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官賣官為什麼在中國大行其道？
最近買官賣官的新聞很多，北京的王先生，為兩個朋友買官，與騙子約定價格達800萬元之巨，且已經成交600萬元。如此捨得血本，朋友似乎也當得真夠鐵，但他又何以有如此大的動力，卻不能不問。這些錢是墊付性質，然後要由受益者官職到手後清償，還是受益者官職到手後定要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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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慨的是，報導說這位受騙的王先生「替兩個朋友買官被騙，直到案發也不說朋友到底是誰」，法院開庭時王先生沒有現身，「據知情人分析，王先生打算一人扛了，把買官的朋友說出來沒有意義，私下裡怎麼給錢也與本案無關」。就騙案審理來說，為誰買官確實無關，但就官場清白來說，騙案實際上又無異於一個舉報。
網路真是個好東西，有網民非要刨根問底，因為《新京報》和《京華時報》，在同一內容的兩篇報導中，都有「2011年1月，廳長調到了某部委任職，且副教授也沒有升遷」這樣的話語。換句話說，也就是因為有了「遼寧省、趙廳長、某部委、年齡、時間」等關鍵詞，讓500萬買副省長的王先生的朋友廳長已經浮出水面，進入了人們的視線。
這個廳長是誰呢？有網民直指遼寧省科學技術廳原廳長、黨組書記，現任科學技術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主任、黨委書記兼中國技術市場管理促進中心、科學技術部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趙明鵬。
其實，這樣的新聞一直都沒斷過線，劉卓志，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原盟委書記，在任期間，他86次收受賄賂817.036萬元，其中賣官收入佔了大部分，法院認定證據表明他賣官共13次，賣官價目表中最高金額65萬元。
還未受審的山東省副省長黃勝自從2001年接任德州市委書記後，德州官員們發現單純靠政績很難得到提拔了，得靠送錢，德州的官位差不多都是明碼標價了。
此前，原廣東茂名市公安局長倪俊雄、化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黃鴻以行賄、受賄罪分別被輕判有期徒刑15年和13年，理由是他們積極退還了巨額贓款。他們主要的贓款都來自公安系統內部，「賣出去」的職位上至縣級市公安局局長、區公安局局長，下到副科長等。
有人認為現在官員買官賣官，肯定屬於動了歪心思的，但實際上，現在買官賣官已成為官場的常態，不僅黨政部門普遍存在，在軍隊武警隊伍之中也見怪不怪！
買官賣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很少見，九十年代隨著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財富暴增，官的價碼才漸漸公開化，因為選拔官員並沒有一個量化的標準，黑箱操作的方式讓買官賣官大行其道，這不僅僅是執政者的恥辱，也是整個體制和全民的悲哀。
買官賣官在舊中國比現在要透明許多。以清朝為例，國庫空了，皇帝就要賣官。賣官的錢，理論上都交到了吏部，最後歸到國庫。但歷朝歷代，人們是看不起這些捐官的，總覺得捐官通過買賣上任後，肯定要連本帶利一起撈回。
現在買官賣官錢都進了官員私人的腰包，而買官上任後更要變本加利的通過貪腐來瘋狂斂財，過去買官賣官，多少還有點藉口，而現在完全變成了主管官員自我牟利的一種勾當。
自古以來，吏治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現在買官賣官之所以氾濫成災，關鍵是現在的官員選拔制度出了大問題，官員的選拔任用，據說有一套完備細緻甚至堪稱嚴格的工作程序，包括民主推薦、組織推薦、考察、討論、決定、依法推薦提名和民主協商直到任職。但在這個所謂完備的流程中，只有大權在握的一二把手才能決定官員的升遷，收不收錢全在於官員的個人喜好。
正是這種弱不禁風的選拔和監管機制，才使得官場買官賣官成為一種常態，大凡花錢買官的官員，又會以幾乎相同的手法，向下級官員繼續轉賣官位抑或瘋狂搜刮民財，並以快捷的方式收回買官「成本」。所謂完備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在官場早已被視之為無物，官場的價值觀和善惡觀嚴重扭曲，對執政黨抑或是對全社會都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在人民群眾中更是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一個正常社會，官位的補缺本應該通過各種考核及多層關卡公平競爭，可是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官場任人唯賢的選拔機制被萬能的金錢所徹底摧毀，官員的選拔變成了簡單有效的權錢交易，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買官賣官僅僅只是幾例個案，真正的大魚都還隱藏在深水中。權力一旦墮落成為謀取私利的斂財工具，就意味著權力在自掘墳墓。一個缺乏有效監督和約束的政權，最終會導致絕對的腐敗也必然會導致絕對的滅亡。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