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傅斯年和中國言論界

「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這種力量。這當然非謂言論界本身的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的社會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總希望中國的言論界,能夠一天一天發揮更大的威力。我認為言論自由是要言論界自己去爭的,決不能期望政府來給言論界以‘言論自由’。言論界爭取‘言論自由’,自然要聯合起來爭,全體起來爭,但是在這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中,也得要有幾個硬骨頭的人物來領導一下。但是這種領導言論的責任,也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負得起來的,還要看這個人的學問識見及聲望地位如何。譬如抨擊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恐怕未必能引起這樣大的注意,甚至《大公報》或貴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寫了像傅先生那樣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許多困難了。我認為傅先生發表了這樣幾篇文章,言論界的風氣很可為之一變。假如中國能夠有十個‘傅孟真’,挺著胸脯說硬話,則中國的言論界也不至於像過去那樣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風氣也不至於像過去那樣太不像樣。我們實在希望中國言論界能多幾個‘傅孟真’,能這樣,風氣自然可以慢慢的改變過來。」[1]

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許金鏗」的上海讀者寫給《觀察》週刊編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為題發表在3月8日的《觀察》第二卷第二期「讀者投書」欄。55年後,我讀了還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紀評論》週刊第七期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炮轟行政院長宋子文,開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2]直言國民黨政治上的失敗。宋子文初上臺時,他曾寄予希望,還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以為他和孔祥熙不一樣。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傅斯年無法容忍孔宋這些「侵蝕國家的勢力」,他不願看到政府的垮臺,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須說出真話。他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進行批判,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就要跨了。」[3]

一個學者如此直截了當地抨擊政府首腦,在中國是罕見的,一文既出,「各地報章紛紛轉載,舉國注目」。據那天的胡適日記,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這樣聳動視聽的標題。

《世紀評論》是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經濟學家何廉1947年1月籌款創辦的,由留美政治學博士張純明主編,撰稿人包括蕭公權、吳景超、潘光旦、蔣廷黻、翁文灝等,他們批評時政,倡導民主,言論大膽,很快得到社會公認。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讚揚《世紀評論》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發表,「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並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裡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裡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4]將刊載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買一空」,《觀察》稱之為「頗有‘寓買於禁’的味道」。

一星期後,傅斯年在《世紀評論》第八期發表《宋子文的失敗》一文,直言:「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孔、宋)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卻也‘蕭規曹隨’。」他列舉事實指出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說到工商貸款,他痛心地說:「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惟有權門、霸戶、豪勢、或與這些人有關係的,才能得到貸款。」「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於私門,流於國外!」

儲安平在2月16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先生在參政會慷慨陳辭,主張清查宋、孔產業,舉國共鳴。國事如此,憂心如焚,頃聞先生將為《世紀評論》連寫兩文,促宋下臺,讜論一出,行見全國響應。不知先生擬寫之兩文中,能否分賜一篇惠交敝刊?」[5]3月1日,傅斯年在《觀察》週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第三篇檄文《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從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權門資本出發,條分縷析,將當時中國的狀況講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經濟學家,不過是直言無諱,說出了很多經濟學家不敢說的真相。這樣的文章今天不大讀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贅,多抄幾段:

他指出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的國家資本被「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

關於官僚資本,他一針見血地說:「於是乎小官僚資本託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託庇於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於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於他的官僚資本。為所欲為,愈受愈大。用著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為瞭解所謂SoundBusiness的,極膚淺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槍斃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並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裡,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卻有事實證明。……所以他如以我為侮辱,必須告我於法院,我很願對簿公庭。」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為「宋營」。「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於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真是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跨,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並且成了他的續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

「……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產,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他最後說:「這篇文字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一卷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

同一期《觀察》的「觀察文摘」欄即摘載了他在《世紀評論》首發的另兩文。儲安平在《編輯後記》中說:「傅孟真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國,這不是傅斯年一個人孤立的聲音,經濟學家馬寅初等硬骨頭的知識份子也一直在大聲疾呼,抨擊豪門資本,陳雲閣主持的重慶《世界日報》就發出過同樣的聲音,2月16日(即《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首發的第二天)刊出社評《罷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異曲同工,直接發出了罷免政府首腦的呼號——「總之從政治責任講,宋氏自任行政院以來,對大大小小的問題,不是無政策便是亂干蠻幹,以致措施乖方、貽害無窮。當前的金融風潮既已經威脅到整個國計民生,追究責任,宋氏萬難脫逃。從政治綱紀講,一國的行政院長,在客觀事實上如已表現出憑藉權勢以操縱市場,擾亂金融,壟斷工商,吞食國計的違法敗紀行徑,則除罷免其官職外,自可沒收其財產,懲治其罪尤。我們本此正義的認識,敢代表全國最大多數善良人民,籲請政府最高當局,當機立斷,迅採立法院與參政會的主張,立即罷免宋子文以謝國人。」[6]

順便說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慶《世界日報》還發表社評——「清算豪門的時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識份子說出了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心聲,從而成為感動了一個時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個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他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惟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傅斯年說:「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何廉回憶錄》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兼最高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席,蔣介石要他將戰後五年經濟建設綱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過這份綱要後竟然說:‘但這是用中文寫的。’他問我有沒有英譯本,我說沒有,他要我為他譯一份英文本」[7]。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黃金風潮中被迫辭職下臺,離《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不過半個月。儘管他的下臺無損於豪門資本的毫末,他繼續做他的「化國為私」的「宋營」事業。

莫道書生空議論,當年3月8日的《觀察》通訊《宋子文下臺前夕的南京》曾對「傅斯年在參政會和各刊物上抨擊孔宋的怒吼」大為讚許。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何廉也說過,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辭職「是有很大關係的」。自早年求學北大時創辦《新潮》、領導五四學生運動以來,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無意追逐權位,雖然並不是沒有機會入閣,但他始終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個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才能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他曾寫信給亦師亦友的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8]

好一個「永遠在野」,這是一個新型知識份子的自覺選擇。他所夢想的不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再是為「帝者師」,他尋求的不是權力,而是監督和制約權力,做社會的良知。誠如當年那位讀者寫給《觀察》編者的信中所言,一個傅斯年站出來也許沒有什麼,倘若有無數個傅斯年挺身而出,就會形成一個獨立的、有力量的言論界,使權勢集團懂得有所忌憚。

正是有了這樣的信念,難怪終其一生他只願擔任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議政而不從政。他知道,知識份子一旦離開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和研究機構這些新型的職業位置,將會一錢不值,成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對象。他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20世紀的「士」,是五四一代最傑出的代表之一。透過幾千年歷史的迷霧,他發現「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所以堅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學生領袖而學者、而大學校長,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五四一代優秀分子的群體選擇。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後來都沐浴過歐風美雨,飽受西方文明的滋潤,同時對自己苦難的民族懷有深厚的感情。雖然他們大部分走的是學術之路,但他們並不是枯守書齋之內、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迂腐學者,而是有著堅定的道德理想擔當,有著知識份子天然的社會責任感。在五四以後的30年間,在大時代起伏不定的波濤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

在1947年的言論界,傅斯年無疑是個執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張純明他們的《世紀評論》週刊不改動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報》無所顧忌地發表他的文章,如果沒有儲安平的《觀察》週刊一口氣刊載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論再大膽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響社會。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發表馬寅初《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的《文匯報》,如重慶《世界日報》等,正是他們共同構成了1947年中國的言論界,他們是那個黑暗歲月中的一道道閃電,他們書寫了民族言論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章節。時光流逝,我們愈加懷念那些知識份子和民間報刊,懷念那個早已消失了的言論界。

【註釋】
◎[1]以下引文未標明出處的均引自《觀察》第二卷影印本,長沙,岳麓書社,1999。
◎[2][3][8]《傅斯年選集》,334、339、2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7]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何廉回憶錄》,276、251頁,王文鈞、俞振基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5]《儲安平文集》,下冊,329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6]陳雲閣《重慶世界日報記實》,轉引自《新聞研究資料》(總第9輯),78頁,新華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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