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共產黨執政從來不得人心
相比較於上個世紀50年代席捲亞、非、拉的暴力革命，蘇東變革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在於其非暴力的、反烏托邦的特徵。除了羅馬尼亞之外，各國基本上採取了談判與協商的方法實現社會的和平過渡。其特點是運用大眾的壓力將台上的掌權者帶過來談判，它的高潮不是恐怖而是妥協。如果說從1789開始的革命的圖騰是斷頭臺，那麼1989年式革命的圖騰則是圓桌。以平緩絲滑、和平寬容為標誌的「天鵝絨革命」從此蜚聲國際，給人類變革提供了新的範式。
變革進程
以匈牙利為例，當我們將時間的指針重新，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副副歷史畫面：
1989年3月15日是匈牙利青年節，民間由31個政黨組織的活動聲勢浩大，呼籲為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蘇聯撤軍，反對一黨制，實行言論、新聞、宗教自由的發言接連不斷，最後全場一致通過把1956年匈牙利事件高潮的10月23日定為民族節日。這一次活動證明，社工黨（共產黨）的威信已降低到了極點。1989年5月底至6月中旬，匈牙利當局為被處死的前總理納吉平反，認為「納吉被處死是非法的，納吉事件是一個捏造的政治案件。」6月16日，舉行納吉等人重新安葬的盛大儀式，有25萬人出席。
6月10日，匈牙利三方圓桌會議進行。政治協商了近100天後達成協議，決定從6月13日起進行實質性政治會談。會議有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反對派組織以及各社會組織與運動三方參加，討論民主進程的原則與規則，以及如何克服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後來，三方又就專門問題進行了秘密討論，匈司法部長說他正在起草一部從一黨統治的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的新憲法。
7月11日至13日，美國總統布希訪問匈牙利並會見了其首腦。他說他保證支持像匈牙利這樣站在改革最前線的東歐國家。
11月26日的全民公投是匈牙利政治的分水嶺。它標誌著該國多黨政治的確立。投票結果贊成政黨組織退出一切基層單位，清查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財產，解散工人衛隊。 19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匈牙利舉行兩輪真正自由的國會選舉，民主派大勝，匈牙利民主論壇因得到42.75%的席位而組閣，安泰勒（Jozsef Antall）經大選當任首相，共產主義時代的喪鐘在匈牙利鳴響了。
一年左右的時間裏，匈牙利社會陡然之間發生巨變，從改革精神復甦到反對派逼宮再到執政黨放權，直至最後全民公投，整個過程幾乎沒有暴力流血，共產主義在逐步消失的同時，一個憲政國家開始取而代之。轟轟烈烈的喧囂背後卻給人有條不紊的感覺，彷彿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一樣，大家都在按寫好的劇本操練。這當然是後人站在歷史的結局上看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幻覺，歷史既不是上帝全憑興趣擲骰子，也不可能存在既定劇本或者某種必然規律，匈牙利之所以能夠如此快速平穩過渡，只能說變革轉型的多種因素彙集在一起，衝破所有阻礙，讓事情變得眾望所歸水到渠成。
蘇聯變革為直接原因
首先是蘇聯的變革放鬆了對東歐各國的管控，直接打開了變革的閥門。在蘇共28大上，蘇聯對東歐的政策開始改變，嚴格控制東歐的傳統被放棄。1987年《蘇聯外交通訊》刊登了戈爾巴喬夫的一篇講話。他說：「我們無權教導別人，蘇聯對盟國發號施令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一切事情必須由蘇共蓋章批准的做法已經結束。」蘇聯人的變革之風令東歐的民眾感到歡欣鼓舞，東歐的改革力量和民主勢力再次萌動起來，而且這一次蘇聯人的坦克再也不會出現了。
平反納吉和1956年事件成為爆發點
正是有了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新思維」，以人權、自由為旗幟引導改革，匈牙利人重新發現自己民族和改革的光芒，平反納吉和1956年事件成為扭轉整個輿論方向和精神氣場的核心事件。納吉.伊姆雷現在被匈牙利人視為先知，早在1956年便率先提出匈牙利必須實行「多黨制、外交中立、退出華約」三項原則。尤其在對待蘇聯經驗的問題上，納吉認為在完全不同的國內條件下「生硬模仿蘇聯的發展」是非常有害的，會給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發展「造成特別嚴重的困難」。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數十萬人以聲援波蘭抵制蘇聯干涉內政為名舉行示威遊行，提出匈牙利進行全面改革、納吉重新出任政府總理和蘇聯駐軍撤離匈牙利等要求。當晚，這場示威遊行演變成人民與當權者的武裝對抗。11月4日凌晨，蘇軍12個師的兵力向布達佩斯發起進攻，在軍事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第二次上臺執政的納吉向軍隊下達不抵抗的命令，自己帶領一批主要官員到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大使館避難。
1956年匈牙利人受到蘇聯人的殘酷鎮壓，事件持續期間有2000多人死亡，幾萬人受傷，經濟損失達200多億，而納吉最後也被判處死刑，這次超前的改革被無情扼殺。然而，任何關於改革的努力都不會白費，任何關於改革的鮮血都不會白流，1956年成為1989年的先聲，一直保留在匈牙利人的集體記憶中，只需要一個機會就能噴發所有的激情與悲傷。
1989年6月16日在布達佩斯舉行了為納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國葬」儀式。在這一天，像1956年為拉伊科舉行國葬一樣，30萬人參加了弔唁安葬活動，迫使匈牙利社工黨在道義層面上低頭，政府不得不堅決同過去的錯誤、同不止一次地違反憲法的政治決定劃清界限，同1956年以來的報復性措施劃清界限。
匈牙利共產黨執政從來不得人心
除了外部的和精神的原因，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共產黨在匈牙利的執政從來沒有深入人心也是最終變革的重要原因。
原本在二戰後初期，匈牙利組建了由各政黨派別參加的聯合政府，匈牙利共產黨只是眾多政黨中的一員。從1948年開始，到1953年，匈牙利經歷了 「東歐最強烈的斯大林化時期」。匈共在蘇聯的支持下，依靠栽贓陷害、秘密綁架等各種陰謀詭計獲取政權，至此，匈牙利由多黨聯合執政走向一黨獨大。取得極權之後的匈共開始照搬斯大林的統治方式：優先發展重工業，強迫農業集體化，用政治恐怖推行極權統治。許多人未經法院判決，就被隔離拘留，富裕市民及其家屬被遷出首都布達佩斯並沒收了他們的住宅和財產。在農村建立了類似黑名單的富農名單。「提高警惕性」成了主要的政治性要求。僅在1949年，匈牙利展開的清查「鐵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大規模清洗運動中，被捕被殺者竟有20萬人之多，匈牙利進入了歷史上的黑暗時期。這樣的暴政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是：基本食品和許多日用品憑票供應；經常調整勞動定額意味著降低工資，年年發行和平公債，實際上就是苛捐雜稅。1954年職工的實際收入比1949年下降20％。，人民怨聲載道，只是迫於政治恐怖才不敢進行反抗。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對斯大林發動的那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然襲擊，一下就粉碎了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神話。這在匈牙利引起了巨大震盪，人們要求清查歷史。然後是匈牙利事件以及蘇聯人的坦克。匈牙利共產黨對外傀儡、對內凶殘的面目自此暴露無遺。
之後匈牙利執政者為了緩解國內矛盾也開始了自我改革，於1968年1月1日開始推出第一次經濟改革。改革方案包括：努力把中央計畫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取消命令式的指令性計畫；促進企業自主，並逐步引入市場價格和盈利獎勵措施。但意識形態方面的阻力和一成不變的政治格局與官僚機構阻礙了改革的進行。由於共產黨集團中保守勢力的攻擊，形勢進一步惡化。到1972—1974年，經濟改革的進程終於停了下來。到80年代，經濟改革的浪潮重新掀起，這次改革的內容包括價格改革——把國內市場的價格與國際市場的價格聯繫起來，新頒布的各類企業破產法，雙軌制的銀行體系即一家中央銀行和多家商業銀行，以及一部新制訂的公司法。但到了80年代的後5年，執政集團意識到，簡單地改良原有的體系，政治體系中缺乏變化。改革不可能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沒有聯繫起來。即使企業宣布了自治，也無法在經濟思維和生產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絕大多數經濟政策決策還是根據短期的政治目的而制訂的，而且受到了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制約。暴力統治讓匈共人心盡失，單項改革同樣只能苟延饞喘。因此，徹底變革勢在必行。
1989年3月在重葬納吉的葬禮上，一位匈牙利大學生慷慨激昂地說：「如果我們能夠相信我們靈魂和力量，我們就能夠終結共產黨專制；假如我們有足夠的決心，我們就能迫使共產黨讓它自已參與自由競選；假使我們沒有喪失1956年的精神之光，那麼，我們就能夠選出一個政府，立即開始談判，讓蘇軍和平地撤離。」25萬人群爆發出巨大的喝采，而且整個葬禮過程被電視直播，預示著一個舊的制度和政權必然被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