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閱卷」有感

‘2012年6月25日,楊松霖發表了一篇有關高考語文閱卷的文章:

今天,多家媒體披露,高考的語文閱卷老師每天要閱讀超過280篇作文,老師們每天都要靠眼藥水來潤眼。媒體高度一致地認為閱卷工作非常辛苦。確實沒錯,閱卷老師們很辛苦。不過,我們是否更應同情參加高考的年輕人——他們的前程是否正在被「草菅」著呢?想想看,假如一個閱卷老師按照法定的正常工作時間——每天8小時計算,那麼280篇作為分攤到8個小時裡,一個小時是35篇作文,一個小時60分鐘,一篇作文僅有1.71分鐘,即不到103秒。’

無論是有幸上大學的,還是與大學失之交臂的,都知道在中國的教育制度下,一個人的命運可能是「一考定終身」的。還記得1978年夏天我參加高考的情景,然而看了楊文,我不知道自己當年是怎麼考取大學的。

先父是抗戰前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唐文治的弟子,抗戰時曾任復旦大學文書主任,後任中央銀行文書主任,專為孔祥熙捉刀寫應酬文字,如賀幛、壽屏、輓聯等,有「輓聯專員」之稱。1949年父親被貶,到中學當語文教師,一直到1960年代初,陳望道提名調父親去參加編輯辭海,方離開中學。1950年代的中學語文教材政治氣氛極濃,收了許多革命作家的作品,如賀敬之的《回延安》和周立波(不是如今講上海清口的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革命文學作品。父親是個鑽故紙堆的舊文人,跟不上革命形勢,難免感到懷才不遇,學非所用。

即便如此,父親對教師的工作還是兢兢業業,天天熬夜為學生改作文,把眼睛熬得通紅,往往還吃力不討好,極少得到學生的好評。有一天,一個平時不喜歡上語文課的學生突然到辦公室,向父親鞠躬道歉,父親甚為詫異,何以也?問下來才知道,那個學生的家長詢問女兒的學習情況,女兒說最不喜歡語文課,因為老師太嚴格,一味吹毛求疵,專挑語病、錯別字和標點符號,還要為每個錯別字罰學生寫十遍。家長遂叫女兒把作文本給他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作文本被父親的紅筆批改得密密麻麻。那位家長嘆道:「這麼負責的老師,到哪兒去找?你還說不好,真不知道你們的老師夜裡睡不睡覺。」家長批評了女兒之後,叫女兒一定要向父親道歉,於是便有了前面道歉的那一幕。

父親好為人師,有教無類。我在北京有一個遠房的表弟,當年是個頑童,不喜歡唸書。有一年父親到北京去,與表弟交上了朋友,並讓表弟給他寫信。表弟真的寫了一封信到上海,未幾便收到父親的回信,蠅頭小楷的毛筆字寫了有三四張紙,同時還將批改過的信附回,表弟看後佩服之至,從此,對學習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像那樣與父親忘年交的筆友,據我所知至少有好幾十個。

去年在北京見到那個表弟,他繪聲繪色地講了他的感想:「那時候我還小,光聽我爺爺說胡邦彥學問好,也不知道他是咱家哪門子親戚。要真是錯別字也就算了,有的字根本就沒錯,你爸說我筆劃的順序錯了。他用數字把筆劃順序編上號,一邊錯的,另一邊對的。這也就奇了怪了,你爸根本沒看見我寫字,他怎麼知道我先寫的哪一筆,後寫的哪一筆?嗨,你還別說,他猜的全都對,我還真就是那麼寫的,他愣是看我那一筆一劃運筆的方向給判斷出來的。」

我考大學前曾在長春拖拉機廠的子弟中學教過英文,大學畢業後又在雲南民族學院教過英文,後來到美國留學還當過助教,深知批改學生作業和考卷的責任重大。因為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而潛移默化,從來不敢掉以輕心。

反觀如今的高考語文閱卷,即使揮汗的老師們在八小時裡全神貫注,既不吃喝拉撒,也不休息,每篇作文平均還不到兩分鐘,實在是匪夷所思。難道現在的老師都是超人,個個都是一目十行不成?

語言是不斷發展的,現在的上海話裡有「掏漿糊」之說,百度百科定義為「意指某人打馬虎眼,敷衍別人。也可形容某人善於做並不能解決實際情況、濫竽充數的事情。」用「掏漿糊」來描繪現在閱卷的神速,真是量身定做,恰如其分。若是上綱上線,這種不負責任的現象便是「草菅人命」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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