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梁慕嫻《我與香港地下黨》(圖)
「香港林道靜」之「剔骨還父」



梁慕嫻

一九五九年炎熱的夏天,香港修頓球場附近的馬路上車水馬龍,街上行人熙來攘往。一名身上穿著淺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的少女,換了幾次電車,施施然地來到一家不起眼的餐廳。半個多世紀以後,已是年邁的老婦人的她,在回憶文章中如此寫道:「這也是我最喜歡的旗袍。如果再加上一條白色長圍巾,就像極了小說《青春之歌》的女主角林道靜的形象了。」她,確實可以稱為「香港林道靜」。
她,名叫梁慕嫻,當時剛剛從香港香島中學畢業,受共產主義理想的吸引,加入了共青團及共產黨,這是她第一次奉命與地下黨的同志接頭,而這身裁剪得體的旗袍,正是這次接頭的暗號。從這一天開始,她十多年最美好的青春歲月,都打上了深深的紅色烙印。雨打風吹之後,昔日的紅色變成了醜陋的灰色。

對於一般人來說,回憶起浪漫的青春時代,滋味大都是甜蜜的;但對於梁慕嫻來說,她的回憶卻無比痛楚。愛因斯坦說過:「三十歲之前不相信共產主義,可謂沒有良心;三十歲之後仍然相信共產主義,可謂沒有智慧。」可見,人在年輕的時候多半會經歷一個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蠱惑的階段,這並非一樁天大的罪過。但是,梁慕嫻對過去的地下黨生涯卻有刻骨銘心之痛,她不能假裝那一切不曾發生過,更不願將那段歷史帶入彼岸世界。於是,她寫出了《我與香港共產黨》這本書。梁慕嫻的好友、香港資深政論家許行如此評論說:「年輕時信仰共產主義,加入共產黨之後,逐漸瞭解到它的謬誤和黑暗,終於脫離它,批判它,這種情形相當普遍,是一種時代現象。我不知道一般脫黨者的心情如何,但我知道梁慕嫻是非常痛苦和內疚的,她將過去參加共產黨香港地下黨當作一種原罪,不只反省,而且懺悔。」

一失足成千古恨,反戈一擊奔自由

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在長達十二年的時間裏,梁慕嫻一直擔任由地下黨控制的重要社團「學友社」的主席。近年來,梁慕嫻勤奮筆耕,以一名港共團體負責人的親身經歷,揭開地下黨神秘一角,顯示中共怎樣在香港對一些年輕人洗腦,進行地下階級鬥爭,進而發動六七暴動,破壞香港社會安定。

歷史的那一夜早已翻過去了,梁慕嫻為何還要寫這些文章?不少昔日的同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認為,她沒有從黨內得到好處,沒有在香港回歸之後加官進爵,所以才當了「叛徒」。其實,梁慕嫻的「反戈一擊」,絕非出於個人的利益或恩怨,而是她自身精神蛻變、思想升華、良知復歸的自然反應。

梁慕嫻的覺醒經過了三個大的轉折。首先,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她對光芒萬丈的「紅太陽」產生了懷疑,對中共高層慘酷的內鬥感到震驚。本來她是中共港澳工委眼中的紅人,如果繼續為黨工作,可以更上層樓,榮華富貴,近在眼前。但林彪事件已經撬動其共產主義信仰的根基,她不再相信黨灌輸的一切,決定於一九七四年移民加拿大,並脫離共產黨。她比那些九七回歸前夕才匆匆選擇移民的香港人提早二十多年離開,可謂先知先覺。

然後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雖然早已身在桃源般安寧的大洋彼岸,但「六四」的鮮血讓她念茲在茲,「‘六四’瘋狂大屠殺,徹底地驚醒了我」,「每年的‘六四’,我一定要看到燭光,我堅守燭光,尋找燭光的影子,像尋找親人一樣」。她的人雖不能到維園,心卻在維園。從此,梁慕嫻對「共產黨可以變好」不抱任何希望。當二零一一年溫家寶接見香港「老資格地下黨員」吳康民,不少港人憧憬多次呼籲政改的溫家寶至少會落實「柔性治港」之原則時,梁慕嫻一針見血地指出,「溫吳會」乃是親共派企圖「以分豬肉的方式」分配特區政府的官位,是對民主的漠視與褻瀆。

而真正讓梁慕嫻「萌生與中國共產黨來一個思想上的了斷的想法」的觸發點,是一九九五年她讀到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使我徹底地承認自己上當受騙,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欺騙。當時我感到全身毛骨悚然,猶如被髒水浸淫過一般」。她意識到,不能只當終日以淚洗面的受害者,而要成為講出真相、控訴罪惡的見證者,「寫是了斷,也是清洗污垢的最好辦法」。她將地下黨禍害香港的歷史和盤托出,同時,也不斷對自我作出反省和懺悔,她坦誠地寫道:「一個曾為凶殘的中國共產黨做過事的人,覺悟之後,能做的就是揭露和懺悔。我願終生為此懺悔。」這是她二零零零年受洗成基督徒之後,從基督信仰而來的懺悔精神。

梁慕嫻的勇氣讓我想起了李慎之。李慎之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毅然決定「不在刺刀下做官」,在其晚年以《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削肉還母、剔骨還父,赤條條一素身」。劉軍寧也以聖經中摩西「出埃及」的故事來形容李慎之晚年「不怕顛沛、敢於造次」,找到自由主義的新的精神歸宿。與之相比,「剔骨削肉」這一自況最準確、最入木三分而令人感同身受。正如王怡所論:「因為‘剔骨削肉’不但顯示了最堅定而慘烈的一種絕裂姿態,更顯示出絕裂者與其精神之‘父’深入骨髓的淵源。」梁慕嫻何嘗不是如此呢?雖然她不是李慎之那樣的思想家,但她在行動上似乎比李更為徹底。因為她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長大,雖有地下黨員的身份,卻始終不是靠黨吃飯的人。李慎之晚年思想日益精進,但在中共無所不在的單位制度之下,仍然無法實現「肉身翻牆」,完全脫離官方分配的住房、副部級的醫療待遇等束縛。而梁慕嫻卻可以移居加拿大,自食其力,身體和精神同時獲得自由。

所謂「特區」,已成特務之區

《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雖然稱不上一部完整的香港地下黨的歷史,但冰山一角,已經觸目驚心。作者述及學友社的波瀾起伏,與若干如今在香港政商兩界呼風喚雨的名流,如葉國華、曾鈺成、曾德成、程介明、程介南、梁振英、蔡培遠等人,都曾經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對這些人的前世今生,可謂瞭如指掌。

論及學友社部分,是全書的重點。我特別注意到一個細節:當時階級鬥爭的弦都繃得很緊,幾名以左派自詡的骨幹,突然把矛頭對準一名他們認為有疑點的青年,將其召集到辦公室,用幾個小時對其窮追猛打,「以毛的階級法律私設公堂審訊,像大陸的紅衛兵,簡直無法無天」。這個青年被開除出去,從此走上學術道路。數十年以後,這個名叫黃玉山的青年成了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而不少深陷革命道路的青年人,晚年一事無成,貧困潦倒。黃玉山之得失,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學友社有一個由七人組成的「核心黨組」。當時,核心組特別組織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正式在學友社播種,而我的藝術抱負就此幻滅。」後來,梁慕嫻逐步意識到,正是毛的這個講話,成為中國文學藝術的催命符。她進而指出,批判毛澤東思想非常重要,是根除毛毒的根本。她呼籲說:「衷心希望深受毛澤東思想毒害的中國藝術家們,從二十世紀的陰影走出來,擺脫一切羈絆走上文學藝術的正途,在未來歲月裡創作出幾部真正偉大的作品。」然而,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百名作家手抄延安講話的「手抄本」,他們說,抄寫毛的講話時,感恩戴德,畢恭畢敬。這些「奴在心者」,焉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來?

梁慕嫻還重點回顧了當年地下黨是如何策劃六七暴動的。地下黨到處安置炸彈,甚至派出殺手,用澆汽油的方式燒死香港新聞界名嘴林彬兄弟,以此暴行恐嚇良知之士。梁慕嫻指出:「這絕不是所謂某暴徒的個別行為。在幾十年之內,中共有領導,有組織,有計畫地消滅生命,它千變萬變,卻萬變不離其宗,本質沒有變。」共產黨就是一個超級恐怖組織,與本拉登之基地組織有何差別?荒謬的是,作為「香港的本拉登」的「六七暴動鬥委會」主任楊光,本當在監獄裡結束其罪惡的一生,幾十年後卻將自己漂白,並恬不知恥地接受了特區政府的大紫荊勛章。誤將屠夫作閑士,香港的前途豈不危哉?

梁慕嫻是最早向香港人發出「狼來了」的警告的人。她指出:「香港地下黨組織不單只是存在於中聯辦,中資企業,民建聯和工聯會等機構內,而是已經遍佈全港,正以不可阻擋之勢層壓式地全面發展。他們的目的是最終掌握全港所有機構和部門。」香港人在英國統治下久享太平,不知道中共之陰毒殘暴,對梁慕嫻的呼籲如當耳邊風。當梁慕嫻警示梁振英有可能坐上特首之大位時,大家都認為這是天方夜譚。誰知,眨眼之間,狼就來了。唐英年與梁振英,前者是豬,後者是狼。當年,儲安平精闢地指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自由就變成‘有’和‘無’的問題。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意志。」國共之差異,也就是唐梁之差異。梁慕嫻將這一論述移用到香港的現狀上:「現在香港面臨的選擇是:如果中共間接統治,這個自由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若中共直接統治,則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梁振英上位,讓「自由是有和無」這個嚴峻的問題擺到每一個香港人面前。

在這一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不僅是香港人,而且所有關心香港的前途與命運的人,都當讀一讀梁慕嫻這本嘔心瀝血、剔骨削肉之作。《孫子兵法》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或許,讀者可以從書中找到克制地下黨為禍香港的妙方良策。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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