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這些年：與六四有關的故事

2012-06-11 04:00 作者:黎學文

那一年，我讀小學五年級，十二歲，每天最快樂的事是放學回來打開家裡破舊的黑白電視機，聽在地區師範學院讀大學的二哥眉飛色舞的講述著北京發生的故事。電視畫面上，是飛揚的旗幟，青春的面孔，呼嘯的救護車，生動而質感。

那一年的夏季特別炎熱。

在放學的路上，我和同伴們走在坑坑窪窪的鄉村小路上，不再像往日那樣打鬧嬉戲，我們幾個小夥伴開始討論國家大事，我說：「我們給趙紫陽爺爺寫信吧。」夥伴們說：「你寫，你作文寫得好。」可是該寫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懵懵懂懂的覺得我們該做點什麼。

父親從縣城回來，說他騎著自行車在縣城的馬路上，有人給他撒傳單，他沒要，騎著自行車很快的離開了。

父親是鄉村小學校長，過去因為成分不好，一直入不了黨，曾經為此大哭。他怕。

後來，電視機上不再有生動的畫面，變成了殺氣騰騰的喧囂。

七月，異常炎熱，已經畢業的二哥一直沒有回來。父親急了，去學校找二哥。

父親從長途車上下來，二哥的系主任在車站等他，見面的第一句話是：你兒子住了學習班。父親聽到這句話，當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

系主任抱住父親，連說：沒事，沒事。

父親回來後告訴家人：二哥在學校裡是學生頭，領著同學們上街遊行了。學校裡有五個學生住學習班，二哥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拿不到畢業證，沒法分配工作。

我模模糊糊的為二哥驕傲，同時聽到父親的唉聲嘆氣，又分外擔心。

一個月後，二哥回來了，不再像過去那樣興高采烈，而是沉默不語。他每天都在村外的田野裡徘徊，眉頭緊鎖，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

父親每天都逼著二哥去縣教委，打聽分配工作的事情。二哥是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父親含辛茹苦，就想讓孩子們離開農村，有份工作。

二哥常與父親爭吵。後來二哥終於分配到了工作，到鎮上的中學當老師。又後來，他考上研究生、博士，成為名牌大學的老師，副教授。

後來二哥跟我回憶往事，他說：在當時遊行的時候，在經過軍分區時，許多同學要衝進去，當學生頭的二哥拚命制止了。

也許是二哥的制止救了他，他分配到了工作。

後來我偶然碰到二哥的系主任，他對我說：你父親是個好人，你二哥他們都是熱血青年。

那一年夏季，從此在一個12歲少年的心中紮下了根。

那一年的記憶，也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

1995年我上大學，碰見一個學弟，談起六四，他說他家裡有很多當時天安門的照片，都是他哥哥在北京拍的，我興奮異常，讓他拿來看看，他從家裡拿來，我看到了民主女神高高聳立的照片，看到了萬人攢動，頭纏白布的悲壯畫面，我對學弟說：這些都是寶貝，你好好收藏著。學弟不以為然：你喜歡就送給你。我如獲至寶，趕緊收藏。

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家鄉的鄉村小學當老師，有次跟同事們閒聊那一年的事，一個女同事看我慷慨激昂，冷言冷語的說：「你說得那麼興奮，你可知道我就是89年上的高三，因為學潮，我們都沒有能參加高考，我回家務農，現在成了民辦教師。「

當時我懵了，望著這個女同事，才知道那一年的事改變了她的整個人生。

也就在那時，我開始整夜整夜聽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知道了更多的六四故事。開始讀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讀劉軍寧主編的《公共論叢》，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1998年，弟弟在鎮上開書店，從武漢的書市上買來很多盜版的港臺書賣，其中有《六四真相》、《天安門》，王丹、封從德的回憶錄。那些書都賣得很火。大部分的買者都是鎮上國企的退休工人，他們從不還價。弟弟很大膽，大搖大擺的把那些書擺在書架上賣，後來，一個老師給《湖北日報》讀者來信專欄寫信告發，說我們家的書店在大量的賣反動書籍。

文化站的人拿著《湖北日報》把我家書店擺著的這些書全部都收走了。

不讓擺著賣，就偷偷賣。冬天，我和弟弟穿著厚厚的棉衣，把這些盜版書揣在懷裡，見到有打聽這類書的老工人，就從棉衣裡掏出這些書，極力推銷。書賣了不少，弟弟賺得喜上眉梢。

不久，弟弟從武漢回來，很沮喪，說書市被掃黃打非了，這些書都進不到貨了

後來，家裡的書店再也沒有賣過那些書。

一次在家裡的飯桌上，談起六四，在地方上當小官的姐夫說：你天天看那些反動書籍，為六四叫屈，你不想想：如果當時不鎮壓，哪裡有這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哪裡有我們這一家的小康生活，穩定壓倒一切！

我怒不可遏，離座而去。

1999年的六四那一天，我在家絕食一天，寫完《六四十週年有感》一文，完成我精神的成人禮。

2000年，我到杭州，住在浙江大學的學生宿舍考研，在浙大的校園論壇上，看到《天安門》的記錄片，被大量下載，網際網路開始強大傳播。

在杭州，我結識了傅國湧，在他簡陋的家中，聽他講述他的故事：那一年，他參加學潮，在天安門發表演講，認識他的妻子，後來他被抓，在火車上，鎖鏈從手到腳，他入獄。他的母親，一夜白頭。他的妻子，北師大的高材生，因為是反革命的家屬，得不到學校的提拔。他給我看他坐牢期間，他妻子和孩子去探監的照片，一家三口，笑得燦爛而純淨。

那是我見到的世間最美麗的照片。

2002年的某天，一個朋友約我去拜訪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王有才的家，王有才當時因為籌辦中國民主黨坐牢，他的妻子胡江霞在家，我和朋友在路上不停繞彎，防止被盯梢，輾轉到王有才在杭州翠苑小區的家，終於見到胡江霞，相聚暢談，很愉快。不久，聽說王和胡辦理了離婚手續，不久，王有才經過中美談判，被直接遣送美國，後來，胡也去了美國，聽說他們復婚。

在杭州，一個大老闆找我借去了王丹的獄中回憶錄一書，久久不歸還。後來我才知道，在那一年，他是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主席，那一年的夏季，他的一個腳趾頭被打斷，他後來下海，成為巨富。

2003年，我和朋友在杭州三聯書店開始舉辦學術沙龍，傅國湧說：那是杭州的民運一代被打壓下去後，杭州第一次公開舉行的民間公共活動。我們也請了傅國湧去演講，那是他出獄後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講話。
2005年我考到雲南昆明去讀研究生，某次上課，一位老師突然對著我們十多個同學講起六四，他說：那一年發生的事情，既有非常純潔，也有非常骯髒的事情。老師當時在北京讀研究生。親歷了那個夏天的事情。我聞之驚訝，老師不僅是教授，而且還是校長，官居正廳，這是我第一聽體制內的官員教授在課堂上公開講六四。

下課後，我興奮的跟幾個同學講我起所知道的六四，幾個80後的女同學睜大眼睛聽我講述，彷彿在聽異國奇聞，她們問一旁一直聽我講的班長老大哥：他講的是真的嗎？班長點著頭說：是真的，都是真的，當時我還在天安門，睡了幾晚上。班長是68年人，參加過六四。

那幾個女同學仍然不敢相信，感嘆道：我們怎麼以前一點都不知道啊。

與我同住一個寢室的美術系研究生老楊，70後，黨員，大學教師。有次晚上臥談，他說起他們村裡的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六四時失蹤，20年過去了，仍然杳無音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那是他們村裡唯一一個名牌大學的學生。「我恨共產黨。」老楊說完這件事後恨恨的說。

我所在的學院一個教授，曾是那一年雲南學潮的鼓動者，他跟我講述他帶著學生上街的情景：從學校翻牆出去，上街喊口號，六四屠殺後，他發起了雲南的第一次抗議遊行。秋後算賬，他被停課審查，幾大摞材料擺在面前，要求他承認罪行，學生保護了他，都說是學生們自發上街，不是老師鼓動的。他得以保留教職，然而自此以後，他開始不停的與女學生戀愛，一個接著一個，幾次離婚，風流玩世，本來早該當系主任的他，一直當不了。有次在飯桌上，他當著學校領導面大罵：中共從89年就該垮臺了，早他媽的該死了。

舉座無語。

學院的老師說：他自六四以後，就變成了另一個人，天天罵共產黨，玩女學生。

我的研究生導師，一位老教授，民主黨派，他告訴我，六四後，雲南省委組織民主黨派座談，他在會上發言說：關於六四的處理，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政府要那樣處理。導師說20年了他一直沒有想通。

2009年，我研究生畢業留校，應聘考試排名第一。由於曾經在海外網站發表幾篇文章的原因，雲南安全局的官員突然來學院對我進行政審，那是我第一次與安全部門的人打交道，內心充滿恐懼。

安全局的一個副處長問我：「你如何看待六四？」我沉默良久，說：「六四不是我們這代人的事情，很複雜。」副處長久久的盯著我，說：「難道你不認為正是黨在那一年的果斷行為，才有後來的繁榮發展，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想起了與姐夫的爭論，他們一個邏輯，無人性的邏輯，我沉默著，怕失去大學教職，不敢反駁。

可是我的政審仍然沒有通過，學院最後以我「不熱愛祖國不熱愛社會主義」為由，在院黨委會上否決了對我的錄用。

直到現在，我還在為我當時在面對維穩機器時表現出來的怯懦而懺悔。六四不僅僅是八九一代的事情，也是這個土地上每個人的事情，是暴政下的血，是國家無法癒合的傷口，如何看待六四，不能有模糊的說辭，不能有曖昧的藉口，而應該直接了當的對暴行說不，對血寫的事實和墨寫的謊言說不。對六四的態度，已經成為衡量每一個中國人的道德底線、拷打每個中國人良知和人性的試金石。任何觸犯底線的行為和表達，都是違背良知的不義行為。

2009年，我被大學驅逐後赴京漂泊，此後的歲月，認識了很多老師、朋友，我聽到了更多與六四有關的故事。

剛到北京時，我在一家喉舌雜誌當記者，一個同事大姐跟我說：九十年代初期，她讀大學，一個軍人喜歡她，追求她，她不冷不熱，有次散步，那個軍人問她：你們大學生是不是還恨我們當兵的？大姐不作聲，軍人接著說：我沒有開槍。

我的另外一個女同事，80後，武漢大學的文學碩士，男朋友是部隊的軍官，有次聽我們閒聊六四，很驚訝，回家詢問男朋友，她男朋友告訴她：當時他們軍人的槍裡都沒有裝子彈。女同事深夜打電話來跟我爭辯：到底死沒死人？她到底該相信誰？我反問道：沒有裝子彈，那些學生和老百姓都是怎麼死的？我們爭辯了半個小時，她最後也不知道該相信我，還是她男朋友

她後來和男朋友吹了，不知道是何原因。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餐廳，我與從香港來京的於碩教授聊天，她談起她的六四故事：當時她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名年輕老師，是劉曉波的同鄉和朋友。整個夏季，她拿著照相機和錄音機，在天安門廣場上採訪學生、知識份子、市民，她想記錄這一切。六三夜晚，她最後一波撤離，劉曉波曾告訴她他的包放在紀念碑的一角，那裡面有劉曉波準備赴美的護照和錢物，撤退時，於碩往紀念碑台階上跑去，準備去取，學生糾察隊員死死拉住她，大喊：不要命了！把她按倒在地。她回到學校，把拍的照片給繫上的一個領導看，其中有她在中國政法大學門口拍到的被打死的學生照片，學生的腦漿都留在了地上，這個領導當場嚎啕大哭，拿出公章和一摞介紹信，蓋了很多空白章，交給於碩說：孩子，你趕緊逃吧。我能幫你的就這些。於碩說：她一生都記著這個領導，在當時，他這樣做是冒著很大的風險的，這些普通人，身上有著最可貴的人性閃光。

於碩拿著這些介紹信，輾轉逃到廣東，到了蛇口，準備找袁庚，她在一個島上躲了半個月，後來成為黃雀行動第一個被救的人，她到了香港，後來去法國，與法國人結婚，後來獲得人類學博士，成為大學教授，她現在從事中歐學術交流的工作。

在北京宋莊小堡村，於建嶸老師的家中，我聽他講述他的故事：六四時，於建嶸在湖南衡陽家鄉，在市政府做秘書，於建嶸的一位同學，高幹子弟，在天安門舉過旗幟，六四後逃回湖南家鄉避難，於建嶸給他找了個住處，最後安全部門找到了於建嶸，那位同學沒事，但是於建嶸被審查，他一激之下，辭職去海南下海，後來賺了200多萬，後來又洗腳上岸，讀博士，做學問，後來成為著名學者。六四改變了他的人生。
在北京一個酒吧，某個深夜，我聽藝術家高慧君談他親歷的六四：6月3日的夜晚，讀大學的高慧君和同學們在長安街，子彈呼嘯而過，他的一個同學在他面前被從地上彈起來子彈穿胸而過，當場死亡，他立刻匍匐在地，往後爬行幾百米才躲過一劫。老高講得驚心動魄，彷彿一切都發生在眼前，他厚厚的眼鏡後面，有晶瑩的淚光閃爍。

某次在西四環的餐廳聚餐，好友溫克堅兄向我介紹席中的一個中年人說：他是馬少芳。我愕然，問道：你就是六四首批通緝名單中的馬少芳？馬少芳點點頭，說：沒想到20多年過去了，你這樣的年輕人還記得我。我連忙舉杯敬酒，說：有些人和事，是無法忘記的。

馬少芳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六四學生領袖，他出獄後經商，一直在國內堅持，矢志不移。

在天津的泰達藝術館，有次與著名藝術收藏家馬惠東先生先生喝酒聊天，酒酣耳熱之際，馬先生說：80年代後期，他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進入當時的智囊機構體改所。後來被清洗，從體制裡逃出，下海經商，六四20多年間他從未去過天安門，每次開車路過，都繞道而行。馬先生說：六四的槍聲之後，改革就死了。

著名哲學家黎鳴先生是我的忘年交，白髮蒼蒼的他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成名，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他告訴我：六四時他在青年政治學院當科研處長，後被撤職，差點被捕，工資被停發，六四後的十多年，他再也未領過共產黨一分錢的工資，靠翻譯和寫書清苦度日。

在宋莊畫家村，某次與著名詩人芒克先生喝酒聊天，他告訴我：89年初他從國外回到北京，參加《今天》10週年慶典，參加和北島等人呼籲釋放魏京生的公開信簽名，六四後被帶著黑頭套從北京勁松的家中押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關押了兩天，後被釋放，抓他的人對他說：抓他是為了他的安全。芒克後來靠畫畫維持生計。

有次在一個茶樓，與一個中年商人聊天，他說他曾在部隊服役過20多年，談起六四，他滔滔不絕，他說：當時他就在天安門的指揮中心值班，中心在地下一層，他負責情報匯總工作，每天從他們中心派出的情報人員幾百個，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被監控者。他說那陣子，北京市長陳希同幾乎每天都到指揮中心來。

在北京搞出版的余大哥是我同鄉，他跟我談起他的六四，那一年，他在湖北一個偏僻的鄉村中學任教，極其苦悶，寫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油印了10多份給同學朋友，後被告發，他被逮捕，在看守所待了一年，未經審判被釋放。他說：中國的看守所是最殘酷的地方，他是爬著出看守所的。他出來後才知道疼愛自己的外婆在他被抓的當天，去世了。出來後，老婆和他就離婚了，他開始了四處漂泊。
旅居歐洲的作家李劍芒有次回京跟我聚談，他告訴我，六四時，他的同班同學，也是北京電影學院的郝建教授的堂弟郝致京失蹤，後來他在醫院看到了郝的遺體，是被打死的。李劍芒說：他的父親之前曾跟他寫信，告訴他別當英雄，槍響起來後，就趴在地上，父親對李劍芒說：孩子，你不知道他們的殘忍。

微博興起後，我認識了很多知名不知名的網友，其中有位北京姑娘，名叫渴渴，是政府網站的主持人，她跟我說：六四時，她上小學二年級，六月三日那天是她生日，一家人在姥姥家給她過完生日後，從呼家樓走到公主墳，一路上，她看到了燃燒的公交車，路障，扭曲的自行車，奪路的行人，畫面恐怖，讓她終生難忘。六四的記憶自此揮之不去，她上微博後，不時發布一些六四的圖片和史料，微博很快被封，她現在是微博上活躍的轉世黨之一。

朋友海濤，作家，北京通州郊區人，他告訴我：六四後，他們附近村裡的大媽大爹每天被組織到城裡扭秧歌唱頌歌，唱累了想買個冰棍吃，但是城裡的小販不賣給他們，說他們沒良心。
……

與六四有關的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

那一年，作家野夫在海南做警察，面對屠殺，他毅然脫去警服，提交辭職信，告別體制，後來他在武漢被告發，後來入獄，後來母親自沉長江，後來他寫出名作《江上的母親》……

那一年，朋友杜導斌從家鄉縣城來到省會武漢參加大遊行，後來，他在網路上抨擊時政，後來他被捕，後來成為著名的異議人士……

那一年，許多父母沒有找到自己的孩子，許多家庭失去了自己的親人。那一年，許多精英漂泊海外，許多人客死他鄉，終身無法回來，那一年，中國成為一個斷裂的世界，一個生死界，一個分水嶺，那一年，20世紀的中國其實已經結束了。

2010年的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坐地鐵穿過北京城，從城東郊區來到城西的木樨地，我坐在木樨地的馬路邊，想著20多前發生在面前這條大街上的血淚，想著天安門母親，想著那些永遠離去的同胞，很久很久，心很沉，淚欲落，哽嚥著，無語到黃昏，那個下午，我默默寫下了這首詩：　

在木樨地，想一個人
——致丁子霖母親

今天，我在木樨地
想著一個人
我不認識他
但我永遠記得他
此刻，我想著他
就像想起一個失散多年的兄弟
那是21年前
就在這裡，木樨地
一個永遠無法忘記的地方
那個殘酷的夏季
一顆子彈
穿過了他的身體
他只有十六歲的身體
他發出了最後的吶喊
然後，告別了這個世界
這個罪惡、血腥和充滿謊言的世界
他走了
這個十六歲的少年
這個永恆的少年
從此無法長大
而我們，在沒有他的世界
一天天變老
一直到現在
這麼多年了
彷彿一個世紀
不，是幾個世紀
我們眼看著自己的衰老
而無能為力
我們告訴自己：我們活著
我們需要活著
然後，我們想和這個世界慢慢妥協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注定無法和這個世界妥協
不為別的
只是因為這個少年
他永遠無法長大
所以我們必須衰老
衰老，其實就是死亡

今天，在木樨地
我想著一個人
我想著他
就像想著一個失散多年的兄弟
一個失散了21年的兄弟
我想著他
這個永遠年輕的少年
我想哭，但哭不出來
我知道我們已經沒有淚
何止沒有淚
我們連血都沒有
我們的靈魂早已被掏空
在槍聲中，在流彈中
在一切歷史的塗改和遮蔽中
我們唯一還能做的
就是來到這裡
想著這個少年
像想著一個失散多年的兄弟
一個失散了21年的兄弟
他沒有離去
但我們再也無法將他找回