會被收回,以示「違約」懲罰,這種威脅就好像領頭參與「反國教」運動的香港藝人有可能被大陸封殺一樣切實,這會造成損失,但依然達不到迫人放棄尊嚴和自由的程度。畢竟,那張「不成文的契約」上沒有人簽字,如果真的以簽字為準的話,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會簽。說到契約,真的簽過的卻是中共,說好的「五十年不變」呢?說好的「一國兩制」呢?說好的「全民普選」呢?今天再去問問港人還有幾人相信中共會信守承諾,恐怕「不信任」已經都寫在了中環黑壓壓的人群的臉上。

回到大陸,是不是保證了經濟發展+個人自由就可以一直保住中共的執政合法性?距離1978年越遠,答案可能就越對中共不利。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內地八零和九零後的年輕人(在經過了那麼多「洗腦「教育之後),仍然會成為大陸初露萌芽的非政府組織、女權運動、環保抗議和網路媒體上的「生力軍」。這些沒有飢荒和文革記憶的年輕人,不認為自己能夠吃上飯和享受戀愛、旅遊等個人自由是了不起的進步,畢竟在他們的生活中,這些是再正常不過的「天然「權利。他們希望實現自我價值;而在社會結構已經初步定型的今天,這種追求常常就會轉向那些仍被看作是「禁區」的地方。曾有一位八零年代的社會思潮的「先鋒」人物這樣描述道:「九十年代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兩個東西:利益加壓力,或者叫胡蘿蔔加大棒。現在胡蘿蔔多一點,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兒。但是我覺得現在胡蘿蔔已經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蘿蔔放在大棒旁邊,你要不拿這些就沒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決大棒的問題,你就別想拿到它。」這是多麼弔詭的局面,那張契約能夠成立的前提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從表面上來看,「聰明孩子」居然也有可能做出和「傻孩子」一樣的「撞南牆」的舉動。

在中共仍有「大棒伺候」的那些領域,比如和意識形態相關的文化、教育、出版、影視、網路等等,被各種「禁令」治得「青黃不接」,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都發育不良。圍繞著胡蘿蔔打轉又不被大棒打殺的空間越來越小,打「擦邊球」的高手們也快被逼到了死角。舉個例子來說,韓寒和郭敬明這樣兩個要靠文化吃飯的「聰明孩子」不約而同選擇了「消費政治」的這一「險招」來博取關注度,這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鋌而走險」還要保持「紅」的狀態已經很難;同時,中國繼續做「世界代工工廠「的條件也在發生變化,新一代的年輕人越來越難以忍受枯燥重複、僅能換取溫飽的工作,他們需要有更多的空間來展示個性,而這些終究會指向禁區,比如競選和社運。

說到底,大陸能在八零年代末形成那樣的「契約」,並非是因為中共找到了獨一無二的「治國秘方」,僅僅是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在那個階段的社會和國家力量的對比下,以經濟和個人自由換取政治穩定的方案是雙方各退一步之後,還可以接受的唯一答案。但在任何其他的時空場域,在社會力量不是那麼薄弱的地方,在人民的起始條件不是那麼可憐巴巴的狀況下,這樣的契約都無法達成。

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曾有過這樣的辯論,是「香港會大陸化」,還是「大陸會香港化」?這場辯論的核心最後歸結為這個問題,是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人們會放棄自由和尊嚴,還是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促進人們更熱切地追求自由和尊嚴?如果不是只看眼前利益的話,選擇了前者的「聰明孩子」未必真的聰明,而選擇了後者的「傻孩子」也未必真的傻。

(原標題:水土不服的「國民教育」)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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