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受冤時 為何寄希望於歷史？(組圖)

為什麼怕歷史？

慈禧大概是中國歷史最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了——她不有名言「誰要我一時不痛快，我叫他終生不痛快」麼？可就這樣一個所謂「毒辣、陰狠、自私、愚昧、貪鄙、舉天下以奉一人」的角色也有「四怕」：「天命」、「祖宗」、「鬼神」和「歷史」！為什麼歷史可怕？就是因為歷史存真——無論你生前如何花言巧語，如何愚弄百姓，如何粉飾自己，到歷史上都會清清楚楚將你還原，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所謂「蓋棺論定」是也。

不妨看看這「史」字的寫法：「史」字從「中」從「又（手）」。什麼意思？就是講史家的天職就是「秉中」，也就是態度中立：歷史是什麼就寫什麼，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不虛美、不隱惡」！

自古從日月星辰變化，直到內政外交，皇帝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史官的筆尖。不妨來看兩個例子：公元前606年，晉國的靈公，被作為正卿的執政趙盾的弟弟趙穿殺死了。晉國的史官叫董狐對此秉筆直書「趙盾弒其君。」趙盾急了，來商量：「董先生，你寫錯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趙穿殺了皇帝，你怎麼寫我呢？董狐說：」你是朝廷大員，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沒出國門；你回來了，又不追究凶手。你還脫得了干係嗎？殺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誰呢？」趙盾沒法，只好聽任董狐這樣寫。這個例子，說明自古史官不但獨立，還可以照史官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這事過了五十九年，齊國又發生了皇帝被殺事件。凶手是大臣崔抒。於是史官又來了，史官叫太史，他寫道：「崔紓弒莊公。」

崔紓可沒有趙盾那種好脾氣，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殺掉！可是，事情卻沒完。史官的弟弟來了，還是這樣寫：「崔紓弒莊公。」崔紓照章辦理，又殺了一個。可是，事情還沒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來了，又這樣寫：「崔紓弒莊公。」……直到殺到第五個，崔紓不氣了，泄氣了，他只好認輸，隨史官怎麼寫。！

藉是之故，才有所謂「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說法。孟子對此有這樣的說明：「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來，在春秋戰國時代，為迎合急功近利的各國國君發展需求，各種邪說紛紛登臺。法家，主張摒棄道德教育，而代之純粹的法治，以達到強國目標；縱橫家，主張以計謀策略來獲取成功。孔子有感於自己生在禮崩樂壞的亂世，不但國家四分五裂，禮治（以道德禮儀治國）也和政治漸漸分離。整個社會從上至下，為追求利益，不再顧念道德倫理，不擇手段。孔子作《春秋》，不單單是褒善貶惡，更是為經世者們的進退之用、寬猛之宜，是非之公，種種制事權衡，審度出一個標準。

後來的二十四史，均編寫專門記錄「循吏」、「酷吏」、「奸臣」、「忠義」、「烈女」、「孝友」的列傳。其意旨，是借鑒「「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社會一個公正評判善惡，正確樹立倫理的標準。公元六世紀北齊文宣帝高洋就向一個著名的史官魏收說：「我後代聲名，在於卿手。」又說：「好直筆，勿畏懼！我終不做魏太武誅史官。」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說話。

也不要以為這種對歷史的敬畏是封建意識，無產階級不會在乎。據劉少奇兒子劉源《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一文介紹：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劉一向順從毛，但此次竟「有些動感情」地頂了毛：「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見，就是劉少奇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怕歷史的，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於怕毛。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正是從「人相食」後，劉開始與毛分道揚鑣了。而毛澤東自己在去世前不久，也說過這樣的話：「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一是奪取全國政權，持異議的人甚少；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我們從中不難看出：毛對自己身後的歷史的評價，還是很在乎的。這讓人不禁想起劉少奇被打倒後說的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話的含義是：「我劉少奇的是非功過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說了算，而要由歷史由後人來評定。」彭德懷受冤屈時也寄希望於歷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書寫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訴，也是向歷史申訴——因為他已對那個奉老毛為神明的中央頗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聽到侄女悄聲說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來時，先是一愣，接著便欣然地笑了。

後來的歷史也證明了他的選擇：在現世中，毛是勝利者；而在歷史中，彭則是勝利者。從彭與毛的衝突中可以看出，中國政治人物是要過歷史關的，他們的較量是要從現世中延續到歷史中的，是要在歷史中決勝負的。

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在真實記載歷史過程中，除了正史外還有野史，在正史真實記錄受阻時，民間野史便會出來承擔歷史存真的職責。當朝的皇帝雖一再警告、查禁，可是總不能斬革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統治者做了壞事，要瞞，是瞞不了的；要燒，是燒不光的。「流芳」呢？還是「遺臭」？歷史總不會放過他。提倡寫「直筆」的孔夫子，當他竟也騙人，寫了「曲筆」的時候，歷史上，也留下他的記錄。歷史是不講感情的，講感情便不是真歷史。歷史只講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斷的、千方百計的記載它的真相。古往今來，許多壞蛋們想逃過歷史、改變歷史，可是他們全部失敗了。歷史是一個話匣子，壞蛋們怕人說話，可是歷史卻說個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但他撰寫《史記》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這是漢武帝以及他所寵信的將相所不能容忍的。據說武帝讀《史記》後，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制於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東漢學者衛宏在他的《漢書舊儀注》中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不過，司馬遷的遭遇也給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本朝史和當前的政治問題相關太緊密，對本朝史的評價，往往涉及到當時的政治問題，搞不好就從簡單的編史，變成政治鬥爭，因此，歷代王朝都不給本朝修史。於是，我們看到班固的《漢書》開始，就由後來史家寫前朝歷史——所謂「隔代修史」是也。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史家可以更公正，更客觀的記載前朝歷史，而不至於因為有性命之憂而不敢寫或胡亂寫。當然，弊端也有：因為隔代，所以很多歷史細節難免遺漏，而且，材料也只能依據前朝記錄。而那些記錄在涉及宮廷陰謀的記錄，由於政治的風險和史官的個人得失，往往語焉不詳，後世只能理斷而無實據。

總而言之，人的歷史正如張鳴先生所言「不大可能完全被權勢所操控，即便是歷史上文網最為嚴密的時期，也總有作惡的證據留下來，總有不怕死的會按自己的良心書寫歷史。俗話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欠得越久，利息就越高。」可是，現代中國仍有一些權勢人物似乎不明白這一點，自己還在台上時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縱容屬下為自己評功擺好。稍有史識者對此都報以冷笑：歷史畢竟不是你的家事，自有史家正本清源！國學大師錢穆有言：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