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受冤時 為何寄希望於歷史?(組圖)

為什麼怕歷史

慈禧大概是中國歷史最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了——她不有名言「誰要我一時不痛快,我叫他終生不痛快」麼?可就這樣一個所謂「毒辣、陰狠、自私、愚昧、貪鄙、舉天下以奉一人」的角色也有「四怕」:「天命」、「祖宗」、「鬼神」和「歷史」!為什麼歷史可怕?就是因為歷史存真——無論你生前如何花言巧語,如何愚弄百姓,如何粉飾自己,到歷史上都會清清楚楚將你還原,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所謂「蓋棺論定」是也。

不妨看看這「史」字的寫法:「史」字從「中」從「又(手)」。什麼意思?就是講史家的天職就是「秉中」,也就是態度中立:歷史是什麼就寫什麼,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不虛美、不隱惡」!

自古從日月星辰變化,直到內政外交,皇帝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史官的筆尖。不妨來看兩個例子:公元前606年,晉國的靈公,被作為正卿的執政趙盾的弟弟趙穿殺死了。晉國的史官叫董狐對此秉筆直書「趙盾弒其君。」趙盾急了,來商量:「董先生,你寫錯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趙穿殺了皇帝,你怎麼寫我呢?董狐說:」你是朝廷大員,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沒出國門;你回來了,又不追究凶手。你還脫得了干係嗎?殺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誰呢?」趙盾沒法,只好聽任董狐這樣寫。這個例子,說明自古史官不但獨立,還可以照史官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這事過了五十九年,齊國又發生了皇帝被殺事件。凶手是大臣崔抒。於是史官又來了,史官叫太史,他寫道:「崔紓弒莊公。」

崔紓可沒有趙盾那種好脾氣,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殺掉!可是,事情卻沒完。史官的弟弟來了,還是這樣寫:「崔紓弒莊公。」崔紓照章辦理,又殺了一個。可是,事情還沒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來了,又這樣寫:「崔紓弒莊公。」……直到殺到第五個,崔紓不氣了,泄氣了,他只好認輸,隨史官怎麼寫。!

藉是之故,才有所謂「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說法。孟子對此有這樣的說明:「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來,在春秋戰國時代,為迎合急功近利的各國國君發展需求,各種邪說紛紛登臺。法家,主張摒棄道德教育,而代之純粹的法治,以達到強國目標;縱橫家,主張以計謀策略來獲取成功。孔子有感於自己生在禮崩樂壞的亂世,不但國家四分五裂,禮治(以道德禮儀治國)也和政治漸漸分離。整個社會從上至下,為追求利益,不再顧念道德倫理,不擇手段。孔子作《春秋》,不單單是褒善貶惡,更是為經世者們的進退之用、寬猛之宜,是非之公,種種制事權衡,審度出一個標準。

後來的二十四史,均編寫專門記錄「循吏」、「酷吏」、「奸臣」、「忠義」、「烈女」、「孝友」的列傳。其意旨,是借鑒「「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社會一個公正評判善惡,正確樹立倫理的標準。公元六世紀北齊文宣帝高洋就向一個著名的史官魏收說:「我後代聲名,在於卿手。」又說:「好直筆,勿畏懼!我終不做魏太武誅史官。」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說話。

也不要以為這種對歷史的敬畏是封建意識,無產階級不會在乎。據劉少奇兒子劉源《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一文介紹: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劉一向順從毛,但此次竟「有些動感情」地頂了毛:「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見,就是劉少奇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怕歷史的,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於怕毛。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正是從「人相食」後,劉開始與毛分道揚鑣了。而毛澤東自己在去世前不久,也說過這樣的話:「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一是奪取全國政權,持異議的人甚少;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我們從中不難看出:毛對自己身後的歷史的評價,還是很在乎的。這讓人不禁想起劉少奇被打倒後說的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話的含義是:「我劉少奇的是非功過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說了算,而要由歷史由後人來評定。」彭德懷受冤屈時也寄希望於歷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書寫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訴,也是向歷史申訴——因為他已對那個奉老毛為神明的中央頗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聽到侄女悄聲說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來時,先是一愣,接著便欣然地笑了。

後來的歷史也證明了他的選擇:在現世中,毛是勝利者;而在歷史中,彭則是勝利者。從彭與毛的衝突中可以看出,中國政治人物是要過歷史關的,他們的較量是要從現世中延續到歷史中的,是要在歷史中決勝負的。

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在真實記載歷史過程中,除了正史外還有野史,在正史真實記錄受阻時,民間野史便會出來承擔歷史存真的職責。當朝的皇帝雖一再警告、查禁,可是總不能斬革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統治者做了壞事,要瞞,是瞞不了的;要燒,是燒不光的。「流芳」呢?還是「遺臭」?歷史總不會放過他。提倡寫「直筆」的孔夫子,當他竟也騙人,寫了「曲筆」的時候,歷史上,也留下他的記錄。歷史是不講感情的,講感情便不是真歷史。歷史只講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斷的、千方百計的記載它的真相。古往今來,許多壞蛋們想逃過歷史、改變歷史,可是他們全部失敗了。歷史是一個話匣子,壞蛋們怕人說話,可是歷史卻說個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但他撰寫《史記》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這是漢武帝以及他所寵信的將相所不能容忍的。據說武帝讀《史記》後,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制於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東漢學者衛宏在他的《漢書舊儀注》中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不過,司馬遷的遭遇也給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本朝史和當前的政治問題相關太緊密,對本朝史的評價,往往涉及到當時的政治問題,搞不好就從簡單的編史,變成政治鬥爭,因此,歷代王朝都不給本朝修史。於是,我們看到班固的《漢書》開始,就由後來史家寫前朝歷史——所謂「隔代修史」是也。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史家可以更公正,更客觀的記載前朝歷史,而不至於因為有性命之憂而不敢寫或胡亂寫。當然,弊端也有:因為隔代,所以很多歷史細節難免遺漏,而且,材料也只能依據前朝記錄。而那些記錄在涉及宮廷陰謀的記錄,由於政治的風險和史官的個人得失,往往語焉不詳,後世只能理斷而無實據。

總而言之,人的歷史正如張鳴先生所言「不大可能完全被權勢所操控,即便是歷史上文網最為嚴密的時期,也總有作惡的證據留下來,總有不怕死的會按自己的良心書寫歷史。俗話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欠得越久,利息就越高。」可是,現代中國仍有一些權勢人物似乎不明白這一點,自己還在台上時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縱容屬下為自己評功擺好。稍有史識者對此都報以冷笑:歷史畢竟不是你的家事,自有史家正本清源!國學大師錢穆有言: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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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力建 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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