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教制度：搬動桌子的代價
從法律技術來說，勞教制度的弊病主要被認為是無法律依據剝奪人身自由、警察裁量權過大、變相規避刑事偵查義務、牴觸國際人權公約等，但從起源來看，勞教制度正處在「黨-國不分」和「（行）政-（立）法不分」兩條線索的交匯點上，是這一雙重病灶的產物。
勞動教養：一張待搬動的桌子
1923年，在題為「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中，魯迅先生發出這樣的感慨：「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九十年後，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進入「攻堅期」，諸多領域進展艱難，甚至出現倒退現象，「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的感慨也反覆被人提及。而涉及到人身自由的制度改革更加讓人唏噓，因為它涉及到觸目驚心的雙重代價：不僅搬動桌子要流血，而且在搬動桌子之前，已經有人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慘重代價。
在這場伸張民權的進程中，2003年因「孫志剛事件」而導致的廢除收容審查制度，如今看來更像是一次出乎意料的躍進，朝野互動事成之快讓人欣喜。儘管2003年被定義為「民權運動元年」，然而躍進之後，也埋下整肅媒體（程益中、喻華峰）和打壓律師（滕彪、許志永）的秋後算賬伏筆，「民權運動」尚未形成沛然莫御之勢。
十年之間，法學界一次次試圖推動廢除遠比收容審查更為惡劣的勞動教養制度，卻進展寥寥。2007年，經濟學家茅於軾、律師李方平等69位學者和法律界人士發表公開信，呼籲廢除勞教制度。2008年，全國人大代表馬克寧正式提交建議呼籲廢除勞教。同年，學者範亞峰在網際網路發表公開信。2010年，學者於建嶸主持研討推動修法。近年來，中國社會目睹了「方竹筍案」等一系列勞教案件，卻無法推進實質性的變革。新近曝光的「唐慧案」，以其駭人聽聞的遭遇，激起了公眾的廣泛同情，再次將勞教制度的合法性推向風口浪尖。反對者期待，「唐慧案」能夠成為廢除勞教制度新的契機。
在物議洶洶之中，勞教制度真正的操盤者——警察權力——實際上並不走上前臺參與辯論，它在國家權力結構中如何同其他機構博弈，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為人所知。而在公眾一面倒的同情中，也很少有人願意逆勢而上為勞教辯護。即便作為官媒子報代言人，《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也在微博中承認，「不經法庭審判就剝奪公民的自由，這的確與中國社會日漸開放、民主，以及依法治國的大趨勢背道而馳」。
但作為標誌性的糾結姿態，胡錫進既承認勞教是「不經法庭審判剝奪公民自由」，又反對「給勞教扣違憲的帽子」，彷彿二者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回事，他以建言姿態稱，「希望官方認真回應輿論的質疑，調研勞教制度的現實利害。如果要保留，說明為什麼要保留。如果應當取締，則早取締比晚取締主動」，這番不痛不痒的中立建議激起了網民的不滿，儘管他本人否認這是「騎牆」姿態，稱之為「看中國起碼的高度和全面性」。
不僅是法律技術問題，更是管治思路問題
從法律技術來說，勞教制度的弊病主要被認為是無法律依據剝奪人身自由、警察裁量權過大、變相規避刑事偵查義務、牴觸國際人權公約等，但從起源來看，勞教制度正處在「黨-國不分」和「（行）政-（立）法不分」兩條線索的交匯點上，是這一雙重病灶的產物。
中國大陸的勞教制度發端於1950年代「肅反」運動。1955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第六條提到「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給與一定的工資。」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黨的意志初步轉化為國家意志，國務院發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極為含混的文字確立了這一制度，導致了適用過程中嚴重擴大化。直到1979年，國務院才發布《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了勞教期限，1982年頒布《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確立了由行政權力主導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制度。1980年迄今，勞教制度政出多門，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公安部都曾發文涉及。而人大有意起草的《違法行為矯正教育法》至今未見蹤影。
中共建政初期，對勞動教養的需求兼有雙重因素：一方面從現實考慮出發，國家百廢待興、需要清除潛在不安定因素，同時大量補充勞動力；另一方面從意識形態出發，企圖通過強制勞動來改造人性，從而「強制自由」。和教師一樣，勞教警察也曾被司法部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在「黨在國上」的前提下，行政與立法的區別就顯得並不特別重要。由於司法機構長期孱弱，勞教制度作為社會管治的工具，與司法審判並行存在長達近六十年之久。當司法分支逐漸發育成熟，甚至宣布「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之後，勞教制度依然演化為一個怪胎留存下來。這種局面的出現，本質上仍然是「黨-國不分」和「（行）政-（立）法不分」兩種因素繼續殘存的必然結果。前者體現在政法委的維穩主導角色上，後者體現在公安機關在政法系統發言權畸重方面。
此外，由於司法技藝的發展不均衡，尤其是維權律師群體的崛起和壯大，從反面凸顯出勞動教養制度的兩難境地。近期的貴陽黎慶洪案表明，如果案件進入司法審判程序，維權律師的據理力爭將導致社會關注度提高，刑訊逼供、枉法裁判的外部壓力和成本更大，雖然在各地政法委主導之下仍然可以確保案件過關，但在此過程中的示眾效應，也將導致司法公信力的流失，長遠來看導致「維穩」難度增加。司法途徑阻力越大，公安機關就越有意願通過勞教來規避風險。
當下中國大陸法院系統的工作接近滿負荷，導致它很難有意願和精力去爭取勞教領域中原本應屬於自己的權力，而層出不窮的社會管治危機，又使得警察權力握有大量籌碼，將勞教制度作為「自留地」，不會輕易拱手讓人。和勞教不同，收容審查更多涉及民生問題，一旦激起眾怒，執政者可以當機立斷、切割止損，而勞動教養則觸及到統治合法性問題。用學者於建嶸引用來信的話說，很大程度上，勞教制度現在成為了當權者打壓「不聽話者」的一種手段。對於執政者而言，需要的究竟是一個承擔罵名、但順手好用的行政工具，還是一個符合潮流、卻未必總聽使喚的司法工具？換句話說，如果廢除了勞教制度，有什麼可靠高效的手段，來擺平原本上不得司法台面的人與事？
回到當年魯迅先生的演講，在表達「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後」， 他表達了悲欣交織的迷惘：「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同樣，當今中國社會最深切的不安全感也來自於類似境遇：我們目睹方向相反的趨勢正在各自前進，空間日益逼仄，但最終將在何時何地匯合，我們也不能確切地知道。作為法律面紗的勞教制度，當然並非堅不可摧，但它背後的管治思路及其危機，卻是比單純「廢法」更為深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