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薄熙來可能的結局 重判谷制服薄
原標題：薄熙來可能的結局
編者按：本文指出，薄案將有黨內與司法的不同處理，薄不入獄也將軟禁，失去自由。習近平接班的地雷已被拆除。
薄熙來事件，從二月六日王立軍私闖成都美領館案發，迄今半年來相關的消息議論無日無之，不僅涉及薄家的謀殺、貪腐，更牽連中共高層權力鬥爭與政治傾向，問題既廣且深，其震撼力為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所僅見。
一個爆破性的大新聞，在沒有透明度的極權制度底下，官方的正式消息便顯得格外重要。當局對薄案只有兩次宣布：三月十五日，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四月十日免去薄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對薄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薄妻谷開來與勤務員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罪，移交司法機關。
薄雙規以來，近四個月沒有官方消息，評薄的「拖延論」盛傳：薄案判不下來，甚至要放在十八大之後，因為薄已被「打倒」。
處理薄熙來的「切割論」
七月二十六日新華社報導打破悶局：當局已正式對谷開來及張曉軍提起公訴，將在合肥中級法院開庭審案。於是主流評論變為「切割論」：先判谷開來的謀殺案。此案不涉薄，薄將得以從輕發落。理由是判薄涉及政治路線與權力之爭，複雜而艱鉅，甚至貪腐問題也難以下手，高層人人不乾淨，家族經濟問題纍纍。
切割有方，最大先例是毛澤東。江青是禍國殃民的大反革命，明明是後臺的毛，卻安然無恙，毫無鞭屍之虞。在一黨遮天的國度裡，他們指鹿為馬的能力從未動搖。據說九常委間已有一條互不侵犯的潛規則，一入常就萬無一失，鄧有遺訓：後繼無強人，常委要集體領導，若打起來，頭破血流事小，黨的分裂事大。這也是胡習兩班子最害怕薄入常的原因之一。
因此，前後兩次發布都咬死谷開來是「故意殺人」，這是謀殺罪，可以判死刑。但就如江青主謀致死無數人而不必償命，賴昌星被朱鎔基定性殺幾次皆可，也以無期徒刑結案。谷開來絕對是已發免死護照，不會上斷頭臺。至於是死緩、無期還是二十年都不重要了。
關鍵還是在如何辦薄天王？傳薄和劉源、習近平是八十年代三名重點培養接班人。劉因涉殺父之仇，格外高調忠黨，但升到省級就被換跑道，入警界進而軍界，人緣雖好，政治局未進便罹癌症（據說晉升此級，中央要作嚴格體檢）。習近平憑埋頭拉車，不惹事的功夫，步步高陞，終於拿到中南海的金鑰匙。
其實，三人賽跑，薄憑背景、能耐都高於劉與習。薄心高氣盛，猶如當年陳良宇瞧不起胡溫一樣，決心據守山城，做個樣板以昭天下，若不是「用人失察」，王立軍壞了大計，薄已收買人心，贏得國際觀瞻，各國政要訪華都要去重慶看看。代表太子黨挂帥，非他莫屬。
處置薄熙來，很可能在下一個中央全會，即在北戴河分權後，八九月之交的七中全會。預測這個處理，也許是當今最難的政治試題。如果海伍德之死可以和他撇清，其他命案也與他無直接關聯，那麼，薄案就無異於陳希同、陳良宇案的翻版。現在北陳已在「眾口爍金難爍真」，南陳翻案也不無可能。薄家「六十億美金」之說，中紀委可以座實嗎？「嚴重違紀」四字千鈞，違紀早已是貪污腐敗的代義詞，沒有多少億，多少二奶，如何違紀？
以重判谷開來制服薄熙來
更何況切割論和半年來一個中心論點相悖——從權力場、從戰略上考量，搞掉薄熙來是為了保障習近平順利接班，掌權十年。江胡兩代有共識：對薄不放心。因此，當務之急是防止薄十八大入常。否則薄入常後隨時可以取習而代之。甚至認為，倒薄一不做二不休，非置之死地不可。打而不死，他隨時可以捲土重來，反攻倒算，胡溫也不得好死。
從薄的鐵腕打黑來看，此說不似誇張。共產黨對「野心家」的防範，歷來不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這個系列，無論怎樣左瞧右看，他們都沒有野心家氣質，都是不折騰、毫無創意的庸夫俗子，循規蹈矩的馴服工具。
因此，邏輯的評估，薄不可能和伍海德命案完全切割。事實上，薄至少是個知情人，那麼，案發後，企圖隱瞞，不報中央，就是一大違紀。換言之，谷開來定得越重，越有利於制服薄，對薄不利。然後，再加兩個貪腐、打黑的配菜，辦薄之案，功成矣。處理的輕重則和二陳先例不分上下，或者輕一點，亦無妨。重要的是清除出黨，不能拖過十八大。
司法處分則可以拖一拖。可以預期的是，薄未來若不入獄，也免不了軟禁。那是顯示人治智慧和威懾力量的傳統方式，不僅薄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他將失去自由。這樣的先例很多，從趙紫陽、劉曉波到高智晟這樣的基層維權人士，當局認定具「危險性」，便可以採取各種法外的手段壓服之，薄熙來無疑具有這種危險性與威脅性，一黨專政豈可放過他？
從中紀委重拳出手的罷官處理，可知薄已經釘死在專政的牆上，他不可能翻案，也沒有負責人有勇氣給他翻案，他欲利用甚至領導的這個黨已經拋棄了他。在審判陳希同的法庭上，陳最後高呼：「我還有話要說！」不可一世的北京市長、政治局委員立即被押走，長達十七年，沒有他的聲音。薄熙來面對「末日審判」時，會不會比陳希同更幸運？
習近平接班的這顆地雷無疑已被掃除。十八大他可以黃袍加身，不必擔心夜長夢多。
常委「七改九」是必然趨勢
這裡僅就近期一個熱門話題略陳鄙見：政治局常委的人數。現常委為九人。中共在鄧時代基本上為七人或五人。八九年「六四」後，江時代為七人（即十四大、十五大），自二○○二年起，胡錦濤當政增為九人。
常委會是中共一黨制的權力最高層，統馭全國的內外政策，被網民稱為「九皇」。雖然憲法並未授予這樣的絕對權力，但中共唯我獨霸，不容非議。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十六大當時的說法是，七改九，是因為權力分配擺不平，不如增加席位以求制衡。今天的說法則是，鑒於薄熙來、周永康可能結盟的潛在威脅，必須將政法委趕出常委，縮小編製後也不會有更多的競爭，以強化習近平的權力集中。
這種「弱勢思維」，是唯權主義的模式。弱主上臺，當然有排斥異己的傾向，但是，從政治管理學的角度來看，七改九乃是一種必然趨勢。共產黨既要壟斷權力，這樣大一個國家，面對如此日新月異的內政外交的挑戰，而中共新一代接班人的素質公認不濟（「知青治國」已成為大陸的敏感詞！）即使如毛周鄧一代強人管治也多有誤國（毛不必說，鄧打橋牌失職釀成河南潰壩死人二十萬是典型一例）。
擺脫權力崇拜模式去看待中共常委體制的改變，應該是一個理性的取向。
實際上，現常委會並非智庫型參謀總部，而是一個分工負責、各管一方的寡頭決策班子，傳九人各有高度獨立的決策權。並無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可言，中共常委會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實體，應該集思廣益。
那種權力高度集中的統治理論早已過時，而且在中國的實踐已徹底失敗，如果中共有意在黨內實行改革嘗試，常委班子的科學、專業和問責制，是不容迴避的選擇。六四事件後，鄧從抗拒三權分立角度指定了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的權威體制，這是政治上的明顯倒退。八十年代的黨政軍大權一直是分立的，卻被誤認為是引發自由化的體制原因。
結論是，常委九人優勝於七人。除非權迷心竅，相信十八大常委不會倒退到七人制。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香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