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死不要臉」的無畏和無恥
新加坡國立大學終身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哲學博士、訪問學者石毓智，曾經在武漢大學作了題為「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的講座，批判當今的中國教育就是「死要面子」，老師、家長、學校對學生的期許霸佔了一切，最佳的代表語就是：「今天我以學校為榮，明日學校以我為榮」。
應該說，石毓智「死要面子」的論述直接揭示出了中國教育的弊病所在。也正是因為這個「死要面子」，才讓原本是多彩的、濕潤的、幸福的、完整的教育走進了功利主義的怪圈，將學校變成了一個大大的生產車間，將教師變成了工人，將學生變成了產品甚至是道具。然而對於踉蹌而行、飽受詬病的中國教育來說，除了這個「死要面子」以外，「死不要臉」現象更應值得重視而不可小覷。
現像一：為了臉面使勁折騰，結果卻丟了臉面該怪誰？。總是害怕跟不上時代的潮流，總是擔心別人說改革的力度不夠大，於是便在「教育改革」的不斷折騰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罷我登臺」的形式主義和花樣翻新。而在這其間，基層的教育工作在從聲名遠播的洋思經驗到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從蔡林森的高效課堂到到魏書生的六步教學法、從「探究性學習」到「有效教學」、從「特色課堂」到「五分鐘課堂」、從「分槽餵養」到小組合作學習等等琳琅滿目、目不暇接的學習與借鑒中，陷入了「丟了鞋子找不著路子」的困窘與尷尬。而當我們深入到學校的課堂教學實際去看時，我們卻發現，教師其實還是那些教師，學生其實還是那些學生，課堂還是那個課堂；唯一不同的是，教師越來越不像教師，學生越來越不像學生，課堂也越來越不像課堂了……
現像二：打著學術的旗號搞詐騙，沒錢難道就不是好教師？教育的天職就是「教書育人」，本無關科研。可某些地方卻偏偏出臺了諸多的規定，評高級教師或者教授等，是必須要有發表的論文或者成果的。於是在教師胡亂拼湊、抄襲摘錄的熱鬧非凡中，各學術刊物也趁火打劫，規定可以在其刊物上發表文章，但發表人必須出版面費，金額從400元到幾萬元不等。無論你的論文寫得如何，也不管你的作品是否原創，只要有關係加之有錢，就可以照登不誤。而到了職稱評審時，好不容易獲得了一個「夠條件」教師，又遭遇到了「必須得有淘汰」的評審規則。既然誰有關係、誰送禮就讓誰過關，誰無人無錢就被刷掉，那麼不跑不送豈不成了不明事理的傻蛋了?
現像三：掩人耳目玩「貓膩」，教師為何不如「妓女」？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曾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批判中國的教育者，他說「我們沒有理由尊重他們，因為他們既不為人師表又不教書育人，實際只是在教育崗位上發自己的財！」。一邊是從國家到地方有關部門的禁令不斷、雷聲震天，一邊是教師對治理教育亂收費進行公然反抗、「補課」熱火朝天，而且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讓學生、家長簽字證明自己是自願的；明明是教師組織學生集體預訂的教輔資料，到頭來學生不得不說是自己在大街或書店裡買的。而到學校評價教師時，學生又被打了招呼：「測評的時候給老師打分高點啊！」為了評個班長，家長有時候時要破點血本的，中考或高考時，老師更是「關愛」有佳，不是積極傳授作弊的訣竅，就是動用所有關係爭取指標；學生好歹十年寒窗苦讀終於撈得了一個大學生的名分，最終希望卻成為了泡沫，苦於工作無著落而不得不浪蕩街頭......
現象四：拿著文件規定當作為，相關部門因何心明眼瞎？關於減負的問題，教育部20多年連續下發了30多個文件依然未能「減」下來，許多教育主管部門對補課與亂收費的現象往往是或一罰了之，或避重就輕，或乾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放任自流，甚至就連教育廳門前的學校補課也沒有人查沒有人問，這難道不是「補課之風仍然強勁、學生負擔愈減愈重」的根源所在嗎？「國家明令禁止的東西，就絕對不能允許為之。對公然違抗的，就必須予以嚴厲的懲處，不僅不能使其佔到便宜，而且必須使其付出代價這樣才能以儆傚尤，禁而方止。」可中國的教育管理特色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民不告官不究」，如此心明眼瞎的管理特色，何以能夠杜絕「鼠兒在貓鬚子底下玩把戲」的鬧劇與醜聞上演？
現象五：校長隊伍亂象叢生，領跑教育者啥德行？在這個「一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的口號喊得是震天動地的時代裡，筆者不敢說所有的校長都是庸庸碌碌之輩，但放眼中國的基礎教育，筆者敢問：有幾個校長是具有學者風度、專家水準、大家風範的？有幾個校長是真正有品行有學識且一心一意想把教育辦好的人？每每校長的任命，有幾個不是按照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通過請客送禮、現金交易獲得校長的寶座的？他們除了會場、酒場、關係場，平常都在忙些什麼？他們除了追求個人權力和利益，他們還有更高遠的追求嗎？更為可笑的是，有些校長把自己看作是學校的權威、權貴的象徵，甚至把自己能和學生來一次「共進晚餐」作為對學生天大的恩賜——無怪乎不少教師已經淪陷了師德，甚至出現了拉關係、搞鬥爭的齷齪；無怪乎現今學生「拼爹」成風、以「官」為榮，教育事業由這些「死不要臉」的人來「統領」，豈能不蠅營狗苟、污濁不堪？
現象六：錯把學生當道具，中國人的「奴性」咋煉成？應付上級領導的衛生大檢查，學校趕緊發動全校師生大掃除；為迎接某一級重點中學驗收，要求學生捐出幾本書給學校圖書館以充數；為對付減負工作領導小組的督查，教務處立馬將六天的日課表改成五天的，並責令班主任要求學生用統一的口徑回答督查組的提問；再就是為取悅台上領導，教學生三番五次練習鼓掌，哪怕學生一百個不情願，哪怕手掌鼓得又紅又疼也在所不惜。如此這般下來，奴性因子豈能不深深植根於學生年幼的心中，豈能不從小就練就一身曲己阿人、奉承拍馬的本領？按照魯迅先生的邏輯，這種做戲又與俄國的「虛無黨」大不同，人家的是「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這樣的教育與陶行知先生倡導的「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真人教育觀相距何啻霄壤！
一方面是「死要面子」的虛華與浮躁，一方面是「死不要臉」的無畏和無恥。這樣的教育，哪裡還有靈魂和真諦？又如何能夠撐起中國的明天和未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